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编纂思想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编纂思想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下文简称“社科”)是一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型专科词典，有五千多个条目，近两百万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问世以后，虽然几乎没有什么宣传，却不胫而走，畅销不衰。到1984年4月已印刷四次，印数达120万册。因印数过大，纸型浇版次数过多，已经损坏，不能再用，只得重新排字，出第二版。到1985年底，印数增加到151万册。印得这么多，在专科词典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部词典是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教师和其他读者编写的。实践的结果，这部分读者表示热烈欢迎。出乎意料的是，“社科”还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读者和更低层次的读者。例如，钱学森同志几次在文章中引用“社科”，可见这部词典有幸进入了他的书斋。又如，1983年12月9日，张家口市桥东区太平桥小学学生杨志刚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偶然看见您处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一书后，真是爱不释手，忙去书店买，得知已经卖完了。无法，所以给您处去信，望您处给予满足，特此致谢。”用两句套话来说，这部词典倒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了。

1986年，上海市对近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社科”荣获优秀著作奖。

我介绍这些情况，是想用若干具体材料来说明，现在要分析其编纂思想的“社科”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当然，印数也好，称赞也好，获奖也好，都只能从某一个侧面、在有限的程度上说明问题，不能夸大其意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何况“社科”所获得的还称不上盛名呢。而且，不能把它的畅销完全归功于它自己，这里有许多客观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需要，以及我国的辞书编纂工作处于落后状态，当时还没有更理想的同类词典出版，等等。不过，无论如何，它终究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而它的成功，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它的编纂思想有可取之处。有鉴于此，遂作本文。

我想从四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审时度势确定选题

这个选题确定于1979年底。在此之前，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怀疑、抵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一些长期在出版工作岗位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编辑，憋着一口气，坚持继续为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发展和普及而努力。他们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不相信在中国搞四化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习了这个讲话，他们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他们估计，这个讲话的精神贯彻下去，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将会高涨，出版工作者应该为读者提供必要的工具。他们想到，应该编一部词典，根据拨乱反正的成果，对读者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查考的名词作准确的解释，清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伪造、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流毒，清除由来已久的“左”的思想影响。他们还想到，这部词典要以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为中心，把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汇编在一起，使读者备此一册，大体上可以排除学习文科知识时常遇的拦路虎。

这部词典的成功表明，制订选题，还是应该看形势，看大局，着眼于两个文明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方针。不能因为过去搞“紧跟”跟错了，现在就来个脱离政治，离得愈远愈好。不能忘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是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更不能见利忘义，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迎合低级趣味。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版社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出好书。“社科”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二、不拘一格物色作者

这部词典找谁来写?按照惯例，无非是到高等学校、研究所去找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但是这一回没有按照惯例，而是另辟蹊径，就在出版界内部请各个学科的编辑来写。对此举的可行性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这部词典的专业化程度不很高，涉及的只是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这样的条目并不一定要学识渊博的学者来写。

其次，在我们的编辑中间，各个学科的人才都有;其中有一些老编辑无愧为各个学科的专家，编这部词典实游刃有余。在他们的带领、帮助下，一部分中青年编辑参加这项工作也可以胜任愉快。

最后，编辑对书稿的质量要求比较熟悉，文字表达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其中的辞书编辑，多少掌握了辞书编纂的规律性，这对编好词典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实践表明，上述分析是正确的。由编辑执笔写这部词典，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其一是质量较高。当然，这是就全局而言的，各个部分的质量不平衡，也有相当一部分一般甚至较差的，不过是少数。同时，较高的质量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反复审读、修改、加工的结果，对此下文还将述及。

其二是进度较快。1980年初落实编写任务，到年底，初稿就基本完成; 1981年全部编写完成，并进行审读、修改(包括退回修改)、加工、定稿、发稿。在同样规模的词典中，这部词典的进度之快是数一数二的。

其三是不用经费。按照这几年的行情，编一部像“社科”规模的词典，要有数万元以至更多的经费，用于举行编纂工作会议和集中定稿的食宿等开支。而“社科”的编纂，利用作者集中在上海出版界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部负责定稿的有利条件，没有任何经费就把事情办了。

