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专科词典

当代中国的专科词典

这次培训班为专科词典安排了一课，很有必要。专科词典在辞书中占很大的比重，对读者查阅各种术语、专名，学习、研究各种专业知识十分有用，其编纂工作既要遵循辞书编纂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注意它本身的特点。因此，凡是辞书编辑最好都能对专科词典了解一个大概。如果要从事专科词典的编纂工作，那就还得进一步掌握其要求。现在我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专科词典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供大家参考。

专科词典及其类型

为了明确我们所要说明的对象，有必要先讲一讲什么是专科词典以及它所包括的各种类型。

专科词典是收录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并逐一提供相应信息的词典。括弧中的“包括术语和专名”是就专科词典的总体而言的;就其个体而言，则既有兼收术语和专名的，也有仅收术语或仅收专名的。这样理解专科词典，现在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我国国家标准《术语工作·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15238—2000)，给专科词典的定义是:“收列某个(或多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的术语和专名，给出专业性释义的词典。”这个定义基本正确。但是“某个(或多个)学科或知识领域”似不必提。一则“某个(或多个)学科”不够全面，此外还有收列所有学科的专门词语的(即百科词典);二则将“学科”和“知识领域”并列不甚妥当，因为“学科”也是“知识领域”。其实，只要提术语和专名即可，不必涉及其所属领域。另外，“给出专业性释义”中的“释义”不如改为“释文”。该文件中列有“释义”和“释文”两个术语，将“释义”释为“对字头、词目、条头的含义作出解释”，而将“释文”释为“对字头、词目、条头所作的全部说明”。既然如此，则在专科词典中，有许多条目并不只是释义，如术语条目中的追根溯源、说明演变、提供重要的观点和材料、比较相近易混术语的异同等等，都只能称之为“释文”(“释义”也是“释文”的组成部分)。另外又有许多条目，主要是专名条目中的大部分，并不提供释义，并没有对词目含义的解释，而只有其他的说明，如对人物的生卒年、字号、籍贯、主要学历和经历、主要功过和思想学说、主要著作的介绍等，这些都不能称之为“释义”，只能称之为“释文”。

《辞海》(1999年版)中“专科辞典”的定义是:“汇集和解释专科词语的辞典。”这个定义十分简要，缺点是“专科词语”的含义不够明确，“解释”和上例中的“释义”一样欠佳。

由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例证，可以看出对专科词典的认识的主流。

不同的见解主要有:

《字典和词典》认为:“专科词典是单科性的，只汇集和解释某一门科学专用的名词。”这就把专科词典理解得过于狭窄了。专科词典虽以专门词语为收录对象，其范围却十分广泛，并不限于“学科”，更不限于“单科”或“某一门科学”。

《语言学百科词典》对“专科词典”的解释是:“汇集各门学科或某一门学科的专门术语和有关名词，分列词目，加以解释。……分为单科词典和百科词典。前者只包括一个学科……后者包括一系列的学科……”这种理解，虽较上述理解为宽，但仍嫌狭窄。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学科词典”(而且也不完全，因为还有多科词典)，它只是专科词典的一种，此外还有多种专科词典。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详述。

《现代辞典学导论》起先把专科词典说成是“为了解决读者在专科术语方面遇到的疑难问题而编纂的辞典”(第221页)，将其收词对象局限于术语而排除了专名，也就是把专科词典缩小为术语词典;后来又把专科词典的范围任意扩大，把综合性词典和百科全书也包括进去了(第222页)。综合性词典是兼收单字、普通词语和专门词语的词典(如《辞海》和《新华词典》)，它和只收专门词语不收单字、普通词语的专科词典性质不同，不能列入专科词典的范围。至于百科全书，则基本上以知识主题为汇集和说明的对象，不同于以词语为词目的词典，更不能列入专科词典的范围之中。

