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作为政治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尤其注重伦理道德。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要道德，但再也没有一个民族把道德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

历史上，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品德作出过多种概括。《尚书·皋陶谟》总结为九种：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曾提出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以知(智)、仁、勇为基本道德，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孝、悌、忠、恕等一系列品格。孟子则以仁、义、礼、智为基本道德，在此基础上扩展为“五伦十教”。管仲也提出过一个“四维七体”的道德体系。后人将这些道德规范综合为“六德六行”“四维八德”，在董仲舒以后形成所谓“三纲五常”，并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

当然，历史上倡导的道德品质并非全是美德，有些属于封建性的糟粕。所谓传统美德，主要是指那些为大多数人所奉行，古今相承，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根据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三个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出中华民族六大传统美德：仁爱和宽厚，知礼和诚信，慎独和笃行，舍利而取义，爱国和奉公，勤俭和廉正。

1.仁爱和宽厚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仁是人的根本特征。仁发端于人们生活中的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并建立在家族生活的亲情关系中。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具体表现为“孝悌”之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孝悌之情的延伸即忠恕之道。“忠恕”由仁派生出来，是仁从家族走向社会的中介。忠恕之道要求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具体做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打算建功立业，也应该帮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能要求别人做到。爱人、孝悌、忠恕，作为仁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美德。

仁爱总是表现为宽厚的情怀。因为忠恕本身就是一种宽厚的美德。正是在“忠恕之道”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厚道的胸怀，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使中国人无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宽厚的品德要求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强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现实生活中的所谓感化，实际上就是以宽厚的品德打动人，从而实现人我沟通的目的。

如果说仁爱是从个人的角度对自己提出的道德要求，宽厚则更多是从他人的角度作出的道德评价;二者是同一美德的不同侧面。仁爱和宽厚的美德造成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使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形成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

2.知礼和诚信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行事的重要美德。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诗经》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仪文化”。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礼”的内容比较复杂，它包括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即礼制、礼教;包括待人接物的仪式，即礼节、礼仪;包括个人修养即礼貌;当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则叫礼让。礼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和辞让之心：对上级的尊敬，对道德准则的敬畏，对兄弟朋友的辞让等等。虽然“礼教”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但作为社会文明的象征，礼貌、礼让、礼节、礼仪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礼的运作中，又包含谦和之意。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如“将相和”、刘备三顾茅庐等都体现了谦和知礼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知恩图报也是“知礼”的表现之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世俗生活中公认的美德。中国自古以来强调要报恩，报父母养育之恩，报老师传授之恩，报长辈提携之恩，报朋友知遇之恩，报国家培养之恩。相反，忘恩、忘本被视为卑劣行为，“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应受严厉谴责。

与知礼相联系，中国文化特别重视“诚”和“信”的品德，把诚信作为知礼的内在基础，所谓“诚于心而言于外”。诚，即真实无妄，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诚往往以“实”为标准，反对虚伪。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要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中国人一向讲求老实、诚实、踏实、实在、务实。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品德，如做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信”也是与诚相通的品德，“信，诚也，从人言”《说文解字》。孔子把诚信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对自己的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而交友的原则是“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之”作为从政的三个原则，而信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因此，讲信义，守信用，是中华民族公认的美德。如果说知礼是对人的外在要求，诚信则是对人的内在规定;二者是同一美德的不同侧面。

3.慎独和笃行

中国传统伦理学认为，人性中已具备为善的一切条件，“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关键在于如何把它发挥出来。只要安分守己，反躬内省，扪心自问，便可以逐步实现道德的完善。因此，中国文化特别讲究向内探求的主体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主要表现在律己修身方面，基本原则是“求诸己”，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自我约束，以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修身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出发点，“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中庸》)。中国道德史上，有一套富于民族特色的修身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讲的就是内省的方法。内省与慎独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慎独”的告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所谓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像在大庭广众面前一样，小心谨慎，严于律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因为没有他人在场，便放松自己，胡思乱想，胡作非为。只有做到慎独，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那种坐怀不乱、宠辱不惊的品格。内省慎独的修身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格和坚定操守的君子人格。

