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关系

(一)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区域，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与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把中国文化塑造成为政治伦理型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的意味，无怪乎斯宾格勒把道德伦理看做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德性文化”。这种政治伦理型文化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形成许多固有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与政治伦理型文化有关，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特征：顽强的生命力，求稳务实的农业文化心态，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等。

1.顽强的生命力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世界上26种文化体系中，唯独中国文化长期延续，从未中断。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同化力、融合力、凝聚力、延续力等方面。首先表现在同化力和融合力方面。所谓同化力，指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大多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而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广泛地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而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羌、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化，也最终汇合于中国文化之中。

其次，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中国文化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疆域的群体归属感，世所罕见。早在西周时期，作为中华先民的群体，便产生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观念，体现出文化心理上的自我确认。到近代，中国人更自觉地意识到：“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华民国解》)

再次，在同化力、融合力、凝聚力的基础上，构成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延续力。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七大“原生态”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马文化、中国文化，唯独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而延续至今。无怪乎黑格尔说，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它的现在和它的过去一模一样，这就是中国。

2.求稳务实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几千年来，人们世世代代躬耕南亩，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农民成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从而形成中国文化求稳务实的农业文化心态，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性格，以及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

在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重农尚农成为社会共识。《周易》说：“不耕获，未富也。”汉文帝刘恒颁布诏书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纪》)甚至把发展农业看成是成就霸业的基础。《吕氏春秋》中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由此而形成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影响深远。

正是在重农尚农思想的指导下，“一分耕作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作风影响到中国士大夫，便成为中国哲人们一贯倡导的“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精神。由这种民族性格所决定，中国古代哲学很早便形成一套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大注重纯理论的玄想。中国人在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注重切实领会，而不追求缜密的思辨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被西方视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安土乐天的性格，更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国民精神。《礼记》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人们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不用冒向外开拓的风险，因而安土重迁成为其固有观念。人们追求的，是在自己故土上从事周而复始、自产自销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那份安宁和平静，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于是，安土乐天，求稳毋乱，便成为农业社会无论统治者还是黎民百姓的共同理想。

农业文化心态带给人们的思维，往往是一种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首先，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农业生产过程由播种到生长、由生长到收获这种循环状况及其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于是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下》)政治生活中的朝代更替，治乱分合的循环往复，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循环论作为一种推原思维，其特点是出发点与归宿点重合。《周易》中阴阳互转的观念，古代哲学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佛教中因果报应的说法，宋明理学中儒、释、道合而为一的历史观等，都是循环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其次，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作迟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恒久意识，认为世界是永恒的、静止的、不变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往往表现出循规蹈矩，好常恶变的惯性。反映在哲学思想中，便是追求“恒久”的观念应运而生。再次，农业生产也昭示人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生生不息，因此，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正如《易传》所说：“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于是，变易、循环和恒久意识自然地结合起来，造成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为寓变易于保守之中。如汉武帝提倡的“复古更化”，复古是继承尧舜禹三代道统，更化是用儒家哲学改革秦代弊政。又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梁变法等等，实际上也是一种“托古改制”，以复古求变今。

3.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

中国长期运作的自然经济，缺少商品交换，彼此孤立，在这种经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极其分散的社会，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集权加以统合，以抵抗外来侵略和自然灾害，而统合力量来自君主，因此，中国有“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同时，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只有让人民安居乐业，才可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证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因此，“民为邦本”思想也是中国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中国古代，除少数异端思想家提出过非君论外，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尊君忠君，提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专制主义”。孔子系统地提出过温和的尊君思想。董仲舒则赋予尊君论以神学色彩，“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把国君看成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媒介。理学家程颐和朱熹等人以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为“君权神授”作进一步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明太祖朱元璋“收天下之权归一人”(王世贞：《龠州史料》卷十一)。把君主集权推向极端，达到“朕即国家”的地步。绝对的尊君论则是由法家提出来的。韩非从统一天下的目标出发，提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认为一国之君应具有无上权威，而臣民不具有独立人格，必须对国君唯命是从，视、听、言、行均以君主的旨意为转移。国君要以法、术、势驾驭天下，天下要以国君为中枢，如此方可定天下于一尊，归四海于一统。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帝国，正是实践这种政治蓝图的结果。

与“专制主义”相伴随，中国农业社会产生出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植根于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与之互为表里。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民必须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赋役才有保证。反之，如果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就会出现社会动乱，甚至亡君亡国。因此，“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政治思想。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希望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则对民本思想作出最精辟的概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明确提出“民为邦本”的思想。荀子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关于君民关系的这一形象比喻，曾给予历史上开明君主以深刻的启示，一代英主唐太宗在与大臣们的对话中，就引用过这个“民水君舟”的道理。

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具有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对立的，历史上抨击暴政几乎无一例外以民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又互为补充，构成所谓“明君论”，明君“重民”“惜民”“爱民”，而民众则把过安定温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明君，“百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罗隐：《两同书·损益》)。

但是，民本主义与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本主义是严格区分“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并从“治人者”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来考虑人民的力量和人心的向背的。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君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