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义翻译的本质

7．1．1　文化语义翻译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语码转换和阐释、认知关联重建和文化语义信息再表达与再阐释的过程，从宏观上看，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其价值取向的制约。交际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认知推理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信息的解码（process A）和信息的编码（process B）两个阶段，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阐释主体和四个文本，即To（原文文本表达的信息），Ti（译者所接受和阐释的信息），Tr（译语文本表达的信息），Ta（译语读者所接受和阐释的信息）。在process A中，涉及原文作者、译者之间的动态交际，译者必须以源语文化为指向进行推理和阐释，以获取源语文本所表达的交际信息；而在process B中，涉及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动态交际，译者必须以译语文化为指向进行推理和再阐释，以表达源语文本所欲表达的交际信息，整个交际过程的完成离不开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阐释主体认知结构和认知语境的共享和互明。

信息传递流程图（T19）：

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而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信息传播过程，“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的过程，参与交际的人既是信息的发送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承担着双重的角色，对信息的解码、阐释、编码、传递、接收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交际过程”。（关世杰，1995：14，29）翻译过程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它要求译者把源语表达的信息用译语重新表达出来，让译语读者从译文中得到的信息等于或接近于源语读者从原文中得到的信息。在跨文化交际中最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关于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表达，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它牵涉到四个文本信息：To（原文文本所表达的信息），Ti（译者所接受和阐释的信息），Tr（译语文本所表达的信息），Ta（译语读者所接受和阐释的信息）。

首先，在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原文作者和译者构成了第一轮交际的双方，原文作者把文本展现给原文读者（含译者），如果是同文化交际语境，那么在process A中，交际双方（原文作者和翻译者）属于同一个语言社团和民族，源语（Source language，即SL）是作者和译者的母语，原文作品信息的理解和阐释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交际双方共用相同的语码和文化环境，语符表层意义和文化词语的深层内涵可以通过共同的认知背景知识来建立一种关联，发话人所要表达的信息To（original thought）很容易被译者理解（但是在翻译古代文学作品时有例外）。如果process A发生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原文作者和译者属于不同的语言社团和民族，原文意义的传递要受双方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译者和原文作者的知识背景和认知环境有所不同，译者通过原文字面概念信息去理解和阐释原文的语用内涵信息，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发生信息扭曲或亏损，这样一来，原文所蕴涵的信息To和译文所阐释的信息Ti之间就不可能完全对等，即译者所接受和阐释的信息Ti与原文文本表达的信息To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在process B中，如果交际双方采用不同的语码和文化环境，译语对翻译者来说是一门外语，因而受话人需要把自己理解的信息Ti（interpreted thought）用译语重新表达出来，把经过译者自己理解和阐释的原文思想内容传递给译语受众，译语（target language，即TL）读者只能通过翻译文本的思想Tr（translated thought）去理解并阐释原文信息，从而得到经过译者阐释后的信息Ta（acquired thought），从process A到process B，这中间一则要经过一个语言和文化双解码和转换的过程，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的翻译只是一种中间行为^[1]：他一方面要付出努力通过语境寻找原文词语语符表层和语用内涵信息之间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他还要把自己对原文的认知与理解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达给译文读者。其实，在语码转换的思维过程中，不仅作者与原作、作者与原文读者、作者与译者、译者与原作、译者与译语读者、译语读者与译文之间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而且在作者思维内部、作者与其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在读者自身思维内部（如读者“原我”与进入本文角色之“我”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交流对话，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译者与读者通过文本进行对话交流的过程。正是这种对话和交流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无比丰富性，同时也会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语用失误，并引起信息亏损（information gap）。因为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内容是由译文的读者通过译语文本去理解和阐释的，译文读者的背景知识和认知环境是不同于译者和原文作者的背景知识和认知环境，因而会限制译语读者对文本的准确把握。换言之，译文读者通过译语文本所获得的信息Ta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译者的所欲传达的信息Tr，而译者通过原语文本所获得的信息Ti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文作者所欲表达的信息To。如此看来，翻译是一种牵涉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互动的三元关系，而不是仅仅牵涉到原文作者和译者双方理解和阐释的二元关系。认清翻译活动中的这种三元互动关系，对于我们建构一个完备的交际翻译观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我们倡导的交际翻译观非常注重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互动的三元关系，“从翻译作为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来讲，译文读者不应再是被忽视的一方，而是一个与原文作者以及译者平分秋色的第三方。只有同时考虑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的翻译理论才有可能是本质的、全面的，而不再是‘瞎子摸象’式的”。（孙华祥，2001）不论是在process A还是在process B中，交际双方必须遵守同一套文化规则系统和语言规则系统来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这一点对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进行和信息的准确传递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或失败。

7．1．1．1　词语文化语义的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语码转换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