对于专科词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如按词典所使用语种的多少，可分为单语专科词典、双语专科词典和多语专科词典。但通常所说的专科词典仅指单语专科词典，而双(多)语专科词典(如《英汉经济学词典》、《汉俄英情报学词典》等)则被归入双(多)语词典的范围。按词典的规模大小，可分为大型专科词典、中型专科词典和小型专科词典。它们各自的规模如何，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有人认为，两百万字以上为大型，两百万字以下、50万字以上为中型，50万字以下为小型。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并不是绝对的。大型专科词典的任务在于提高，它收词广、深、细、全，释文知识丰富，阐述较详。中型专科词典兼顾普及和提高，收词一般限于基本词汇，释文较大型词典浅和略而较小型词典深和详。小型专科词典的任务在于普及，收词一般限于常见常用的词语，释文力求简要。

以上这两种分类方法，都没有涉及专科词典自身的特点，也可以适用于语文词典和综合性词典。具有专科词典特点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其词目的不同种类将其分为学科词典、专题词典、术语词典和专名词典。

一、学科词典以某一学科、某些学科或所有学科的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为收词对象。这类词典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的收词对象在“学科”的范围之内。按照我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52—92)的说法，一个知识体系要成为学科，应当具备理论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第二，它们所收的词目包括学科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如果只收术语，或者只收专名，那就不是学科词典，而是术语词典(如《哲学新概念词典》)或专名词典(如《中医人物词典》)。

学科词典按其涉及学科的多少，分为单科词典、多科词典、百科词典。单科词典只涉及一个学科，如《法学词典》、《生物学词典》等。多科词典涉及几个或一批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词典》、《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新学科辞海》等。百科词典涉及所有学科，如《苏联百科词典》(中译本)。

二、专题词典以特定专题范围内的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为收词对象。所谓“专题”，指的是不具备上述“学科”条件的知识体系。专题词典所收词目，应该包括特定专题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如果只收术语，或者只收专名，那就不是专题词典，而是术语词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词典》)或专名词典(如《中外文学名著人物辞典》)。

专题词典的范围很广，包括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某一部书、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组织、某一项工作、某一个事件等等，都可以作为编纂词典的专题。

三、术语词典以特定范围内的术语为收词对象。所谓术语，是各个专业领域中指称普遍概念(反映某一类事物的概念)的词语，它区别于专名(如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等)，也区别于非专业领域的普通名词(如桌、椅、门、窗等)。所谓特定范围，可以是某个学科(如《中国美学范畴辞典》、《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可以是某些学科(如《新技术术语辞典》、《文学艺术新术语辞典》)，可以是各门学科(如《当代新术语》)，也可以是某个专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辞典》)。

四、专名词典以特定范围内的专名为收词对象。专名是指称单独概念(反映某一个事物的概念)的词语，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可扩大为作品名)、组织机构名等等。专名词典的收词范围，受专名种类和时间、地域、学科、行业等因素的制约。其中，专名种类这一因素是必备的，其他因素则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如《二十世纪中国哲学著作大辞典》，其专名种类是著作名，时间是20世纪，地域是中国，学科是哲学。

专名词典主要有人名词典、地名词典、书名词典。此外还有收其他专名的，如《世界政党大全》、《中国党派社团辞典》、《简明历史事件辞典》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专科词典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科词典的编纂出版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语云:盛世修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欣逢盛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各类专科词典的需要日益增长，这就为专科词典的繁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成就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数量激增

据统计，在解放前的50年中，总共只出了70部专科词典。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中出了多少呢?手头没有统计资料，但有参照系可供推算个大概。据林玉山《20世纪的中国辞书》(载《辞书研究》2001年第1期)介绍，1977—1999年共出版各类辞书六千多种。其中专科词典占多少?从1995—2003年五届国家辞书奖评选中各类参评书的比例，可以推算个大概。第一届国家辞书奖参评的范围是1980—1994年出版的辞书。因此，这五届国家辞书奖各类参评书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1980—2002年各类辞书的出版情况。这五届评奖中，参评的专科辞书在全部参评书中的比重，最高的一届为百分之六十左右，有三届超过百分之五十，最低的一届为百分之四十左右。由此推算，从总体上说，专科辞书约占全部辞书的一半。当然，专科辞书比专科词典的范围大，因为其中还包括百科全书等，但绝大部分是专科词典。

