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概述
宋代社会矛盾突出,党争不断,又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威胁,外患严重,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相对繁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与唐诗相比,宋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词的充分发展。不仅产生了众多的作家、流派,还终于使词由“诗之余”上升到了宋代文学的主流地位。像任何一种发达成熟的文学形式一样,宋词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但就其主流和审美本质来说,宋词是“宋世风流”的表现形式,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体现。
宋初词人创作沿袭五代余绪,自由地、坦率地抒写个人内心的真切感受,造成柔靡婉丽之风长期流行。晏殊、晏几道父子的词多感伤色彩,染上了承平时代雍容闲雅的富贵气息;范仲淹词境界开阔,格调苍劲,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在柳永手里,宋词词风大变。柳永的词反映了都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抒写相思别情和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注重词的音乐性,既发展了敦煌曲子词的传统,又为词别开生面。柳永一改宋初以小令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局面,多用铺叙白描,创制大量慢词,使他的词在民间广为传唱,成为“教坊派”婉约词创作的代表。《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宋代大文学家和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的格调,而以诗为词,拓宽了词的境界,开拓了豪放词风。他的词言志、伤时、咏史、怀古、说理、谈玄、咏物、酬答、记梦、悼亡、描摹山水、歌咏农事,无所不能,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在宋词中占有卓越地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过苏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世相与词人豪放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意境雄浑阔大、语言奔放不羁、音调铿锵悦耳、笔墨酣畅淋漓的“豪放”词的基调,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
当然,除了柳、苏对宋词的贡献外,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当数周邦彦。他的词用语典雅,能入乐歌唱,讲究格律,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有“词中老杜”“词家之冠”美誉。《苏幕遮》(燎沉香)、《西河》(金陵怀古)成为其艳情和咏物词的代表。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树立了一个女性抒情主体的形象,展示出强烈的个性意识,显得新鲜、生动、真切、自然,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的心灵,将国破家亡的沉痛、夫死流离的伤悲与孤寂融合一气,感情细腻准确,造语生动,声情并茂,在艺术上更加成熟,成为其词的代表。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爱国为主要内容的豪放词得到空前发展,产生了伟大的词人辛弃疾。以他为主将,以陆游为友军,以张孝祥为前驱,团结了志同道合的陈亮等人,大量创作内容风格相似的词作,这一流派,史称“辛派”或“豪放词派”。作为爱国者和词人,辛弃疾的创作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是以慷慨悲歌、壮志难酬但又乐观豪放的情绪来表现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投降派的憎恶,反映了比苏词更广阔、更激荡的社会现实,强调美感追求,拓展了词的境界。《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词作,伤感中寄寓豪情,绵延低回中尽显英雄气概,用典得体,近于天成,在词的慷慨豪放中呈现出细腻婉约的风貌,把豪放词创作推向高峰。
南宋后期,继承周邦彦婉约风格并加以发展的词人是姜夔。其词在艺术上讲究词的格律,自度歌曲,注重淡雅,音节和谐,创造出清丽幽深空灵的意境。他和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等词人,共同构成一个有创作实力和实绩,有社会声誉的格律词派,成为宋词创作的尾声余韵。
宋诗与唐诗相比,获得了新的发展,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价值,成就也很可观。宋诗数量大,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作者的三倍多,而且涌现出了像苏轼、黄庭坚、陆游这样的大诗人。宋初,由于君主提倡和社会尊重,诗歌创作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形成“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局面。首先风行于宋的是所谓西昆诗体。西昆体以杨亿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作品以颂圣为主旨,间或模仿李商隐咏情咏物,追求形式华美,内容空虚无聊。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以《感流亡》等富有现实意义的长诗,为宋初的诗坛带来了生气。仁宗即位以后,欧阳修、尹洙、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登上文坛,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诗多反映民生疾苦,富有现实意义,在艺术上或质朴自然,或简约清新,奠定了宋诗“有骨气”“显瘦劲”的创作基调。而北宋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以诗、赋为文,以诗为词,又以文为诗,打通了诗、词、文三界,成为宋代文学无可争议的至尊人物。苏轼对宋诗的最大贡献是首先打破“唐风”,建立“宋调”,他的诗“即情生景”、“即理生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情、景、理相融的妙趣,做诗散文化,成为宋诗一大家。黄庭坚反对西昆体诗,在苏轼之外,创造出了一种生新瘦硬、精警峭拔的别具一格的诗风,与秦观、晁补之、张耒被后人称为“苏门四学士”而声誉鹊起,诗作颇有“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味道,表现了诗歌创作形式主义的倾向。
进入南宋,宋诗发生了转折,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中兴四大诗人”为代表,将江西派“宗韩学杜”的艺术路子转到爱国主义上来,产生了陆游这样融现实与理想于一身的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是中国诗歌史上诗作最丰的大诗人,“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存的有九千三百多首,爱国忧民始终是其诗的主要内容。诗作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情怀,把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雄奇豪放又沉郁悲慨的浪漫主义风格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宏丽悲壮的独特诗风。而“中兴四大诗人”中的杨万里和范成大在诗的创作上也取得了较明显的实绩。杨万里自创“诚斋体”,诗作多感悟自然,想象新颖,语言活泼,风格诙谐幽默,以写景说理诗居多;范成大诗则表现了宋诗将山水景物、田园风光哲理化的创作特征,以田园乡村诗最为有名。南宋后期还涌现了文天祥、汪元量等爱国诗人,以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为代表,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千古传诵的诗篇。
宋代散文成就斐然,形成了与先秦两汉散文媲美的新的散文形态,确立了新散文在后代的牢固的典范地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欧阳修,他的散文注重道与文的结合,推重古朴平易的文风,有飘逸隽永的游记散文如《醉翁亭记》,有造诣极深的抒情写景散文如《秋声赋》,有撼人心魄的墓志祭文如《祭石曼卿文》等,把情理融于一体,表现对人生自然的深沉的感受。在他的提掖下,宋代文坛人才辈出,著名散文家还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他们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其文章成为后世学习作文的范例。苏轼是宋代散文最杰出的创作者,他的散文诸体兼备,包括政论和史论,记、杂说、随笔、书信、题跋和抒情文在内的抒情记叙类散文。有《进策》25篇,显示其史论纵横捭阖、雄辩滔滔的风格;有《石钟山记》等游记类散文,写景抒情,意蕴丰厚,以表现其超然的人生态度;有《范文正公文集序》等序跋,文辞简短精要,见解独到,体现其高深的文化造诣和独特的人格境界。苏轼辞赋一类的名篇有《前赤壁赋》等,兼有辞赋的体格和散文的气韵,“意到笔随,随物赋形”,体现作者开阔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表现其执著而又超越、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
此外,北宋著名历史散文学家司马光,编撰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学价值,影响颇为深远。
宋代还出现了“诗话”这种独特的诗歌评论形式,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一部系统的诗歌理论著作,引导了清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宋代通俗文学是指在唐代讲唱文学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话本”。“话本”就是“说话人”的底本,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和白话小说的起源。北宋流行的诸宫调、南戏,对元明戏剧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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