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人化的审美主体道德投射与拟物化的审美主体理性观照

6．2．3　拟人化的审美主体道德投射与拟物化的审美主体理性观照

虽然同样是审美主体投射，英汉两个民族投射的方式却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民族的审美主体投射受天人相分哲学观的影响，是一种外向思维，其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征服世界，满足外在的需要，其主体投射的深层前提是世界的对象化，甚至是人的对象化或物化；而汉民族的审美主体投射受天人相合哲学观的影响，不是西方那种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主体投射，而是主客体混通、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投射。这种主客混通的主体投射的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在对象认识的基础上反思，而是认为世界内在于人而存在，认识人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或宇宙的根本意义，于是反身内求，从主体自身寻求人和世界的普遍意义。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直觉和自我证悟，穷尽人和万物的一切道理。显然，这是一种内向型思维。内向型的主体投射，表现在语言符号上，就不仅仅是在语义所指上体现原始思维某些特征的诗性智慧，而是在本体论上将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然法则的统一，内化在汉字符号的结构上。表现在汉语词汇文化语义的衍生上，就是以人本主义作为基本的建构方略，词汇文化语义带有泛道德色彩。

审美活动是主体凭借其自身的审美结构和审美能力，依据审美理想鉴赏审美对象的过程。主体在审美对象中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一种自由和快感，即美感。主体所具有的审美结构和审美能力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沉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体现了主体的本质力量。中国人常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实际上是中国人尊崇刚正坚毅的品格，所以人们在松树上发现了这些与人相同的品格，“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李白）于是汉语中便产生了松、竹、梅岁寒三友的说法。“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诗人与其说在咏松，还不如说在言志，这完全符合中国人“歌咏言、诗言志”的审美心理。人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不仅在情感、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而且还可以激发人的艺术想象力，激起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所以，中国人喜欢用“松”字给小男孩命名，如劲松、青松、松刚、松涛、松柏等，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具有顽强、坚毅、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梅花（mume flowers）属落叶乔木，性耐寒，能抗零下15度的严寒，梅花姿奇、韵胜、香幽、色雅，在百花凋零时凛然如故，陈毅元帅赞曰：“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于是梅和寒冬形成了不解之缘，人们把梅花称为“寒梅”或“腊梅”，人们认为梅花是报春花。毛泽东在《卜算子·咏梅》中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主席以梅作喻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形象地歌颂了梅花那种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在寒冬中绽放在悬崖峭壁，梅花象征着革命者不屈不挠的坚强斗志。这种傲雪而开、奋发顽强的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坚贞勇敢的品格，故梅花深得人民喜爱，人们谈梅知史，艺梅懂法，品梅移情，爱梅亮节，养成了踏雪寻梅的风俗。

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意思是说，“中”是天下的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的原则；“中”与“和”的道理实现了，天与地就各得其所，万物就生长了。可见，中庸与和谐是宇宙间万物彼此联系的准则，是万物存在和生长的源泉。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中国文艺的优秀传统向来重视感觉的赏心悦目，而不像西方诗学那样主张感觉至上和情感的宣泄，而是追求以理节情、情理融合、美善相兼，使表层的感觉经过理性的净化、道德的锤炼、情操的陶冶，转化为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中国古典诗学讲究含蓄蕴藉，就如中国人的性格一样，有限的言语中往往包含着无限的意蕴，所以中国古诗文在有限的篇幅背后往往蕴含有诗人们睿智的灵光，中国人常通过用词的语义模糊，来达到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深远意境。这种“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也直接促成了中国人的内敛型气质特点，表现在审美理想上就是执意追求“雅”（儒）、“妙”（道）、“悟”（佛）的精神境界，倡导乐天知命，含蓄内蕴。《论语·雍也篇》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种乐山、乐水是一种实现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和谐、相统一之后的美感体验，是一种移情式的情趣，是以审美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体验，也是儒家所孜孜以求的“心中之乐”。这种物我同一两相交往既使自然美中掺入了人的精神美，也就使人的精神美找到了自己的具象的表征物，从而使人和自然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于是中国人在自然万物内观照到了自己的影子，“登山则情漫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审美主体将自己的内在之气与本身就具有生命的自然在瞬间沟通、融合，超越现实时空，达到一种悠远无限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神游境界，所以中国人爱用花虫鸟兽的特性来比拟人类自身的某种社会品性，实际上这是中国人把自身的思想品格投映到自然界的各种植物身上，从而使代表这些植物的名词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意义。

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在园林造景中，中国人常选用红色的老梅作主景，以苍松为背景，修竹为客景，形成一幅有生命的“三友图”，还可把梅同兰、竹、菊相配植，集中展现园林“四君子”的风采。中国人赏梅、艺梅、画梅、咏梅，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韵。卢梅坡的咏梅诗《梅雪》脍炙人口：“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一段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梅花神、色、香、姿俱佳，铁骨傲霜，深受群众喜爱，在园林绿化中早已被广泛应用。人们在欣赏各种具有典型而又独特形式的自然景物时，通过美好的联想把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与生活意境同这些自然景物联系起来。那些本来是自然的事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了，它们成了人的纯真感情和美好理想的对象化，成了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美丽的神话和传奇故事的形象画卷，于是自然景物渗透了一种看不见、但可以从心灵上体验捕捉的人文精神，并且成为人的文化世界中极富感染力和魅力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人的审美体验方式是偏重于直觉的感悟。与注重理性、以形统神的西方思辨哲学不同，汉民族注重体验与感悟、以神统形的文化特质，在思维形态上突出表现为整体性和模糊性。禅宗妙悟说对中国人审美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妙悟既是指凝神遐想，心神领悟，又是指物我两忘、妙悟自然的精神状态。这种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混为一体。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倾向于通过直觉方式进行审美观照，中国艺术的创作心理首先是心物感应，表现在文学艺术中为虚实相生、意与境谐的审美境界，使自身达到与自然（天）合一的境界，这种思维讲求在喻象的基础上绎出义理，并且注重对喻象的整体直观和体悟。