专科词典的印数同样激增。解放前出版的专科词典，能印几千册就很不错了，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专科词典，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词典，印几万的比比皆是，印几十万的也不在少数，甚至突破百万大关。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有《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56万册，《法学词典》114万册，《中国近代史词典》100万册。虽然近年来印数有所减少，但是如2000年问世的定价498元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到2006年已印行22 250部的事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二、门类渐全

和过去专科词典的出版显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所出专科词典，门类渐全，正在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

第一节中列举了专科词典的各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例证。现在要说明的是，那些书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各种类型的专科词典都有问世。就每个类型而言，其出书情况并不像举例那样简单，而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例如，专科词典中有一大类是学科词典，学科词典中主要的一类是单科词典，这个类所包含的词典就琳琅满目。其中的大型词典是骨干工程，对学科的建设和读者的学习研究有重大意义。现在许多大学科都有大型词典出版，如《哲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法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等等。中型词典的出版十分普遍，大多数学科以及许多分支学科都出了词典。例如哲学，不但有几部哲学词典，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都有各自的词典。小型词典也出版了不少。

三、精品迭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科词典在总体质量较前提高的基础上出了一批精品，它们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精心编纂，编校质量、装帧设计质量和印刷装订质量较高。以上海辞书出版社为例，1993年到2003年获历届我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专科词典就有《哲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世界地名词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敦煌学大辞典》、《法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外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伦理学大辞典》、《中国美术大辞典》等12部。应该说明，获得我国图书最高奖，是精品书最显著的标志，却不是唯一的标志，没有获得这一奖项的也有许多精品书。

四、经验累积

一大批专科词典特别是其中的精品的编纂，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选题开发、总体设计、编纂体例、组织作者队伍、选词的原则和方法、释文的原则和方法、定义、义项、交叉工作、审读加工、通读、专项检查、附属成分、编排方法、检索手段等等，多少都有经验。阐述这些经验的，有一两百篇文章，有一些词典学专著有讲专科词典的章节，还有1991年出版的《专科辞典学》一书。

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在专科词典的编纂出版上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一、抄袭剽窃为数不少

有一些文抄公利欲熏心，目无法纪，以抄袭剽窃为编词典的捷径。上海辞书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发现了有五部专科词典不同程度地抄袭该社所出的词典。《党政干部大词典》抄袭《辞海》、《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法律小词典》等共七百余条，《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抄袭《辞海》七百余条，《当代百科知识大辞典》抄袭《辞海》、《法学词典》等共约两百条，《(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抄袭《辞海》、《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共一百余条，《围棋知识词典》抄袭《体育词典》一百余条。经各地版权管理机关查证核实，分别作了处理。

抄袭行为，由于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了，查究起来也费力费时，所以已经揭露的只是极少数。这就使文抄公们在唯利是图的同时又心存侥幸，敢于剽窃的大有人在。

二、胡编乱造无奇不有

有一些人不知词典为何物，更不了解专科词典的性质和特点，而随心所欲，以胡乱拼凑为能事。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辞典》，打着“词典”的旗号，实际上正文(不是附录)中有好几个部分根本就不是“词典”。如《重要文献》类有35．6万字，刊载从《中国共产党纲领》到中共十四大报告的四十个文献的原文，这怎么是“词典”?又如《党的政治活动重要纪事》类有17万字，是年表，也不是“词典”。《组织工作优良传统典例》类有13万字，是一个个小故事，采取标题居中的文章排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词典”。其标题如《瞿秋白的民主风范》、《张闻天跟着真理走》、《林伯渠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彭德怀的军事民主》等等，和“词典”完全不同。或者表面上像词典那样采取了一条一条的形式，实际上并不是词典的条目。词典的条目，应该是解释词语的，但是这部“词典”，有些“条目”却以问题为对象，如“怎样写命令、指令、通令”，“怎样写决定、决议”，“怎样写通知”，“怎样写通报”，“怎样写请示”，“怎样写批复”等等，这些根本就不是词典的条目。即使可以成为词典的条目，也有很大一部分与组织工作无关，因而不应编入此书。如《组织发展史》类有55万字，实际上就是党史，其中充斥着与中共的组织工作无关的内容，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代会”等等。另有《世界主要政党组织》类，12万字，与中共的组织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胡编乱造的词典，并非个别，不妨再举一例。

