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法的形态特征与民族文化

3．3．5　英汉语法的形态特征与民族文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社会、语言、文化一开始就是四位一体出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活，都用语言进行交际，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礼俗、思维心理等，无不深深地烙印在历史的轨迹上，我们不能把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断然分离开。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并且反映该民族的信仰和感情。语法的形态特征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在语言组织机制上的外在化。丁金国先生认为，“英汉对比研究的可比性框架，应该建立在两个层次范畴上，即显性结构层面和隐型结构层面。显性结构层面包括两个系统，一个是静态系统，一个是动态系统。显性静态系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结构各个层面，稍不同的是扩展到了篇章。显性动态系统实际上是言语系统，是言语在使用中在其相关因素制约下而发生的变异系统。隐型结构层面的语言事实分布在显性结构层面的各个部分，透过各种规则系统集中体现出来。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即是隐型结构层面的问题，其本质上是民族精神‘语言化’的层次”。（丁金国，1996）

萨丕尔说（2002）：“言语具有一种非本能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对于初学语言的人来说，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习得了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internalize）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也内化了本民族文化系统中的规范。伽达默尔认为，人类语言绝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语言和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语言的意义就是人的意义，一方面语言和文化有一种镜象关系，语言像镜子一样可以反映一种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文化又反过来构成模塑语言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英汉句法上的差异是由文化传统上的差异造成的。（陈嘉映，2003）

潘文国教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指出，汉语重意合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汉民族的悟性思维和主体意识，而英语重形合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英美民族重理性思维和客体意识，他接着谈到了中国人重整体思维与西方人重个体思维形成的哲学背景，中国人的整体意识源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然后重点分析这一区别在汉语语言上的三种表现：汉语造字构词的整体观照和英语造字构词的原子主义；骈偶和散行的不同心理背景；多遍性重复。（潘文国1997：360～37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语言所蕴含的哲学观与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共源性，不同的哲学观念孕育了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通过本民族的语言得到最好的表达，那么，汉民族重悟性思维和主体意识的习惯和英语民族重理性思维和客体意识的习惯背后所隐藏的哲学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民族“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文化传统。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地域、共同使用的语言环境，在千百年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通过相互交往形成了共同遵守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共同心理状态长期积淀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铸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宇宙观而言，西方文化呈线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一分为二，界线分明，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中国文化呈环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合而为一，环抱涵容，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左飚，2001）这种文化传统的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倘若人们忽视了民族特性在语言中留下的印痕，就会导致否认各种语言至为深在的本质以及意义重大的语言多样性。倘若人们不去努力尝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每一种语言为什么以及怎样特别适合于这个民族而不是那个民族，那么也同样有可能忽视不同类型的精神创造与每一语言的独特方式之间的细微深刻的关联。”（洪堡特，2001：68）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哲学理念将最终决定一种民族语言的形态，“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天人相分”、“主客对立”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中诞生、成长的，他必须通过民族的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

洪堡特说：“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洪堡特，1988：70）因而生活对于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就是一片园地，他们通过自己的母语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语言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认知工具，“不同的语言诉说着不同的世界，或者说是宇宙的不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是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看到一排符号，挡在无形的封闭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金克木，1991：163）在某种程度上说，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然而，我们一旦掌握了某种语言，我们同时也要为这种语言的思维方式所掌握。洪堡特甚至强调“人只能在语言中思维、感知和生活，他必须通过语言接受教养，而后才能理解那种并非通过语言产生作用的艺术”。（洪堡特，2001：74）

语言和思维是互相作用、关系紧密的统一体，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孕育了该民族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模塑了该民族语言的语法形态，一个民族语言的语法形态特征规范着该民族的语言表达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通常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它反映了该语言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心理倾向。“语法比语言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隐蔽地存在于说话者的思维方式之中。”（洪堡特，2001：107）语言是思维的主要载体，又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制约着该民族语言的组织结构方式。语言表达和组织形式同思维形式密切相关，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构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一个主要障碍。洪堡特说过：“语言的差异并不在于语音和文字符号差异，而在于世界观本身的区别。一切语言研究的根据和最终目的均在于此。”（洪堡特，2001：29）只有通过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比较，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英汉两种语言语法特点存在的差异，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汉两种语言。

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而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则强调“天人相分”、“主客对立”，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在思维上则是：中国文化偏重直觉和整体式感悟，西方文化则注重理性和逻辑式分析，“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理性和理性活动史”。（郝大维，1996：18）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主导，而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希腊和圣经文化的“天人相分”思想为核心。中华民族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统一，注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把握，认为思维与自然万物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思维直接作用于语言上，汉语重意会、轻形式，思维不需要通过“中介”转化为语言。由于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人的思维具有重综合、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的特征。中国人在观察、分析、推理、研究事物时往往以人为中心，注重内心的体验，形成了主体型直觉思维方式。正如贾玉新教授所言：“在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以及言语观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笼统、求综合和知觉上重直觉，迥异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观。”（贾玉新，1997：60）而英美人恰恰相反，西方文化讲究主客二元分立，他们将人与自然分隔开来，将物质与精神分隔开来，将主观与客观分隔开来，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能够通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促使人们不屈不挠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西方人的思维常常是尊重客观规律和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使西方人形成一种重分析、求思辨的思维习惯和求实与理性的文化心态。“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把统一的世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决定了西方人一分为二，习惯于以重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对待事物，而且注重内在的差别和对立，进行非此即彼式的推理判断，造成了他们形式上追求精确的语言观。

西方民族常把客观世界作为他们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对象，认为人的思维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客观事物，注重外在世界的经验和观察，他们习惯于从个体上把握事物，思维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语法手段才能转化为语言的表面结构，形成了客体型的逻辑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人总体上是使用由外向内的演绎法思维，逻辑性实证比较强，表现在句法上就是词汇形态特征明显，有利于在造句时使用形态标记保持句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中国人总体上是由内向外的归纳法思维，注重整体把握和意念体悟，逻辑实证性比较差，表现在句法上就是词汇没有明显的形态特征，靠意义的理解而非形态标记保持句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造句时使用流水小句，句子短小精悍。“东方社会，尤其是亚洲的文化和社会，还不习惯于西方文化的那种逻辑和分析，他们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著称于世。比如，就思维定式而言，直觉的整体性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一切二分，他们把事物放在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去把握，而且运用整体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及整体性的认识去认识客观世界，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贾玉新，1997：98）可以说，东方民族的思维具有主体性、整体性、综合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的特点，西方民族的思维则具有客观性、个体性、分析性、逻辑性、实证性、精确性、不强调主体意识的特点，这两种思维方式对英汉语言句子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形成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