语音与民族文化心理

3．1．4　语音与民族文化心理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都反映了它背后隐藏的独特民族文化，而透过一种语言的语音去研究该语言使用者的独特民族文化，不但能使我们对其文化有所了解，还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这无疑对于我们学习和使用该语言是有很大帮助的。例如，美国早期的历史可以说主要是一部英国移民史，美国英语又在许多方面折射出了其典型的民族精神。从16世纪末开始，大批怀揣致富梦的英国移民不断来到美洲新大陆，他们带来了伊丽莎白时代英语。虽然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语音特点在今天的英国英语中早已销声匿迹，但是，由于当时地理环境的隔绝和人们的怀旧心理，美国早期移民把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语音特点部分地在美国英语中保留下来，造成现代美国英语有许多地方不同于英国英语的民族发音特色，表现在元音上：①在［s］，［f］，［a］等清辅音前的长元音［a：］（如fast，bath）在读作短元音［ē］；②单音节词如cod，box，hot中的短元音［a］在美国英语中读做长元音［a：］的缩短形式［a］；表现在辅音上：（A） door，flower，harmony等一类词中，长元音后都保留有［r］音；（B）两个元音之间的清辅音［t］浊化（如metal，little和matter听起来像是medal，liddle和madder），以上这些发音特点说明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文化渊源。

美国早期的移民都是抱着追求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自由的目的投奔美洲，美国独立后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在语言上，美国人不像英国中上层社会那样极力推崇标准语，把语音当做区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之一，崇尚平等自由的美国人甚至“有意识地使用非标准的英语”（侯维瑞，1992：126），这一做法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一般交际场合中大量使用口语和俚语，从而使得美语具有大众化的特点。词典编纂家韦伯斯特这样评论美国英语语言规则，“拼写、语法和用法的标准是从活生生的语言中得来的，而不是人为规定的”。（Webster，1994—2000 Encyclopedia Britannia，Inc．，2000）直到现在，美国语法学家仍然认为，语法规则是从说话者或语言使用者最简洁的交往行动中归纳出来的^[2]，（Du Bois，1985：363）充分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价值观念。

印欧语言属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纯粹是一种符号，这种文字直接反映读音，书写容易，但是词的形态比较丰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主要是以笔画拼构图形来表达意思，使形音有机融合，人们一般根据读音可以知义，汉字是中华民族想象力的产物。词具有形、音、义三种属性，在书面词的识别过程中，词形和语音——特别是语音在词义通达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焦点问题。在视觉词汇识别领域中，西方目前流行三种词义通达的理论模型，三种理论争论的焦点是语音在词义通达中的作用问题。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正体现了其中两条不同的途径。

语音中介理论（pho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认为，在词汇识别过程中词形信息首先激活语音表征，然后由此激活词义，语音在词义通达中起着重要的，甚至中介的作用。直通理论（direct theory）认为，在词汇识别过程中视觉输入的刺激被映射到词形表征上，词形表征的激活直接导致存贮的词义的激活，语音在词义通达中作用不大，或者说起一个附加过程。直通理论还认为，尽管在言语获得的初期，语义的获得首先要与语音信息相联系，但是随着阅读水平的提高，成人阅读者可以直接由词的形态特征直接提取词义。近年来，一些以汉语为材料的实验证明，（周晓林，1997；张武田，1998；林仲贤、韩布新，1999）汉语词义的通达更符合直通理论，义码的加工时间显著短于音码的加工时间，而且义码再认的正确率高于音码再认的正确率，汉字字形信息在汉字字义通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双通道理论（dual-route theory）又叫赛马模式（horse-racing model），该理论认为在词义提取过程中，直通和语音中介两条通道同时并存，读者对目标词的判断，既可以通过对语音转录得到，也可以通过拼写表征得到，两者是平行加工的，每条通道都有机会决定词义的激活，但最终由哪条通道通达词义取决于下列一些因素：①词频，高频词倾向于由词形直接获得词义，低频词需要经过语音的中介。②读者的水平，熟练的读者倾向于通过形来达义，不熟练的读者可能经过语音的中介。③任务要求，当要求对识别的词进行记忆的时候，读者会更多地依赖于语音的编码。

实际上，这三种词义通道理论处于同一连续体的不同端面，直通理论和语音中介理论各占据连续体的两端，直通理论强调词形的作用，语音中介理论强调语音的作用，而双通道理论则处于连续体的中间阶段，它认为语音是否对词义通达起作用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从文字类型这一角度来讲，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文字，即拼音文字、音节文字和表意文字，所以潘文国先生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三个类型：音素语、音节语和音形义一体语。（潘文国，1997：161）这三种文字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汉字属于典型的表意文字，用形旁表意这是汉字的显著特征。就字形与字音的对应程度而言，汉语属于深层正字法文字，虽然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的作用，但与拼音文字相比见形知音，而且一些研究表明汉字不存在前词汇的语音提取。基于汉字用形表义，形旁对字义提取有重要影响，而且不存在前词汇语音加工的特点，汉语字（词）义的提取可能更符合直通理论的假设。对于英文而言，其正字法的深度介于深层和浅层正字法之间，因此其词义的通达有可能更符合双通道理论的假设，即高频词可能直接由词形通达词义，而低频词可能经过语音的中介。（陈宝国、彭聃龄，2000）

