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秦统一中国后，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为汉民族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秦王朝实行专制统治，加之钳制思想，严刑峻法，颁布“有敢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许多古代典籍被焚，敢于直言的儒生被坑。“焚书坑儒”的后果不仅使秦代文学一无所成，而且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断层。

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化上也一改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因而战国百家争鸣的雄风重振，形成新的文化气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黄老思想一跃而为汉初的正统。政治家们针对新的社会矛盾，发表政见，因而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贾谊、晁错是汉初政论文的代表作家。因社会的进步，统治者的倡导，汉赋开始向新的赋体转化，形成独特的风格，贾谊和枚乘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作家。

汉武帝时期，内外经营，几十年间，经济上空前繁荣，军事上东平朝鲜，南降南越，开辟西南夷，北平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沟通西域，开辟波斯通道。汉帝国的声威大振，把西汉王朝推上鼎盛的峰巅。文人们为这种空前强盛的国势所感奋，歌颂升平的大赋蓬勃兴起，出现了赋家鼻祖司马相如。汉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声威，积极进行中外文化交流，胡乐胡曲相继传入，印度的佛教哲学和艺术也随此大涌入中国;汉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印度等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壮丽景观。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进步以及空前强大的帝国的出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有现实的可能。汉武帝迅即作出“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的决策。在“天下遗闻轶事”尽集于太史公和各种史籍大备的条件下，一代史学及文学巨匠司马迁应时而出。他以非凡的毅力和过人的胆识、才华完成了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史记》，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诸子的历史散文，首创了我国的纪传体史书，也开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由于统治阶级制礼作乐的需要，汉武帝下令扩大乐府组织，博采民间歌诗，同时大力制作朝廷专用乐章，这对于音乐和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一面，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需要一种为大一统服务的政治思想。为此他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立官学传授儒家经典，以此统一全国的思想。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无疑是重要的，但其他学派遭到严重打击，“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严重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西汉末期的辞赋和散文发展的势头一落千丈，除刘向和扬雄的个别作品外，可取的寥寥无几。

东汉初年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好景不长，和帝以后，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政，斗争十分激烈。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斗争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般文人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感时伤世，消极颓废。《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些文人的五言诗，集中表现了东汉末年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的某些侧面，艺术上开五言体新风。但其伤感主义文学传统又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

东汉推行愚民政策，谶纬之学盛极一时，今古文之争激烈。随着政治和文学斗争的深化，东汉的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充的《论衡》对神学迷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他主张文学为社会服务，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论衡·佚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还提倡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要有独创性。这些文学主张为魏晋以后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班固的《汉书》是继承《史记》体制写成的第一部著名的断代史。由于作者的封建正统思想与严格的治史观的矛盾，《汉书》一方面否定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因而大大削弱了自身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精校史实，集录了大量历史文献，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全书文辞严谨华美，颇具文学价值。

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落，大赋的兴盛和衰微，政论文的拓展，史传文学的崛起以及抒情小赋、乐府诗、文人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发展变化过程，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这一时期。在这400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各统治集团间争权夺地，继相拼杀，战乱不休，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然而，在分裂中有竞争，在破坏中有建设，在黑暗中也透露出光明，尤其在文化艺术上仍有不少成就。

这期间，思想文化领域急剧变化，儒家正统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名、法、道家思想相继抬头，各学派经过激烈的论争，各抒己见，到西晋时期，终于形成儒道合流的玄学流派，占了统治地位。清谈之风盛极一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日渐扩大。历史上的大分裂，打破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出现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著名的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建安文学作家众多，阵营可观。“三曹”“七子”名动一时，他们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打破了汉代文人诗坛沉寂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他们大都被战乱现实深深困扰，作品多为反映人民离乱之苦，渴求结束战乱，实现统一，表现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诗篇，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具有鲜明时代风貌及个性特色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始文学发生在魏晋交替之际，是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险恶政治斗争的产物。魏国政权落入司马氏父子手里以后，实行恐怖统治，残杀异己，正直的知识分子纷纷以反抗礼教的形式，表示对黑暗政治的痛恨。当时文坛的主要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和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他俩的诗作，继承建安文学遗风，抨击现实，抒发理想，表现出与司马氏不合作的反叛精神。

