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8.2　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所形成的压力。美国翻译学家勒菲弗尔和英国比较文化学家和翻译学家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把“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肇始者。勒菲弗尔(1992:14～15)在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操控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他认为，文学和翻译活动的控制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控制诗学(poetics)的评论家、书评撰写者、教师、翻译家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个是控制意识形态(ideology)，能促使或阻止文学和翻译活动的权力拥有者，即人或机构，勒菲弗尔称之为赞助人(patronage)。他还指出，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翻译活动赞助者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预翻译过程，而由文学家和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相对只能在赞助人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和诗学技巧，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陈德鸿、张南峰，2000)因此，译者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其话语选择，决定其翻译策略。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就没有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就没有翻译研究的操纵和改写学派。

美籍意大利解构主义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2)提出，翻译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作为一种媒介，其反映出译入语与源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自从翻译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之后，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我们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Venuti，1995:19)在战后的一段时期，英语及其价值在全球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对应，美国和英国等国的民族文化氛围主要接受与其意识形态相和谐的异域文本。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相关。因此，韦努蒂呼吁采用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用异化的手段进行翻译。(Venuti，1995:305～306)

今天，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的焦点转向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占了主导地位。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以其强烈的政治性，揭示了翻译活动在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与人类文化学共同塑造帝国形象和殖民地民族文化身份的共谋关系，反映出翻译活动绝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努力探讨弱小民族或弱势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或强势语言时，译者由于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

著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尼南贾纳指出，在后殖民的情境下，翻译的问题引发了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作为一种实践，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许宝强、袁伟，2001:117)她认为通过运用再现他者的某些程式，翻译强化了对被殖民者所作的统识性描述，进而影响殖民地的事态。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总是试图使民族、文化、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永久化。在去殖民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被殖民地人民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迫使殖民者移交政权，但政权的移交并非意味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后殖民时期的主体、国家、语境等依然还深深地带着殖民主义的烙印。在经济和政治上，前殖民地仍然依赖于前宗主国或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尽管民族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民族国家的去殖民化的成效却非常缓慢。因而尼南贾纳呼吁要给翻译重新定位，把翻译当做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

总之，当翻译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乌托邦转向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意识形态——这个一定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就始终以一种隐性的作用操控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