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和宋明理学

(三)隋唐佛教和宋明理学

1.隋唐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古印度。

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佛教向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后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是两汉时期。这时佛教刚传入中国，人们视佛教为跟中国道术一样的信仰，此时是佛道时期。第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并开始中国化的时期。一方面，两晋社会动荡，广大人民生活困苦，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这就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另一方面，魏晋玄学风行，于是佛教大乘“空观”拟配老庄的“贵无”，以玄释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第三是隋唐时期。这时，国家重新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空前发展。一方面是佛教自身的发展，此时，玄奘赴印度取经，历时17年，译成佛经75部，共1 335卷，把佛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是隋唐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扶植，使中国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第四是宋明以后至晚清时期。这是中国佛教的蜕变时期。其间佛教虽有“中兴”，但理论衰落，居士佛教发达，儒佛调和，佛学已完全融会在中国文化之中。

禅宗的创始人为南天竺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到中国。而真正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宗派，则与唐高宗时的禅宗六祖慧能有重大干系。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它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本源为宗旨，故亦称佛心宗。禅宗在中国传至五祖弘忍以下分为南宗慧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禅宗所依的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

禅宗的宗旨，是单刀直入，指示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这是禅宗的根本思想，其他一切思想都可由此引申扩张而来。

以慧能为代表的南禅宗与神秀为代表的北禅宗两派思想的根本分歧在于，南禅宗认为，成佛的途径是“顿悟”，而北禅宗认为是“渐悟”。慧能的顿悟说所传扬的佛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使自己的佛学简洁明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它不仅便于广大劳动人民接受，而且得到上层政治统治者的赏识。

禅宗是中国僧人所独创，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如禅宗讲的“禅定”，实则是一种“心定”，它已不是印度佛教的坐禅功夫了。禅宗的思想既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的“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同时又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思想与道家的主静思想，它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因而，它才能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佛教用轮回和成佛的理论发展了中国的有神论，宣扬人死后灵魂不灭，神是轮回报应的主体。最具佛教思想特色的是因果报应说，就是三业、三报、三生。

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现象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关系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不断推动着哲学思维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佛教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其一是想象力。在许许多多的佛经里，充满了想入非非的神话故事，具有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正是在这种幻想力的影响之下，才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神话小说的产生。其二是佛经出世及因果报应的思想影响。古典名著《红楼梦》里的主人公贾宝玉，经历了十九年的“劫难”以后，终于飘然登上了“彼岸”世界。在《三言》《二拍》《聊斋》以及许多笔记小说里，更不乏佛教的各种因果报应之说。而寺塔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新出现的一种建筑形式。在我国古代建筑中，保存最多的就是佛教的寺塔。以敦煌、龙门、云冈三大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石窟艺术，可以说都是基于对佛教的虔诚。这些由无数劳动者和无名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杰作，早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宝藏。

2.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宋元明清时代的统治思想。它不仅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且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形态。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最后完成，又是儒、释、道三大思潮长期演变的结果。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形成于北宋以后。儒家的“纲常名教”在维系人心，巩固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任何一家学说都无法取代的。这就决定了封建统治者绝不会放弃儒学，同时也决定了其他学说只有逐步靠近儒学才能够存在和发展。而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理论缺陷，也迫使它不断吸取佛、道的理论思辨以充实自己。这样就自然出现了儒、佛、道三家既相互攻击、排斥，又相互吸收、融合的局面。而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果，便是宋代“理学”的产生。

宋儒多直接从经书原文阐发义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和命运)，因此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北宋时期，理学初创，并得到初步发展，其主要代表是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到了南宋，理学进一步发展，朱熹庞大思想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理学的成熟、完善。

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在哲学上，他建立了一个以“气”为最高范畴的本体论。认为千差万别的万象世界统一于“气”。张载用他的气本体论来说明人性，认为人和万物都具有“天地之性”，这种本性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以前就已存在的，是善，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气有刚柔、缓速、清浊”(《经学理窟·学大原上》)之分，所以人和物在形成过程中，所得到的气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和万物之间性的差别。人必须变化气质，才能返回到天地之性，而要变化气质，就必须努力学礼，也即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这样，张载便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必要性。

程颢与其弟程颐受教于周敦颐，世称“二程”。二程是在北宋中期社会改革和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潮中从事理论创造活动的。他们的理论最大的特色在于“天理”论，把理提升为宇宙的本体，以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从而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二程由他们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推演出他们的人性理论，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这和张载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这种人性论出发，二程又提出了“天理”“人欲”的问题。他们认为，人之所以道理不明，行为不善，全是由于物欲引诱的结果，因而必须“损人欲以复天理”(《周易程氏传》卷三)。“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二程遗书》卷一)。

朱熹，字元晦，为程颐四传弟子。朱熹最大的成就是弘扬了二程学派。他思想的骨架就是“理一分殊”。他认为“理”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本原，但宇宙万物又千差万别。为了说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他吸收并发挥了二程“理一分殊”的命题。“理一”是从本体上说，只有一个“理”;“分殊”是说具体事物中又有特殊的“理”，这就使得各种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本性，从而形成千差万别。朱熹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与道德规范作论证的。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朱子语类》卷十八)这样，封建等级制度与道德规范，也就成了天然合理与永恒存在的东西。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吸收并发挥了张载与二程的观点，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问题。出于个人私欲的思想动机是“人心”，出于义理的思想动机是“道心”。道心就是“天理”，而人心就是“人欲”。朱熹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因而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中心，就是“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三)。这就是朱熹哲学的最后结论。

总之，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大资源与传统在宋元明时期新的综合。它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它把宇宙本体论和人性论、认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理论缺陷，它对于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庄严伟大。但是，由于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末流特别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部分，则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的本性，造成了伦理异化，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