实际上，西方拼音文字走的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的曲线，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而概念与文字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文字对语音负责，语音才直接跟概念发生关系，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参见本章3．2．4．语言字符的文化承载功能）而表意体系的汉字走的是另外一条线，其字形和词义之间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间接联系，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作为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与词的联系，同西方拼音文字与词的联系，有着重要的区别：拼音文字同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如下图）。

拼音/表意文字词义通达图（T10）：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再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拼音文字书写的词（词义）仅与语音形式具有直接的联系，而汉语的词（词义）却同时与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即汉字）具有直接的联系。潘文国教授指出：“由从思想到文字的途径来看，英语和汉语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因此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形写意，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研究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当然，作为文字，汉字不可能没有音，但至少从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来说，比起形，音是第二位的。”（潘文国，1997：156）余贤君、张必隐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法对汉字进行试验，用形声字的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作为启动刺激，对形声字心理词典中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的作用进行探讨，实验结果证明了潘文国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①形声字词典中存在着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的启动效应，义符和音符对高频词和低频词影响不一样，对低频词的影响更大，音符启动的错误律显著高于义符启动；②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的作用不是等同的，在形声字心理词典中义符线索启动词义的作用更大；③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对一致的字和不一致的字的影响不一样。（余贤君、张必隐，1997）

例如，汉字“悲”从心从非，心之所以非则悲，《说文解字》中注为：“悲，痛也，从心非声，有声无泪曰悲”；“慈”字在《说文解字》中被注为爱（有心之爱），从心兹声。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皆突出了其中的“心”意。在汉初的《尔雅》中，有百余条关于包含心意的汉字的注解，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入心部的汉字有270多个，（许慎，1989：314，316，319）而在《康熙字典》中，归之于心部的汉字已有1170个之多。心被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意识，乃至态度、性格和意志。每一个心部的汉字，都有其心的内涵和心的意境，都象征与表达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3]。这就形成了汉语词形的两重性：词（词义）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汉语特有的以音表义和以形示义的词形二重性，是其区别于以拼音文字为书写形式的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既然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潘文国，2001）在文字问题上，英汉语两大文字体系的不同其实就是东西方民族认知和表述方式的不同。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模式是该民族文化生成的基础，而语言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和工具。一个民族使用的语言不同，尤其是语言构成形态的不同，反映并影响着思维及其文化的不同特征，所以语言形和义的关联度不同，反过来又促成东西方思维方式及文化发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汉字是表意性文字，不管是汉字的创造者还是使用者，当他们在字形或符形上感知与领会其意义信息的同时，又反映与表达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重具象的文化心理，这可能与汉民族重视觉甚于重听觉、重感觉甚于重思辨的心理机制有关。《易经·系辞》在论及“易”之起源时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表面讨论八卦的产生，同时也适合描述汉字的形成机理。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借用了这段话讨论汉字的起源，他说：“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有关汉字形成与起源的描述，其中揭示出了汉字中所包含的象形于天地人文，通过认识自身以演绎天地万物品性的道理，以及汉字中所内含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原型作用。以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书论而论，它们都适合“庖犧氏氏始作八卦”的易理。汉字六书本来是一个整体，象意或会意则是该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象形与象事是“形”之本，象意或会意为“意”之本，而象声或形声则为音之本。汉字的产生是直接取象于天、地、动植物、人与周围的事物的，中间没有经过语音的媒介——当然语音是文字之所以是文字、而不是图画的必要条件，而在汉语中却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因此潘文国教授在《字本位和汉语研究》里赞同索绪尔的观点，认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潘文国，2000：90）

在汉字的结构与构成中，中国人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投映到文字构造当中；在通神明之德和类万物之情中，便包容了人类心智劳动，中国人将客观对象人文化认知化了，汉字结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汉字的形、义属性同汉民族的具象思维特质，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汉字形→义联系的可视性的形成又进一步强化了汉民族“重感性，轻理性”、“重梦幻，轻理念”的具象思维特质，这种重在感悟和联想的具象思维，同重在理念和逻辑的抽象思维有其重要的质的差异。汉字字形的独立表意作用不仅使汉字能有效地记录汉语，充当语言符号的符号，同时还能凭借字形的象征作用而直接表意，使汉字可以跨越语言的地域差异而形成的语音障碍，成为各方言区人民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这是汉字本身固有的两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唐兰先生就曾说过：“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汉）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汉）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做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汉）文字转化为语言。”（唐兰，1979：109）的确如此，有的人在阅读汉字文章时，之所以能一目十行地快速浏览并掌握其大意，这与汉字字形的直接表意功能是有很大关系的。（苏宝荣，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