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学的独立性

辞书学的独立性

当今之世，辞书学究竟仍旧从属于语言学，还是已经独立于学科之林?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辞书学的性质、内容、地位和发展，是辞书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果像某些学者所论定的那样，辞书学至今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甚至只是词汇学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它的性质和内容就不能不为语言学甚至词汇学所局限，它在科学体系中就只能处于很低的层次，它的发展势必受到严重的束缚。只有确认辞书学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断定它既与语言学有密切的联系，又超越了语言学的狭隘眼界，才能从各种辞书(包括字典、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等)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辞书编纂的原则、方法和历史，从而创造辞书学繁荣兴盛的广阔前途。

一、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辞书学的独立理有固然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辞书只是或主要是字典和语文词典，对它们的研究也只是或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因此处于萌芽状态的辞书学只能孕育于、依附于语言学而不可能取得独立的地位。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随着辞书的品种日益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对辞书的研究也超越语言学的界限而趋向于多角度、全方位，辞书学的独立就不可避免了。

辞书学独立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研究对象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简言之，辞书学研究辞书，而语言学研究语言。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辞书学一度依附于语言学，但是它迟早要摆脱从属地位，独立门户。《矛盾论》说得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我以为这就是辞书学独立的根据所在。

类似的情况，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即以语言学而论，它就曾经和其他各种具体科学一起，被包括在哲学之中。随着这些具体科学的发展，它们陆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科学。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种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具体科学包容在哲学之中的状况迟早要改变，后来果然改变了。

有的论者认为，辞书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正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一样;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不会从语言学中分化出去，辞书学也不应从语言学中分化出去。其实，辞书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和语言学的关系。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所研究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语言的某一个方面，所以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始终是而且不能不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辞书学研究的辞书，不是语言的一个方面，辞书和语言的关系，是应用和被应用的关系。既然辞书学的研究对象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一度依附于语言学的辞书学就迟早要分化出来。

有的论者认为，“辞书学以‘辞(词)’为研究对象，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同语言学分庭抗礼”(《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第5页)。此说令人大惑不解。辞书学的研究对象怎么会是“辞(词)”呢?按照《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75页上的说明，以词为研究对象的有词汇学、构词学、词法学、句法学等学科，然而没有辞书学;又据该书第618页上的说明，辞书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辞书(包括字典、语文词典、专科词典、百科词典、百科全书等)的性质和类型及其编纂原则和技术”。这是语言学界的一般见解。由此可见，上述说法即使在语言学界也通不过，更不用说辞书学界了。辞书学不研究辞书，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反过来说，辞书不由辞书学来研究，还由哪个学科来研究呢?

现在且以国内公认为有代表性的两部词典学概论来看一看，辞书学到底以辞书为研究对象还是以“辞(词)”为研究对象。

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共分12章，标题如下:《词典的功用和要求》、《词典的类型》、《词典的编纂简史》、《词典编纂的组织工作》、《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单语语文词典的选词》、《单语语文词典的注音》、《单语语文词典的释义》、《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双语语文词典的词条组织》、《词典的体例》、《词典的编排法》，最后还有一个结束语，题为《词典编纂工作的展望》。显而易见，此书从头至尾，始终以词典为研究对象。对此，作者自己有清楚的说明:“词典学是以词典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词典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词典:第一，有关词典的一般理论，包括词典的功用和要求、词典的类型、词典编纂史等。第二，词典编纂法，包括词目的选定、释文的撰写、词条的编排以及编纂的组织工作等。”

黄建华的《词典论》共分七章，标题如下:《词典与词典学》、《词典类型》、《语文词典》、《词典的宏观结构》、《词典的微观结构》、《释义》、《双语词典》。最后也有一个结束语，题为《关于未来词典的畅想》。同样显而易见，此书从头至尾，也以词典为研究对象。对此，作者也有清楚的说明:词典学，“一望而知，这就是以词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他还指出，词典学的研究内容，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词典史研究，包括对历史上的词典的考证以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词典发展史。