有一部《李白大辞典》，编纂者似乎不知道词目是怎么一回事，竟从前人的诗文中摘录一般句子作为“词目”。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此书从这一段话中分割出六个“词目”:“始娶于许”、“一男曰明月奴”、“又合于刘”、“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类似的“词目”有一大批:“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呀，“许相国家见招，妻以孙女”呀，不胜枚举。还有自己造出来的所谓“词目”，以“生于”开头的就有六个:“生于蜀中说”、“生于西域说”、“生于中亚碎叶说”、“生于条支说”、“生于焉耆碎叶说”、“生于长安说”。

该书释文方面的问题，最绝的是“等于零”，即对词目没有说出什么来。《李白大辞典》把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都立为词目，但对其中许多人连名字也不知道，更谈不上生平事迹，以致对这些人只有“名不详”三个字。“王”字头的“王十二”、“王处士”、“王司士”、“王孝廉”、“王征君”等条均如此。另如“丁十八”、“于十八”等在“名不详”后加“排行十八”四字，还是等于零。有的条目则在释文中提出问题，如“十七翁”条先说“名不详”，最后说:“按王昌龄有《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诗，高适有《河西送李十七》诗，未知与此有关否?”词典释文写成这个样子，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三、词目释文问题多多

这里所说的是与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性质有所不同的内容问题。它们量大面广，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一批专科词典中。

收词方面，这里只讲两个问题。一是滥收词目，二是严重残缺。

关于滥收词目，也只讲两个问题。一是有些词目不成其为词目。专科词典的词目，应该是约定俗成的词、固定词组和定型的短句，不能把临时自由组合的词语和句子列为词目。以下这些都是不成其为词目的:“宪法的制订、修改和解释”、“教育中的批判和继承”、“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亚洲革命风暴”、“中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我国的疆界和邻国”、“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秦始皇统一中国”、“思维过程是自然过程”、“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国家对贫困地区放宽的政策”、“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几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是越界收词，就是越出本词典的书名、前言、凡例等所规定的范围收列词目。如有一本《简明卫生管理学辞典》收了一大批不属于卫生管理学的词目，包括认识论方面的“认识”、“认识论”、“概念”、“判断”、“推理”、“感觉”、“错觉”、“表象”、“理解”、“抽象”、“假设”等等，出版方面的“百科全书”、“年鉴”、“版权”、“校样”、“连续出版物”、“国际连续出版物号码”、“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国际标准书号”等等，婚姻法方面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姘居”、“离婚”等等，经济方面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体系”、“工业企业管理”、“车间作业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离题万里的词目，还有很多。离题的词目如此泛滥的词典当然是少数，但是程度较轻的离题现象则是相当普遍的。

专科词典越界收词，不仅降低质量，而且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很大浪费，因为这些条目毫无使用价值，永远也不会有人去查。试想，有谁会到《简明卫生管理学辞典》里去查什么是“百科全书”、什么是“年鉴”呢?

关于严重残缺。一般的残缺所在多有，可以不论，但是重要的基本的词目不可残缺。《党政干部大词典》中，有我国各个民主党派的词目，连“中国同盟会”等等也收了，却没有“中国共产党”，岂非咄咄怪事。“党政干部”中的“党”，不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吗?另有一本《孙中山辞典》，竟没有“孙中山”条，开头也没有孙中山传略之类的文字，这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还有一部《政治经济学大辞典》，未收“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基本经济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等，收了“财政”而未收“金融”，收了“买方市场”而未收“卖方市场”，收了“商业经济”、“国防经济”而未收“国民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运输经济”，收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而未收“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如此等等，未免残缺过多。

释文方面的问题，更是多种多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重大的缺漏和差错，因为词典被视为标准书，读者寄予高度的信任，最要紧的是政治上、科学上、事实上保证准确，避免失误，尤其不能有重大失误。但是现在有不少专科词典未能做到这一点。例如:

