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百家争鸣”

(一)先秦“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这就是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百家”泛指当时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对于其间的主要流派，西汉司马谈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1.“百家争鸣”的出现

封建思想尚未统一，学术政策较为宽容，是出现“百家争鸣”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改革，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但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地主阶级的思想也还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各国对知识分子大多给予优厚待遇，允许其“合则留，不合则去”，“择木而栖”，自由流动，使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以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士”阶层的兴起，是出现百家争鸣的社会阶级基础。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地官·师氏》)。至周平王东迁，礼崩乐坏，周天子“共主”地位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从而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了民间。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也纷纷兴起，如孔子所办的学校提倡“有教无类”，不分贵贱等级。受教育者的范围扩大，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便形成了当时独特的“士”阶层。士是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可以经人推荐担任官职。而各诸侯国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于是贵族们“养士”之风大盛。士人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学术活动也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诸子百家”便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夏、商、周传统文化的积累，则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虽然当时学在官府，无私人著述，但官府中的“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典籍——“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六经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使这些保存了我国上古学术文化精华的重要文献，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资料。

2.孔孟和儒家思想

由孔子(前551—前479)开创，为孟子(约前372—前289)继承并发展的儒家学派，是百家争鸣时期的显学，而在后来漫长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视仁为各种善德的概括，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爱人”是仁的核心，仁的最终目的则是“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不是去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正是仁学思想和儒学文化的关键所在。仁被最终归结为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讲仁道，求仁义，行仁政，是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所以，孔子重道德修养，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提倡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在学思并重的过程中践履仁德。提倡“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在天道观上淡化神灵崇拜，敬而远之。

孔子之后，“儒分而八”，其中当数孟子最为重要。孟子对儒学的主要贡献，是将孔子以仁释礼，把外在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儒家主题思想发扬并推至极端。孔子曾提倡礼治和德政，其政治主张已包含仁政的思想。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仁政王道”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极大地扩展了孔子的“忠恕之道”，使它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另外，在义利、群己关系等方面，孟子也作了发挥，提出了“兼济”和“独善”的观点。孟子还从高扬道德人格主体性的角度，提出了独特的“养气”说，这些对汉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气质的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学诞生于氏族统治体系崩溃时期，其学说中有保守落后的成分，但又包含着氏族制民主遗风、原始人道主义、个体人格追求等合理因素。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其建立在维护礼教伦常基础上的主张，在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一旦新的社会秩序确立，又极大地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从而逐渐被捧上至尊的地位。随着统治阶级的推扬，儒家所创立的一套文化思想，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共同心理、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孔子开创的儒学，经孟子发展了“内圣”——仁的方面，经荀子发展了“外王”——礼的方面，这一体系才趋于成熟，并逐渐衍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后代对儒学的解释和发挥，与孔子的原始儒学已有了相当的距离。

3.老庄和道家思想

以老子(春秋时思想家，生卒年代不详)和庄子(约前369—前286)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其学说核心为道。老子之“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无声无形，并非物质实体，然而它又是第一性的，世界万物由它而生，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但老子又认为道是一种混混沌沌的原始的未分化的东西，还有循环往复的运动属性，显然又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老子的名言是“天道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其理想的社会方案是“小国寡民”，方法论上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是老子学说的一大特点。老子思想的二重特性，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家各有不同的影响。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改造了老子的“道”，使之从客观唯心主义转换为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是庄子学说的认识论基础，由此进而发展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在处世哲学方面，庄子也采用相对主义态度：对是非不置可否，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不但“无为”，而且“无己”，以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和引诱，从而达到自由自在的“无待”“逍遥”境界。庄子的相对主义伴生了辩证思想，他把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表述得格外清楚。他非常重视理论思维，涉及到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对后来的思想家有很大启发。庄子还是中国古代最早对人的困境有深刻体验的觉醒者，《庄子》一书的主题是人，是陷于困境的人所做的自由梦;庄子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他所设计的以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为主要特色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学派。道家尊崇天道，向往自然，提倡无为，醉心超脱，在许多方面与儒家相互对立;但道家学说又在某些方面与儒家相互沟通、相互补充，在“天人合一”的思路上殊途同归。道家从形而上的总体宇宙的角度来论述人间秩序的方法，比孔子单纯由近及远地由“孝悌”而“仁义”、由“亲亲”而“尊尊”、由伦理而政治的形而下的主观类推方法，具有更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更开阔的思维空间。道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的形成，同样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4.其他学派及“百家争鸣”的主要轨迹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按时间顺序和地域，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春秋后期，战国早中期，战国中期，战国中后期。

墨家的创始人是鲁国的墨翟(约前468—前376)，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

墨子提出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与儒家思想鲜明对立。墨家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要求视死如归，对后代的侠文化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在逻辑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秦汉以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逐渐消失无闻。

杨朱(约前395—前335)，主要学说是“为我”“贵己”，反对“侵物”“纵欲”。杨朱代表的是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小土地私有制经过土地兼并而向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使杨朱学派在战国后期便失去其阶级基础而销声匿迹。

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法家推行的是与儒家的“王道”相对立的“霸道”。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主张严刑峻法，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专制主义。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虽儒学独尊，但历代统治者仍大都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术。吴起则是由儒家转化为法家的典型人物，与李悝均属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曾任魏相，行法治，著《法经》，后来商鞅带着《法经》入秦，法治思想成为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申不害、慎到发展了三晋法家思想。申不害在“术”的方面对法家理论有所贡献。慎到发展了法家重“势”、重法治的思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使法家理论趋于系统完善，儒、法之争在战国后期才有相当的规模。法家思想为秦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秦帝国“二世而亡”，对法家思想又是沉重的打击。

齐威王初年创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规模宏大，学风活泼，兼收并蓄，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著作。稷下之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一方面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相结合;一方面将道家的道、德和儒家的礼、义相结合。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改造老子的思想，成为道家的左翼，而行法家之实。其特征是“因道全法”，“以道变法”，站在道家立场为法家政治作论证。

儒家在稷下学宫处于较次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受稷下学风的浸濡，荀子集战国思想之大成，其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处于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虽属儒门，但他将孔子的“礼”赋予了法治内容，对孟子的思想进行抨击并加以改造，这是儒法合流的先声，而且他也是最早总结战国诸子百家的第一人。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中，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邹衍将五行说引进人类社会，形成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总之，稷下学宫几乎是百家争鸣的缩影，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在稷下学宫中，百家学说既辩驳诘难，又互相影响，为各派思想的融合开了先声。

以吕不韦为首的杂家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编辑者意在容纳百家思想而取长补短，并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而事实上并未在总结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杂家的兴起，反映了诸子百家由争鸣而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的现实，与政治上由封建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相适应。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才得到充分的展开，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才大致确定。因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