第二，词典理论研究，论述词典的性质、结构、类型、各种词典的特点和功用，也包括阐发新型词典的编纂原则、探讨邻近学科对词典发展的影响等。

第三，词典以及词典学的比较研究，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等。

第四，词典编纂法研究，即对实践的研究，包括词典的总体设计、编纂组织工作、审读制度、蓝本资料的利用等等。

第五，词典编纂工艺研究，例如:自动化方法的探讨、语料库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编纂工艺的革新、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等非书本式的新型词典的研究等等。

客观存在的辞书学(或词典学)就是这样的。而所谓“辞书学以‘辞(词)’为研究对象”是毫无根据的，企图以此为理由把辞书学划到语言学范围里去，显然犯了论据失实的逻辑错误。

至于说辞书学“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等于从属关系，为什么“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能同语言学分庭抗礼”呢?事实上，“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又“同语言学分庭抗礼”的学科有很多。逻辑学就是一个，传播学又是一个，辞书学也算一个。

另一位论者说:“语言符号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种信息符号，语言研究就是对这种符号系统的研究，辞书编纂也是研究处理符号系统。所以，从客观上来说，语言学与辞书学不仅有相同的研究对象，还有相似的原理。”(《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第28页)这位论者用“信息符号”、“符号系统”做中介，干脆把辞书学的研究对象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等同起来了。他既混淆了“辞书编纂”和“辞书学”，也混淆了“处理对象”和“研究对象”。辞书编纂要“处理符号系统”，或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处理词汇、文字”，这和辞书学要研究辞书编纂的规律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以概念的混淆为前提推出辞书学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结论，已经犯了逻辑错误，由此断言“辞书学从属于语言学”，更令人无法理解——既然研究对象之间是相同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学科之间的从属关系又从何而来呢?

二、辞书学要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不能成为辞书学从属于语言学的理由

有的论者以“(辞书)编纂法的原理是语言学有关理论的应用”为理由，主张辞书学“应该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第29页)。

辞书编纂法的原理在某些方面确实应用了语言学的理论，但是应用的范围和应用的程度都有限，至少不占主导地位。即使在语文辞书的编纂中也是如此，在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的编纂中语言学理论所起的作用就更是次要的了。而那位论者却把辞书编纂法的原理归结为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其以偏概全显而易见。

辞书编纂法的原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系列编纂原则。现在我举出一些编纂原则来看一看它们是不是语言学理论的运用。

政治性原则。在我国，无论编纂什么辞书，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不能损害我国的主权，不能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这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吗?当然不是。

客观性原则。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选词释义，都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不能以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对于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都要向读者介绍，不加褒贬。对于人物的功过得失，一概如实叙述，既不能颂扬有加，也不应乱扣帽子。这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吗?当然不是。

知识性原则。根据辞书的不同类型，适当地介绍词目所包含的知识，不能有重大的缺漏。例如义项要完备(在该词典的主题和类型的范围之内)，不能顾此失彼，尤其不能丢掉主要的义项。又如对于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等人物，生平经历和学说贡献两个方面都应择要介绍，不可偏废。这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吗?当然不是。

科学性原则。一切内容都要准确无误。观点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资料要经过核实，并尽可能运用第一手资料、权威的资料、新颖的资料;分类编排也要合乎科学体系。在编纂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要严格地遵守逻辑。这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吗?当然不是。

统一性原则。选词要有统一的原则，释文要有统一的格式。全书所有条目，观点要统一，资料要统一，体例要统一，用语要统一，技术规格也要统一(如历史纪年的标注法、数字的写法——用汉字还是阿拉伯数字、参见条的写法等等)。这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吗?当然不是。

以上所说的编纂原则，大概已经涉及辞书编纂法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辞书)编纂法的原理是语言学有关理论的应用”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但是，有的论者似乎觉得光讲“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还嫌不够，特地在“应用”前面再加上“全面”二字。其言曰:“词典学之所以成为词典学，就因为词典的词目是通过语言单位而承载信息，它的词条是通过语言而提供信息，它的编排是利用语言的形音义体系使之有序化。总之，它是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由此得出结论:“词典学只能是应用语言学的分科。”(《辞书研究》1991年第1期第50页)

对此，我认为可以指出以下四点:

第一，语言不等于语言学，应用语言不等于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只要思考、说话、写作都得应用语言，儿童说话就是应用语言，这显然不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词典应用语言，为什么就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呢?当然，如前所述，编词典在某些方面是要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但这是由词典和语言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并不是由词典要应用语言的事实推断出来的。

第二，词典不等于词典学。词典是词典学的研究对象，却不是词典学本身。正如动物是动物学的研究对象，却不是动物学本身一样。然而，请看:“词典的词目是通过语言单位而承载信息，它的词条是通过语言而提供信息，它的编排是利用语言的形音义体系使之有序化。”这几句话明明白白是针对词典而言的，但这几句话的上文却是“词典学之所以成为词典学，就因为”!词典要应用语言，怎么会成为“词典学之所以成为词典学”的理由呢?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说穿了，这不过是用混淆概念的手段来为词典学从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制造论据而已。当然，这样的论证方式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它是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中的“它”指的是什么?不明确。由“词典的词目……它的词条……它的编排……”等句看来，“它”指的是词典;而由“词典学之所以成为词典学”看来，“它”指的又是词典学。但无论“它”指的是词典还是词典学，这句话都不能成立，词典不是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词典学也不是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

第四，“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是什么意思?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语言学的全部理论都在词典或词典学中有所应用;其二是，词典或词典学的一切方面都要应用语言学理论。无论哪一种理解，都不符合事实。就第一种理解而言，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词典或词典学中的，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远非“全面”。且不说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类型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和词典或词典学没有什么关系，即使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等和词典或词典学有关的语言学分支，也只有一部分在词典或词典学中有所应用。以语音学为例，其中研究发音动作(生理现象)、语声特性(物理现象)、听感(心理作用)等方面的内容，都和词典或词典学不相干。就第二种理解而言，在词典或词典学中应用语言学理论之处，也很有限，同样谈不上“全面”。上文已就编纂法原理为例讲过这个问题，可见一斑，此处不再赘述。总之，“语言学理论的全面应用”之说，实属以偏概全，由此得出辞书学从属于语言学的结论，未免违反逻辑。

另有一位论者更语出惊人。他不满足于“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等说法，竟断言:“从本质上说，辞典是微观语言学著作。”(《现代辞典学导论》第12页)这是一个全称判断，就是说，一切词典都是微观语言学著作。他还分门别类对此作了说明。如说，“专科辞典、百科辞典以及百科全书通过提供有关专科术语的意义解释和有关知识，帮助读者凭借自己已经掌握的普通词语去理解专门术语、科技术语，拓展知识领域或增加知识深度。”(同上)且不论其中种种不确切之处，我只提出一个问题:就微观语言学而言，这种说法岂非离题太远?据《语言学百科词典》第615页介绍，微观语言学是“对语言系统本身所进行的研究，在对语言材料进行直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语言系统内部的对立、各种联系和关系”。由此看来，他对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所作的那些论述，实在和微观语言学不相干，尤其是不以语言学为对象的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但他却从上述虚假论断出发，作出推理:“既然我们说辞典是微观语言学著作，那么说辞典学属于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应该是无疑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了。”(同上书第13页)然而事实上，他从假前提推出的结论也是假的，这才真正是毫无疑问的。

三、由于实践的发展，辞书学的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肯定和否定辞书学独立性的两种意见，究竟孰是孰非，学术的争论虽然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辞书学的独立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反对者无论是否情愿，也只能接受这个公正的裁决。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当代辞书界的实践造成了怎样的事实。

先看看国内的情况。

第一，学术研究成果累累。《辞书研究》在1979年创办，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一百五十多期。以比较严格的标准，按平均每期发表论文十篇计算，总共已发表论文一千五百多篇。再加上各种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辞书学论文，为数更加可观。专著、文集也出了一大批。

第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据介绍，全国各地设有辞书(词典)研究所、室、中心的单位有:中国社科院、黑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安徽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福建省社科院(《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第32页)。专业的辞书出版社是辞书研究的生力军。其中在辞书研究上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商务印书馆(设有辞书研究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设有百科全书研究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等。