《郭沫若作品辞典》中“毛泽东”条罗列毛泽东所任职务时，竟漏了最重要的、他担任3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该条对毛泽东思想也只字未提。

《世界政党大全》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介绍我国的民主党派，居然漏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说陶晶孙“抗战时期沦为汉奸”，此说大误。1992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里已有夏衍同志等的三篇文章，说明上海沦陷时陶晶孙留在上海是根据党的安排，他的行动受潘汉年领导。1994年夏衍在《陶晶孙选集》的序言中又重申了这一点。1998年出的书不应该继续让陶晶孙蒙受不白之冤。

《生物学大辞典》中“虎”条讲了虎骨等的药用后又说:“虎皮可制褥垫、壁毯及装饰品等，价格极高，畅销国内外。”“云豹”条说:“它的毛皮商品名叫龟纹豹，毛柔软，花纹美观，富有光泽，可以制名贵的女用大衣和高级坐垫，多销国外。其犬齿还可作女士饰物。”诸如此类，为数不少。这些动物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1988年颁布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早已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1998年出版的《生物学大辞典》的释文与此相悖，甚为不妥。

释文中的其他问题，包括文不对题、同语反复、以偏概全、过于宽泛、自相矛盾、互不照应、节外生枝、层次不清、体例不一以及论文式、讲义式、散文式等不合词典体的文体文风之类，为数更多，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词典的质量。

四、编排混乱难以检索

词典都是供检索的，因此是否便于检索是一个重要的质量问题。为了便于检索，一是要有科学合理的编排方法，二是要有不可缺少的检索手段。

有一部分专科词典，条目的编排十分混乱。如有一部外国哲学词典分为10类:1．总类，2．古希腊罗马哲学，3．中世纪哲学，4．西方现代哲学，5．东方哲学，6．团体，7．杂志，8．逻辑，9．美学，10．伦理学。这个分类法，因为同时采用了几个标准，所以混乱不堪。如第二类至第五类是按地域分的，但前三类又加上了时间标准(其中缺少近代)，因此不能与“东方哲学”并列;而且，照此分法，非洲、拉丁美洲的哲学归到哪里去呢?“团体”、“杂志”又是按另一个标准分的，不能与其他各类并列。“逻辑”、“美学”、“伦理学”则是按分支学科的标准分的，也不能与其他各类并列。

编排得如此混乱，当然难以检索。这是一部分专科词典难以检索的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部分专科词典只有按其编排法列出的词目表，没有与词目表排法不同的词目索引，以致读者在使用词目表感到不便或者未能找到要查的词目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检索。有些专科词典按词目的汉语拼音编排(如《实用教育大词典》)，但没有笔画、分类等索引，不熟悉汉语拼音或者不知道词目首字读音的读者就难以检索。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条目按获奖者获奖的年份排列，无其他检索手段;如果不知道获奖年份，就只能从头开始一条条去查了。更多专科词典的条目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这虽然有其长处，但是其中一部分词典只有一个分类词目表，没有其他索引，以致对某词目的内容一无所知的读者无法找到它。

五、编校差错超标者多

我国新闻出版署规定图书编校差错超过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但在专科词典中，却有很大一部分编校差错超标。国家辞书奖的参评书，一般应该是编校质量较高的，但是每次评审都发现编校差错超标的为数甚多。如1997年第二届国家辞书奖评审时，发现参评的十部科技辞书有九部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其中有的书内容很好，如《固体物理学大辞典》，学术价值很高，但因差错率大大超标，未能入围，十分可惜。

编校差错，除了一般的错字、漏字、多字以及标点符号的错用、漏用、多用之外，突出地表现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规范。

例如，我国早在1984年即已规定，“报纸、刊物、图书、广播、电视，从1986年起均要按规定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但是，1986年以后出版的专科词典，违反规定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比比皆是。

再如，我国国务院在1987年即已规定，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又联合发出《关于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但是此后出版的专科词典，仍有许多未按规定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