郭建中教授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136）一书中指出，近20年来翻译研究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1990年代西方翻译学界发生的文化转向，它深刻动摇了语言学派重视语符表层转换的传统^[2]，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翻译放置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研究，探讨“一个文本是如何被选择并翻译的，在这一选择中译者担当着什么角色，编者、出版社或赞助人又充当着什么角色……译作是如何被译入语体系接受的”等一系列问题。（Bassnett＆Lefevere：2002：123）因此，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活动本身，作为一种活动过程，还是作为一种活动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味。

从交际的角度看，文化语义词语的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语码转换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因为人类拥有相同的思维能力，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汉语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信息可以用英语来表达，英语所承载的英美文化信息也可以用汉语来表达，因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会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相同的思想，或用相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思想。例如，为了表达“债台高筑”这个思想，中国人说“欠了一屁股债”，法国人说endetté jusqu'au cou（欠了一脖子债），英美人说be up to one's ears in debt（债务多得快堆到了耳朵根），在语码转换过程中，话语蕴含的文化内涵信息基本保持不变，改变的只是语言符号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同一个词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参照系统的阐释和编辑，它的文化内涵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比如，中国人见到鹤，便想起了长寿（鹤发童颜、鸡皮鹤发）、高雅（焚琴煮鹤、梅妻鹤子）与出众（鹤立鸡群）；俄国人看见жуавлъ（鹤），则想起了忠贞和爱国；英美人看见crane（鹤），便想起了吊车；法国人看到grue（鹤），便想起了倚门卖笑的风尘女子；这些文化联想上的差异和空缺也同样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解释清楚，因为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媒介，人脑中的思维成果既可以外化为汉语，也可以外化为英语，还可以外化为法语，也就是说，用一种语言组成的话语，既可以表达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表达其他民族的文化。

看来，翻译是不同语言间的语码转换过程，更是文化（包括文学）之间的交流过程，当我们把一个文化语义词语从源语翻译为目标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而不仅仅是将一种语码的语符意义简单地转换为一种语码的语符意义。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在化符号，当我们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实际上也是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在文化语义词语中，必然会影响语言的表达，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谭载喜，1999）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也就是强调作者、时代和文化之间的互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总是特定时代的具体行为和结果，翻译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转换技巧，文化翻译学派的研究者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3]，她甚至认为（Bassnett，2002：8）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倡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交际翻译观和文化翻译学派的研究视角是一致的。首先，语言认知观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其认知属性，它反映了一个民族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过程，因而我们推导出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从文化看语言，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它决定了一个民族语言的内蕴形式和组织机制，从语言看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一个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外在化，我们主张从语言系统—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来研究语言和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由此提出了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我们和多元系统理论一样，都反对把语言和翻译看成是一个脱离文化的符号系统，而是主张从文化的广阔视角下来研究语言和翻译。我们认为语言和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活动既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体现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二者相互作用永不停止。谢天振教授指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越来越注意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翻译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谢天振，2001）这样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翻译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行为，特别是文化语义词语的翻译，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其深邃的文化意蕴，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理解。

7．1．1．2　文化语义词语的翻译也是一个认知关联重建的过程

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她们从交际和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认知的明示—推理活动（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话语的理解和阐释必须遵守关联原则。根据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Wilson，1986：158），即在正常言语交际中，听话者总是力图以付出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人们在言语交际中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说话人的话语（utterance）和语境（context）^[4]之间找到最佳关联（the optimal relevance），从而推断出其话语的语用含义，人们进行推理并不是要证明某个交际活动是否具有关联性，而是要找到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和获得最佳的关联效果。（Sperber＆Wilson，1986：125）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知与推理的过程，是一个付出努力的过程。Wilson和Sperber把关联性界定在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和推理的难度（processing efforts）的相互关系中，关联就是“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关联最大化”。（Sperber＆Wilson，1986：260）也就是说，语境效果越好，推理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强，反之关联性则弱。因此，为了获得最佳关联性，人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最为“相关”的信息上。1991年，Wilson的学生E．A．Gutt在其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认知关联重建的心理推导过程，翻译的目的就是在译语文化语境中追求译文形式和原文作者力图表达的信息之间在关联性方面达到最大相似性，以便使译语读者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去获取译文信息。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词语文化语义的翻译是一个涉及大脑认知机制的明示——推理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对说话人而言，交际是一个明示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示给对方；而对听话人而言，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即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如话语），结合语境假设，通过推理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整个推理过程就是听话人寻找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的过程。由此可见，关联性是关联理论的核心，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联性是理解话语的关键。

