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2.3.2　其他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除以上以传统翻译研究方法对于显化和隐化的探讨外，许多学者也尝试从其他视角，如对比语言学、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等视角对显化和隐化进行探究（参见表2.4）。

Klaudy（1996）通过回译（back－translation）的办法发现，无论匈译英，还是将所得到的译文回译成匈牙利语，都存在显化（或添加）的倾向。从翻译方向入手，Klaudy（2001）提出了“不对称假设”（asymmetry hypothesis），即L1→L2过程中的显化与L2→L1之间的隐化并不对称。为了进一步证明“不对称假设”，Klaudy ＆ K︶roly（2005）还对英译匈和匈译英文学文本两个方向上转述动词（reporting verbs）进行了考察，她们发现：译者往往在两个方向上都倾向于更多地运用显化，而常常不采用隐化。她们对显化和隐化的转换运作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显化转换包括词汇具体化、词汇分割、词汇添加、语法具体化和语法添加；隐化转换包括词汇笼统化、词汇压缩、词汇省略、语法笼统化、语法降格和收缩及语法省略。

Englund－Dimitrova（2003）借助有声思维法和计算机记录书写过程等手段，对俄语—瑞典语翻译中转折连词（adversative conjunctions）在译文中显化与否进行了考察。各项数据表明：翻译中的显化与译者的翻译经验有关，职业译者往往对显化策略的使用要比学生译者多。Englund－Dimitrova从社会文化视角指出，显化是俄—瑞翻译中职业译者所遵循的一种翻译规范。她认为非强制性显化会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①译者对ST与TT之间得体关系的认识；②翻译中可允许的自由度；③译者对TL中“好”文本的认识。这些因素均受到译语语言使用规范和翻译规范的制约。Englund－Dimitrova依然是从“译入”的单向视角，以译语的语言使用规范作为标准来界定非强制性显化的。此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从译者个体（包括职业译者、学生译者和外语学习者）入手来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显化现象。

Puurtinen（2003）将批评话语分析（CDA）的某些观点用于讨论翻译中对原语文本中意识形态内容的处理。Puurtinen借助学生对英语杂志中政论性文章的芬兰语译文，对他们“显化”与“隐化”的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其中隐化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显化。所用的显化策略包括：①用芬兰语动词短语替换原文本中的名词化结构；②添加连接词以明示小句关系。隐化的策略包括：①将动词短语转变为名词化形式；②将完整的小句转换为复杂的前修饰名词短语。这些策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语文本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但是对原语文本的操纵主要是由于语言知识和技巧的不足，而不是由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造成的。根据Puurtinen的提法，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主要指作者或译者所做的语言选择：①会对所述事件建立一种特殊的视角；②会反映作者的观点和态度；③可用来影响读者的观点。Puurtinen的讨论将显化或隐化研究的范围延伸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增加了对显化和隐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另一个特别之处是Puurtinen对研究的对象文体类型和语料的选择，他所选原文均为政论性文章，语料为学生习作。我们通常认为，翻译中小句连接词（clause connective）的增加是显化的标志，Puurtinen（2004）的研究表明，无论翻译或非翻译芬兰语儿童文学中，连接词（包括连词、特定副词和关系代词）频次的增高或降低趋势均不大明显，一部分连接词在翻译文本中表现出较高频次，而另一部分则在非翻译文本中频次较高，因此不能完全支持原有的显化假设。

贺显斌（2003：64－65）以美国作家欧·亨利（O.Henry）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藤叶》（The Last Lea f）及其汉语翻译为语料，从英汉语对比的视角提出：只要译文中的词句意义比原文更清楚、明确、具体、易懂，逻辑关系比原文更明晰，或中心意思比原文更突出，就算发生了明晰化转换。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①增加词量；②改用具体词；③转换人称，或把人称代词转化成名词，使指示代词更具体；④重组句段，增加连接词、调整和重组句子与段落，使逻辑关系更清楚；⑤语言变体表准化；⑥转换形象和辞格。他还指出：第一，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会出现衔接手段明晰化和暗含化的问题；第二，将显化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形式上的显化，也包括意义上的显化；第三，翻译的阐释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涉及明晰化的过程。

Pym（2005）根据Klaudy（1996）的观点将显化分为两大类：①强制性显化（obligatory explicitation），即语言系统差异造成的显化，表现为显化与隐化的匹配；②非强制性显化（optional explicitation），即翻译过程本身造成的显化，表现为显化与隐化的不对称关系。Pym从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关联理论和风险经营（risk management）的角度对显化作出了解释：①译者往往会尽可能多地向译语读者提供理解译文文本的交际线索，以达到与读者之间的“合作”，从而完成一个成功的交际过程；②风险问题是显化的一般性原因，风险愈大，减小风险的趋势就越明显。Steiner（2005）不仅对显性和显化进行了区分，并且将显性分成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和语篇（text）两个层面。除此以外，Steiner提出了对显性的模块化（modularization）研究，不仅包括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还包括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s）层面。

以上这些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显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不仅有从语言学、翻译研究角度的讨论，还包括社会因素对于显化的影响，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态势，说明这一领域还有着比较广阔的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