以上五类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我国专科词典的总体质量，从而有损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非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去认真解决不可。

坚持质量标准，提高词典质量

这里所说的质量标准，只就词典的内容而言。但是即使如此，题目也很大，不可能展开来说，只能列举要目，点到为止。

一、符合专科词典的特有属性，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的:收录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以条目为单元，逐一提供相应的信息。只有这样的出版物才是专科词典。凡是与此不合的都不能称为专科词典。也不能把与此不合的内容当作一本专科词典的组成部分。

二、框架设计合理。本词典应有的知识包罗无遗，本词典不需要的知识一概割爱。所收各类知识安排适当，比例均衡，没有畸轻畸重、重复、错乱等类现象。

三、所收词目合格。它们应该是词、固定词组和定型的短句，有值得介绍的专门知识，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并非仅出现于极少数场合)，并且在本词典的书名、前言、凡例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没有重大缺漏。避免重复。收词标准统一。同类词目收得平衡。

四、释文恰当。包括:(1)准确。没有政治性错误。也没有知识性、逻辑性错误。史实、引文、数据均经查核无误。(2)全面。释文应有的各项要素无重大缺漏。义项也完全(相对于词典的类型和规模而言)。(3)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次序顺当。(4)行文采用辞书体，其要点为:开门见山，开宗明义，一上来就告诉读者他们所查阅的词语何所指;用第三人称作客观陈述，不作主观评判;只提供条目的应有内容，不引申、议论;按照体例规定的各类条目内容的项目和次序、关于条目的分级和字数的幅度编写;文字尽量浅显通畅，力求使读者能看得懂;不用“近来”、“目前”等词语和相应的内容，以适应词典编纂出版时间较长、使用时间更长的特点;语言朴实，不用华丽的辞藻;字斟句酌，力求简练，删去一切空话套话和重复累赘的语句。

五、条目之间的关系妥善。包括:(1)统一。观点统一，资料统一，写法统一，用语统一。(2)平衡。条目篇幅平衡。根据内容繁简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可以而且应该有详略之别，但差别要适当。篇幅理应相当的不可任意处置。条目内容也要平衡。同一类型、同一系列的条目，写哪些内容，要有一定之规，不可随便取舍。(3)照应。甲条目提到乙条目中的某些内容，乙条目要予以照应。释文中有难懂的而且在本词典范围之内的词语，要设相应的条目予以解释。(4)不重复。不应有两个名异实同以至名实均同的正条。甲条包含乙条的全部内容，乙条应改为参见条。两条既有各自独有的内容，又有互相重复的内容，则保留两条各自独有的内容，而互相重复的内容则只见于一处，另一处加“参见‘×××’”。

六、附属成分处理得当。包括:(1)插图。根据需要，尽可能加插图，能加彩色照片的用彩色照片。具有可比性的条目之间，插图的有无、多少和大小恰如其分。插图与释文相称，配合紧密。图题、图注准确无误。(2)附录。根据需要设置附录。附录要切题，与词典的正文密切相关;要精选，不可滥收;要和词典的类型、规模相适应;附录中的内容要和词典正文中的内容协调统一。(3)参见系统。应注明“参见‘×××’”的，没有遗漏，以便于读者找到为了解本条内容而需要参阅的其他条目。条目中注了“参见‘×××’”的，或对释文中需要查阅其他条目的词语加了参见符号的，应绝对避免本词典中没有需要参见的条目，或者虽有该条目而条目中没有需要参见的内容。

七、编排方法与本词典的内容相适应，并严格按照各种编排方法的规矩行事。除与编排方法一致的索引外，还要根据词典的具体情况，编制其他索引，给读者提供多种检索的途径。索引的编制要科学，要便于读者查找词目。

以上七项，大体上表述了专科词典的内容质量标准。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崇高的敬业精神、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还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熟悉词典编纂业务。现在新闻出版总署为规范辞书出版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为我们解决专科词典的质量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愿与大家共勉，为我国专科词典的进一步繁荣和优化而努力奋斗。

编后记

本文是2006年7月20日、2007年5月23日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上的讲稿。编入本书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