第三，辞书学会独当一面。辞书学会是和语言(语文)学会并立的学术团体。1982年上海市辞书学会成立，其后安徽、福建、陕西等省的辞书学会相继成立，它们都在促进学术研究、开展信息交流、培养辞书人才等方面办了不少实事。尤其是1992年成立的中国辞书学会，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辞书研究的组织者，并以批评辞书界的歪风邪气和承办国家辞书奖这一破一立两件大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它所属的各专业委员会也开展了颇有成效的活动。

国外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从《辞书研究》上陆续看到一些介绍，其中1993年第4期所载宋文伟的《词典学教学与研究初探》一文内容比较广泛。现将了解到的简略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辞书学的教学。以正规的大学教育方式进行系统的训练，开端于美国。1925年威廉·克雷吉最先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词典学课程，直至1936年退休。此后相继开设词典学课程的美国大学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纽约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夏威夷大学、埃默里大学、特拉华大学等。其次是以讲习班、培训班等形式进行的词典学教学。如兹古斯塔在美国、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一些地方主持过多次词典学讲习班和研讨会。1986年罗伯特·伊尔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办了十次词典学讲座。1987年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举办词典学培训班，每年一期。

二、关于辞书学的论著。主编《词典学概论》的兹古斯塔在1968年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列举了20种“迄今为止系统地讨论词典编纂者的经验和词典编纂工作中所贯串着的理论问题的最广博的著作”。从那时到现在的数十年中，这类著作迅速增多。20世纪90年代，我国有位学者在美国奥斯汀大学计算机网络上查得欧美有关词典学的著作已逾千种(《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4页)。1985年起《国际词典学杂志》在牛津大学出版。《词典学丛书》到1989年已出版三十余种。1989年国际词典学百科全书《词典》在柏林、纽约等地出版。

三、关于辞书学的学术组织。除南美洲外，有定居居民的各大洲均已成立辞书学会(姑且统一译名)，它们是:北美辞书学会(1975年成立)、欧洲辞书学会(1983年成立)、亚洲辞书学会(1997年成立)、澳洲辞书学会和非洲辞书学会(成立时间均不详)。另外还有北欧辞书学会、印度辞书学会、保加利亚辞书学会、以色列辞书学会、(英国)词典研究中心、(日本)日中韩词典研究所、越南辞书中心、(乌克兰)哈尔科夫辞书学会、(白俄罗斯)东斯拉夫国际辞书学会等等。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现在辞书界的实践都已经形成辞书学独立门户的气候。由于辞书学的独立性问题曾经是《辞书研究》上讨论的热点，所以，《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发表的纪念该刊出版一百期的文章，有好几篇都谈到这个问题。如李行健说:“通过讨论，大家似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辞书的过去传统一直主要是指语文词典的编纂和研究，辞书学自然也属于语言学，甚至更具体划归到词汇学中去。可是现在‘词典’的外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内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成为辞书领域中不争的事实，再把辞书学依附于语言学就显然脱离现实发展了。因此，辞书学要从语言学中分立出来，也正是客观事实的发展和我们的认识顺应这一发展的结果。”(第6页)黄建华说:“关于辞书学的学科地位，我国论者较占上风的意见，是认为这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而西方学者则基本上倾向于认为:它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第17页)事实上，外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似乎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据介绍，斯图宾的《英语词典学》(成书于1985年)，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独立学科的词典学》(《辞书研究》2003年第1期第63页)。维也纳斯拉夫年鉴出版社和哈尔科夫辞书学会(成员来自诸多国家或地区，其名称来源于学会总部所在地——乌克兰哈尔科夫)1998年联合出版的《理论与实践词典学》，其第一章明确指出:“词典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学科具有综合性质，与语言学关系密切。”(同上刊2003年第3期第134页)

虽然如李、黄二氏的文章所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多数辞书学学者即认为辞书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反对的意见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需要重视的是，辞书界实践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想，只要大家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取得共识之日当为期不远。

编后记

我在《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辞书学的独立性》，又在该刊1991年第1期上发表了《辞书学不再从属于语言学》，申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2006年以两文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材料，重新写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