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比较活跃，出现了所谓“太康文学”。其间，士族阶级既垄断政治、经济，也垄断文化。他们一味追求形式华美，远离社会现实。这种文风，晋初的傅玄和张华已初露端倪;到了太康时期，社会表面繁荣，士族文人沉浸在“盛世升平”之中。他们的创作，一味歌功颂德，形式主义文风越演越烈。代表这种倾向的作家是潘岳和陆机。这一时期，“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等人的诗歌，多数内容贫乏，枯燥无味，独有左思和刘琨等少数作家成就较高。他们的诗作，抨击门阀制度，抒发爱国情怀，真正继承了建安风骨。郭璞的游仙诗，也为后人所称道。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集团逃到南方，建立东晋政权。东晋百余年间，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强化门阀制度，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当时门阀制度的写照。文人们对此深为怨愤，纷纷以诗作发泄不满情绪。左思和鲍照，对反动的门阀制度发起猛烈攻击。他们的诗作，表现出一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风度，为后人所取法。

东晋后期，士大夫们预感自身幻灭的悲哀，借清谈玄理以掩饰偏安江左，纸醉金迷的窘态。他们借助佛家的因果报应和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以自欺欺人。随着士大夫们的清谈之风，玄言诗和游仙诗风行一时，特别是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孙绰和许旬是玄言诗的代表作家。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当时文坛的一颗明珠，给文坛带来了令人喜悦的光芒。他以淡雅朴素的风格，吐露真情实感;以清新动人的笔调，描绘田园之乐;以借古讽今的手法，表现出一种“金刚怒目式”的气概。他开创了田园诗的传统以及质朴自然的文风，极大地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陶渊明的成就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

由于道教、佛教和巫风的影响，表现灵魂怪异的小说也应时而起;又由于清谈之风盛行，导致轶事小说的兴起。魏晋时期志怪、志人小说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小说已初具规模，为隋唐以后的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由于长达200年的南北分裂，南北文学的发展极不平衡，风格迥异。南朝文学的成就高于北朝。

南朝以诗和文论的发展最为引人瞩目。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大大拓展了诗歌创作题材。他们着意描摹山水景物，风格清新如画。“大小谢”的创作成就，促成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爱国诗人鲍照，卓有成就地继承和发扬了建安诗风，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其惊人的艺术成就，开创了七言古诗的新局面，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谢朓、沈约等人从事声律研究，并创作了“永明体”，为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架设了桥梁。庾信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谢朓的新体诗，为唐代五律、五绝的成熟创造了条件。

由于文学的发展和反形式主义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空前繁荣。继魏晋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之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相继问世。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体系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

北朝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民歌，散文也颇有建树。

北朝民歌继承汉乐府传统，面对社会现实，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危机和人民的苦难，内容广泛深刻，风格刚健豪放。《木兰诗》是北方民歌的不朽杰作。北朝散文因受骈文的影响，形式主义倾向相当突出，但也不乏可观之作，最有价值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范晔的《后汉书》。

南北朝时期，骈文盛极一时，“骈风”遍及整个文坛。文人们受汉代辞赋的影响，追求辞藻华美，整饬对偶，讲求音韵，爱用典故。应当肯定，追求形式美是文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文人们严重脱离现实，故导致华艳文风的泛滥。这一时期的骈文也不乏文质兼美之作，成为文学百花园中不宜忽视的一朵奇葩。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观念的正式确立，文人们更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他们更重视对人这一主题的探讨;在艺术上，注重充分发挥汉语言优势，以求更加完善。因此，各种文学样式均取得了承上启下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