然而，仅只慎独是不行的，还必须笃行。笃行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孟子认为，人格修养要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即道德信念不为利益得失所动摇，就必须具有“勇”的品格。勇分三类：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以及理直气壮、恪守坚定信念的“大勇”;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是大勇的表现。一个人没有较强的勇气，就不可能坚守道德防线，因而勇又是与毅联系在一起的。“毅”，就是在不利条件下坚守道德节操的意志。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利害当前，择善而守，抱定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礼记·儒行篇》)。也就是说，践履道德，必须具备勇毅的品格，正如《吕氏春秋·士节篇》所说：“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一句话，只有笃行，才能保持高尚的操守，实现人生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把“笃行”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4.舍利而取义

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关系的问题上。不可否认，传统的义利观十分复杂，也有重义轻利的倾向，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舍利取义等，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孔子提出“见利思义”的品德，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认为君子应做到“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孟子要求人们“先义而后利”，自觉培养一种“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的浩然正气。荀子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明确提出先义后利的主张。宋明理学则将义利观与公私观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另一方面又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出“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论语集注·里仁》)。由于“理”至高无上，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是其价值观的主导方面还是先义后利。明清思想家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同时，又提出“正义谋利”“天理寓于人欲之中”的观点，仍然强调“义中之利”，所遵循的还是“先义后利”的原则。

将“义”视为人生的价值取向，正是中华民族道德的精髓。它在道德实践中，往往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并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孟子的一段名言集中体现了这种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身任天下”的坚贞志向，表现出“宠不惊而辱不屈”“生死当前而不变”的凛然正气。舍利而取义的道德观，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英勇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人格的光辉写照。

5.爱国和奉公

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中华民族逐步凝结成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传统。这种爱国主义可以说是最质朴的感情，它是由爱亲人、爱家庭、爱家乡进而扩展到爱祖国的，因为在中国宗法社会中，家庭、家族、家乡、国家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人们对祖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依恋意识。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千百万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它是热爱亲人和热爱家庭的感情的升华，并由此而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爱国家、爱民族历来被视为“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爱国主义是与忠君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在本质上是把国君作为国家的代表，所以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这就是精忠爱国精神。精忠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不惜以身殉国。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外族入侵，但始终没有亡国，同这种爱国传统有直接关系。

爱国又是与奉公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宗法社会，由于家族的整体利益关乎每一位成员，因而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礼”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精神，它强调整体利益，要求个体服从整体，个人服从集体。中国传统伦理学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甚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朱熹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十三)。公的核心就是去私欲，“背私之谓公”(《说文解字》)。因此，奉公必须克己，“克己”即克制一己之私利，超越自我，服从整体。中国传统道德有整体至上的倾向，它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但中国传统道德又并不完全反对私利，关键看它是否合乎道德。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中国人向来把“天下为公”作为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国文化中提出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要培养这种“公”的精神，就必须强化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义务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取向，历史上涌现出的许多顾大家舍小家的杰出人物，都是这种爱国奉公精神的生动体现。

6.勤俭和廉正

中国人向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勤俭朴实的优秀品质。“勤”和“俭”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劳动者来说，俭是对自己劳动果实的珍惜。唐代李绅的《悯农》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它十分生动地道出了勤与俭的天然联系。孔子把“温、良、恭、俭、让”列为自己弟子的重要德目，强调要勤劳俭朴，戒奢戒侈。老子提出为人处世的三个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并要求“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都是避免奢侈浪费的意思。墨家明确主张“节用”“节葬”。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的思想，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倡节俭的美德。

“节俭”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廉洁”。廉洁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更是对执政者的特殊要求。无廉不洁，无廉不明。清白不污，纯正不苟，是为廉洁;明辨是非，以义取利，是为“廉明”;能自我约束，不贪求，不豪取，是为廉俭。“廉犹俭也”(《淮南子·道训》)，“廉”主要表现在取予之间。取之有道，予之有义，努力去除私心杂念，加强自我约束，这样的人被称为“廉士”。法家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因为只有做到廉，才能做到正。“正”体现在个人品质上是正直，体现在待人处事中是公正，体现在精神境界里是正气。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必先正心。正即遵循公理，恪守德操，办事公道。儒家之所以把正心作为重要德目之一，就因为它是实现廉正的思想条件。

勤俭廉正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是与勤俭廉正的美德分不开的。鲁迅把中国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称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历史上许多为民请命的清官如包拯、于谦、海瑞等，之所以受到人民的称颂和热爱，就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勤俭廉正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