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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时间:2023-03-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9.2 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翻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悠久而意义深远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在这种双语转换的交流过程中,译者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翻译是一种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译者是中介体,他既是两者沟通的媒介,又是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关键。近年来,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使其开始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研究。

9.2 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翻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悠久而意义深远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在这种双语转换的交流过程中,译者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翻译是一种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译文读者来说,译者是中介体,他既是两者沟通的媒介,又是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关键。近年来,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使其开始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研究。(王东风,2002a)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完成跨文化的交流,对译者主体地位的研究在翻译理论中应占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换言之,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翻译研究领域,人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存在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翻译中译者仅是“舌人”或“奴隶”,他几乎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个体,他的任务就是“忠实”传达原文,服务好“读者”。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译者又如同一部机器,在语言规律与规则的操纵之下进行两种语言间的表层与深层的转换,译者的主体性、价值观一并被抹杀。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他可以通过对原作进行“改写”,使其获得新生,产生新的价值。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翻译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然而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导者,却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文化地位。透过中西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中,中西方对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定位是基本相似的。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集中在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等方面,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通常被定位成一个至今仍难以摆脱的“仆人”角色。译者作为仆人,他必须面对作者或作为作者化身的原作及听者或读者这两个主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仆二主”的关系。译者通常被人们当做是“传达”发话者所说或作者所写的话语意思的“传声筒”,同时他还必须让听者或读者明白、理解发话者或作者的意思。我国翻译家杨绛有感于译者的这种仆人地位所造成的令人尴尬的两难境地,感慨地说:“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得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读者。”(杨绛,1996:93)这就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处的是附庸、从属的地位,毫无主体性可言。

正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译者的天职就是服务于作者和读者这两个主人,所以人们自然会进一步要求译者“隐身”、译作“透明”。译者之隐形或译作之透明,就是要让译者“不可见”,即要求作为仆人的译者不能自作主张,既不能在翻译中掺入自己个人的主观色彩,也不能表现自己的个性,一切以原文为依归,唯作者是从。在翻译中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在译文中不留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与风韵,无论对于作者而言还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对于这种境界,钱钟书先生曾以“化境”加以概括,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把它比喻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1984:696~697)可见,人们往往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译者之隐身或译作之透明这一理想的境界的。原作经过译者从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后,得以投胎转世,以毫无译者痕迹的原有风味、以依然故我的精神姿致奉献给译入语读者,此种臻于化境的翻译自然会大受读者的欢迎。正是因为怀有这一理想,许多翻译家非常向往这一理想的境界。这样一来,译者只不过是原作者的投胎转世。译者披着作者的外衣在写作,其神情依然如故,但灵魂却不是自己的,因而失去了主体性。

这种将源语文本翻译成译文后读起来像原文的做法,长期以来也备受西方人的追捧。纵观西方翻译史,西方翻译界长期坚持主张译作应该明晰化、同化,也就是要求保持译文流畅性的翻译方法。因此,译者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成为隐身人。其结果是,译文往往读起来流畅、通顺,译者只能反映原作者的个性、风格、意图以及原文的意义。译文的可读性取代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通过采用流畅翻译法,译者尽量使他或她的译作‘不可见’(invisible),从而产生了一种明晰化的幻觉,这种幻觉让人戴上了面罩:翻译文本似乎自然贴切,也就是不像是翻译过来的。”(Venuti,1995:5)可以说,这种“明晰化的控制法”(dominance of transparency)无视翻译主体的存在,进一步延续了翻译是赝品、是模仿的传统观念。译者只是替代作者出场,其地位从属于作者。即便承认译者的主体性,也仅只认为译者的主体作用在于认知过程:即将一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追求文本的等值就是译者的任务和天职,而译者的主观意向和解释则成为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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