由于西方文化是一种科技理性文明，而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型文明，所以中国特别注意修身养性，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报效国家的必经之路。传统的儒学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建立了一整套道德价值体系，如坚贞、刚毅、淡泊、谦逊、洁身自爱等，每一种道德品质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相应的植物作代表，如松之坚贞、柏之刚毅、梅之淡泊、竹之谦逊、荷之高洁、菊之淡雅，等等。自古以来，菊颇受文人雅士的偏爱，被誉为“四君子花”（梅、兰、竹、菊）之一，故中国文化中菊花又有“君子、佳友”的文化语义；菊花又称黄花，因其秋末冬初绽放，又凌霜耐寒，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骨气，汉语中“菊”便具有“坚毅”之文化语义；同时，菊花清香怡人，菊便有了“清雅、淡泊”之意。具有自然美的景物不仅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对象，而且是人获得和增进艺术的本质力量的无字的感性的自然教科书，如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宋人郑思肖《寒菊》）“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宋人范成大《重阳后菊花二首》）等，都借菊花来寄寓诗人的精神品质，这里的菊花无疑成为诗人一种人格的写照。

在西方文化中，西方人遵循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通常是从感性开始，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即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因素总是属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常常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从思维的特点与方式上讲，如果说在中国比喻是一种极重要的表达手段，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西方，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修饰语言的辅助手段；真正的理性思维往往排斥来自形象的东西。因此严格地说，在西方比喻和思维方式总有一定的距离，前者似乎是外加的，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当然，西方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由于对人和自然间关系的看法不同，中西方对审美体验中主客体之间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英美人很少用自然植物比拟人的思想品格，进行道德化描写，他们倾向于用植物象征人的某种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如英美人用peach（桃）、rose（玫瑰）、daisy（雏菊）比喻年轻貌美的女子，令人想起女性红嫩的脸庞，没有任何道德化评判。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玫瑰都象征爱情，因为玫瑰花不蔓不枝一花独放，而且每年暮春开花，一年只开一次，故人们用玫瑰象征忠贞的爱情。英国诗人彭斯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在诗中彭斯把他的爱人比做六月绽放的玫瑰。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当Soapy听见教堂中新年的钟声时，他想起了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体面工作和美好的婚姻，作者便用玫瑰象征Soapy曾经拥有的爱情（He remembered his old days with white collar and roses．）。在英语文化中，玫瑰还可用来指代“极其美丽可爱的女子”，相当于peach，如She is a rose of loveliness．（她长得妩媚动人。）

当然，在英文中，许多植物词也有独特的联想意义，而汉语中却没有。如百合花在英美人心目中美丽异常，高雅无比，常象征纯洁、洁白，white lily指清纯少女，as white as lily表示“像百合花一样洁白”，英国诗人济慈曾写过my lady's lily hands（我女人的纤纤白嫩的小手）的诗句。苜蓿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农作物，可用于喂养家畜。如果犁入土里，可以肥田。许多苜蓿草长有由三片小瓣构成的叶子，中国人把它称为“三叶草”。但有些苜蓿的叶子由四片或六片弧瓣组成，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英美人相信四叶苜蓿（four-leaf clover）能给人带来好运，于是live in clover表示生活舒适。百合花（lily）是状如喇叭的大花，通常呈白色，每到夜晚，百合花叶片成双成对地闭合，中国人称之为夜百合，往往用它象征夫妻恩爱琴瑟和鸣。而在英文中，lily-white表示“纯白”，无爱情的联想。例如：The little girl has peachy cheeks and lily-white complexion．这句话意思是说：“这小女孩脸色红润，皮肤白皙。”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百合花象征纯洁。漂亮白皙的姑娘常常被比做a white lily，正因为百合花洁白无瑕，如果有人想给它上色（paint/gild the lily），那纯粹是“多此一举”，相当于汉语中的“画蛇添足”。lily还有胆怯的联想，lily-livered就表示“胆怯的”，相当于timid或yellow-streaked。

江南先生指出，西方文明中有两个例外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当时理性思维尚未充分发育成熟，这个时候比喻在人们思维中的地位就重要得多，例如产生于希腊氏族社会时期的荷马史诗，其中的比喻在表达上就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其二诗人与作家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因为文学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他们由于天赋与职业的缘故，其思维方式总起来说也应当是形象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应当也倾向于一种比喻性。不过从一种历时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起源与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以前（即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前）基本上都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而且越是往前追溯这种特点就愈加明显，因此比喻在中国可以说就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思维方式主要以理性思维为主，因此严格地说，比喻未能真正介入思维之中，成为思维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能是思维的一种辅助手段。（江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