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词语文化语义的阐释和翻译是一个认知关联重建的过程，认知语境为推理过程提供了基础，推理是以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为基础的。“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译文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译语读者根据译文语码表层形式来推导文化词语的语用内涵信息，寻找阐释的相似性（interpretative resemblance）。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活动（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它涉及源语与译语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体系，译者要完全弄清原作的本意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译者与原文作者的认知环境是不一样的。因此，译者要反复研读原文，既要弄清原文的字面意思，又要理解字里行间隐含的语用意图，然后利用译语语境信息重建认知关联，尽量使自己的译文的形式和交际意图符合译语读者的期望值。^[5]

例如，陆游的词《钗头凤》中有一句“东风恶，欢情薄”，许渊冲教授把它译为“East wind unfair/Happy times rare”。（许渊冲，1996：173）乍一看来，“东风”与“east wind”在字面概念上完全对等，实际上“东风”在中英两个文化中产生的联想意义却大相径庭。中国地处亚热带，每年春天亚热带季风从东太平洋上吹过来，携风带雨萌生万物，每当东风吹来时，中华大地便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美好时节，所以东风往往和春天联系一起，东风在汉语中是春风的代名词。唐德宗诗云：“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大诗人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也捕捉到了早春景物的变化：“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正因为东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和煦温暖的，春天给人们带来生机、希望和欢乐，所以汉语中的“东风”、“春风”常含有“欢乐、美好、甜蜜、生机勃勃”等联想，能与“春”字沾边的词语也常常含有欣喜、美好之意，如“品物皆春”、“春光满面”、“满面春风”、“春意盎然”、“春色醉人”、“春光万里”、“春风得意”等。正因为春天令人如此欢快，才使得唐代诗人大孟郊登科及第后信笔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传世佳句。

其次，在中国文化中，东（春）风还可象征春思情怨，如李白诗云：“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纬”，（《春思》）贾至诗云：“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春思》）“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恃”。要理解春风与春思情怨之间的逻辑关系，译者必须了解中国的阴阳五行文化。阴阳学说认为天地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人体节律顺应自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动物与人类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每年春分过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所以人和动物在春天动了求偶之心，这也符合阴阳和合、万物化生的道理，因而汉语中才有“思春”、“粉面含春”、“春心萌动”、“猫儿叫春”之说，凡怀春、春心、春情、春画、春药、藏春楼等都与男女之情有关。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抱怨“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6]。如果要把上述崔莺莺诗句译成英文，译者必须解释相关的文化背景（In Chinese culture，everything regains vitality when spring comes，so spring wind—or the east wind is symbolic of love and mating），以促进译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此外，中国诗人往往用东风象征绵绵的母爱，孟郊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陆游却反其道而用之，用“恶”形容东风，暗示他的母亲无理拆散了他和表妹唐婉的美满婚姻。这里，“东风恶”实际上使用了矛盾修辞法，凸现了陆母的不近情理。正因为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故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许渊冲，1996）

但是，这样的直译不仅丧失了中国诗词那种淡淡幽怨的文化意境，而且译者没有在译语语境中帮助读者重建认知关联，这是因为英国的地理位置和中国不同，英语读者拥有和中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他们对东风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和中国人不一样。英国处在欧洲大陆的西部，每年的暮冬早春之季，北大西洋环流沿顺时针方向从北欧吹来北冰洋的寒湿气流，所以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则是从赤道带来暖湿气流，因而显得温煦、和暖。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写过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的诗歌：

It's a warm wind，the west wind，full of birds'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

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the old brown hill，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and 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可是在中国，只有深秋或隆冬季节才刮西风，那时天气寒冷，万木凋零，“西风来几日，一叶已先飞”，于是西风被赋予凄凉、萧条的文化语义。中国古代诗人在描写悲凉心情时也常常借助于西风，如李白的《忆秦娥》：“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阕。”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写道：“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把西风、古道和瘦马并列堆砌，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凄凉情怀。因为中英地理环境的差异，英国的west wind就相当于中国的东风，而英国的east wind在英国人心目中引起的联想近似于中国的北风，英国文人笔下的east wind一般都是凛冽刺骨的，如biting east wind（Samuel·Butler），A piercing east wind（Kirkup），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Charles·Dickens）。（钱歌川，1974：284）

鉴于中英两国不同的地理位置造成了英汉语读者不同的文化联想，汉语中的“东风”和英语中的east wind在概念意义上相同，但其联想意义却互不相同，因此我们应把“东风”译成spring wind或vernal wind，这样可以引导英语读者根据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来进行正确的文化语义推导。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双语交际活动，它的成败只能由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译本质量好坏的综合衡量者，读者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和评判权。（刘宓庆，1999）因此翻译研究要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理想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即文化语义，译者要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从而对译文做出适当的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译者根据目标语在译文形式和内容之间重建认知关联的过程。如果译语读者读了译文之后无法在大脑中建立一种和源语读者相似的认知关联——即语言表层形式和深层文化内涵意义之间的关联，就无法获取正确的文化语义，翻译就没有达到应有的交流目的。

7．1．1．3　文化语义词语的翻译也是一个文化语义信息再表达再阐释的过程

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形式再现源语信息。在翻译中，译者追求的是语言信息承载功能的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而非译语和源语的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在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应强调再现源语信息，而不是强求保持其表达形式”。（谭载喜，1984：11）1931年，瞿秋白曾经提出了等效翻译的概念：“翻译应该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翻译通讯》编辑部编，1986）。范仲英也提出了类似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他所谓的“感受”是指信息接受人看了信息后在自己头脑中的反应，包括对信息要领的认识、理解以及通过信息的思想感情所受到的感染。（范仲英，1994：37）这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是一致的（范著本身由奈达作序），即译语表达形式可以和源语千差万别，但传递的信息必须保持“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功能对等是等效翻译的关键。“动态对等”不要求原文信息与译文信息绝对对等，而注重其“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hip），即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和原文与原文读者关系保持一致，以达到同等阅读效果。这样，动态对等翻译可使对原文文化背景不甚了解的读者轻松自如地读懂译文。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都强调语境效果对译语读者的影响，不过奈达是从语言层面来（linguistic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描写翻译中语码的转换方式和过程，他的翻译学属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谈翻译，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对源语文本进行阐释的动态明示——推理过程，关联理论对译论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把对翻译的研究从描写转向解释，从以输入——输出的对比研究转向以能力为基础的研究，从符号学视角转向语用学视角探索翻译的本质和现象，从而推动了译论研究范式的演进。（张景华，2003）

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所谓理解，就是译者按照源语文化参照系统去理解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全部信息，包括字面概念意义和语用内涵意义，然后再按照译语文化参照系统用最自然贴切的译语形式表达出来，以保持译语传达的信息和原文所承载的信息达到动态对等。在这个信息转换过程中，译者能否准确地把握源语文本所承载的全部信息，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他的社会文化能力，即一名合格的译者不仅要精通译语源语两门语言，还应了解译语和源语所包含的各自民族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审美心理、风俗人情、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各种文化因素。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作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源语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原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品；译者是某一文化的携带者，他在解读原作和创造译作的过程中，必定会接触另一种文化，在表达时，他要面对译语读者，需要处理翻译中的诸多问题。假如我们不知道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0℃，很少高于32℃，春夏之间无明显差别，（来安方，1985：12）那么我们很难理解莎士比亚为什么在第18首Sonnet诗中把他的爱人比作夏天：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生活在中国的诗人多会抱怨夏天酷暑难熬：“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河竭，天岂不惜河汉干？……”（宋代王令《暑旱苦热》）因为中国属于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夏天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高达30℃以上。汉语词“夏”常给人以“赤日炎炎似火烧”的闷热感，而在英国，summer却是最温馨宜人之季节，它温暖如“春”而不炎热，所以summer在英语中常具有“温和、美好”等文化语义，难怪莎士比亚写下了“For summer and his pleasure wait on thee，and，thou away，the very birds are mute．”（因为夏天和它的幸福始终等待着你，你不在，便是小鸟儿也把嘴闭起）这样美好的诗句。因此，翻译要做到神形皆备，就必须像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的那样，“信必得意忘言”。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的使用必定会打上特定的民族文化烙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坡状，大江大河都朝东流入大海，因此，在我国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这种现象，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请君试问东流水，抽刀斩水水更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后主词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时重？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词译为：

If you would ask me how my sorrow has increased，

Just see the over-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

When shall we meet again？

As water eastward flows，so shall we part．（许渊冲，1996：36；40）

英美人看了这两段译文多会迷惑不解：为什么河流一定要向东流呢，难道是有什么魔法？英国的河流向四面八方流入大海，而美国的河流是以洛基山脉为分水岭，向东西两个方向流入大海。为了避免引起译语读者误解，老翻译家初大告先生建议把汉语中的“向东流”译为run to the sea，这样译文就明白无误了。（袁锦翔，1990：267）翻译家刘重德教授认为，译诗应“入于诗，出于诗，只见诗，不见人”。（刘重德，1991：183）此言道出了翻译的真谛，它不仅适用于译诗，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体裁的翻译。“入于诗，出于诗”就是要求译者认真研究原作文本，要对原作的创作形式、思想内容、写作风格、时代背景、作者情况等有深入透彻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原作形式看到原作精神，有时甚至要摆脱原作文本形式的限制，避免在表达形式上锱铢必较，仅得其貌而失其神。“只见诗，不见人”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原文作者合二为一，达到身心交融的境界（one soul in two bodies），要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诗歌翻译必须以诗译诗），忠实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境界，仿佛是原文作者自己在用译语进行创作。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做一名真正的双语交际者。下面我们主要以文本的标题词语的翻译为例证，探讨英汉文化语义词语的翻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