其四是锻炼人才。参加这项工作的编辑，不同程度地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中青年编辑，得益更多。辞书编辑，有了自己编写条目的实践，对辞书编纂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颇有助于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编辑写词典，并非新事物，但就上海辞书出版社而言，把编辑自己作为专科词典作者队伍中的一支力量，这还是第一次。此举的成功，不但对编辑写词典起了促进作用(当然，从全局来看，编辑在辞书作者队伍中只能是一支次要的力量，主力军还是各学科的专业工作者)，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物色辞书的作者不能拘泥于某种框框、惯例，不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而应该向一切适合于编写辞书的作者敞开大门，把作者队伍搞活。

三、尽心竭力提高质量

“社科”开始编纂时就确定了以质量取胜的方针，在整个编纂过程中一直坚持这个方针。他们并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标准，只求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之内，尽力而为，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他们深知，只有这样，“社科”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具体的努力目标，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观点正确。“社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搞起来的，定稿时又欣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从而有可能在政治上和基本原理上作正确的阐释。例如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关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关于我国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等等，都以决议的提法为准，从而清除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在词典释文中实现了拨乱反正。第二版时，又根据党的十二大和我国新宪法的精神，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

在科学问题上，也仔细斟酌，反复推敲，纠正了一些流行已久的失误。例如关于人性，长期流行的是把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而“社科”则指出，既不能撇开人的阶级性去解释人性，也不能把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又如一般规律，通常的解释是“各种事物普遍具有的共同规律”，“社科”则改为:“就整个世界或一定范围而言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并对此作了具体解释:“一切事物的共同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是最一般的规律。一定范围内的事物的共同规律，对这个范围来说也是一般规律，但对更大的范围来说则是特殊规律。”

(二)知识丰富。这表现在收词和释文两方面。按照“社科”的性质和类型，收词虽以基本的、常见的为限，但要有相当的广度，要涉及各个学科、各个分支、各个领域;每个条目的释文则要有相当的深度，要比综合性词典如《辞海》的释文深入得多，也要比小型专科词典(包括一般的名词解释)深入得多。为此，“社科”主要采取以下各项方法:(1)追根探源。包括:一个名词术语的最先使用，一种思想学说的最先提出，一种典章制度的最先形成，外来语的原文和最先翻译，等等。(2)说明演变。包括:名词术语的含义的演变，思想学说的内容的演变，典章制度的兴废和变迁，等等。(3)增加义项。一个词所具有的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是它所表达的不同的概念)，凡是在社科范围之内已经约定俗成且有代表性的，力求列举完全，防止遗漏。(4)具体分析。不局限于定义，而要展开、阐述。(5)充实观点和材料。(6)区别不同的概念。(7)介绍不同的见解。

(三)资料翔实。尽可能查核第一手资料、权威的资料、最新的资料，务求可靠。在编写“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条时，对它是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进行了反复的查核。国内外现有的工具书，或者没有明确的说明，或者说法不一。最后从联合国秘书处编的《联合国组织介绍》中查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个组织和联合国有联系，但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四)文字简明。按照词典体的要求，紧扣词目，开门见山，只给知识，不发议论，防止节外生枝、重复累赘、晦涩难懂、文理不通等弊病。

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就必须严格审稿把关，认真修改加工。对于处理“社科”稿件的编辑来说，由于作者都是同事、熟人，有的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只有解除思想顾虑，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为此，领导上决定和宣布:第一，对此稿的审读加工，采取比处理其他稿件更严格的手续，在坚持三审制的基础上，有些稿件，还要增加审次。第二，无论什么人的稿件，该提意见的就提意见，该退回修改的就退回修改，该动笔增删的就动笔增删。主编、副主编还表扬了对他们的稿件提意见、动手术的编辑，为编辑撑腰打气。这样就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创造了条件。

四、多方面为读者着想

“社科”的编纂者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为读者服务的，要处处为读者着想，适应读者的需要，维护读者的利益。

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既是对党负责，对科学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读者对一本书的要求，首要的是质量高;尤其是对词典，更要求质量高，因为词典是“典”，是标准书，读者当然希望它们是值得信赖的。

在收词和释文上所采取的原则，既是出于对词典的特性的尊重，也是出于对读者的需要的尊重。例如，只收约定俗成的词语，不收自由词组或一般句子(如某些词典所收的“中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思维过程是个自然过程”、“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等)，因为这些所谓“词目”完全违反词目的本质特征，而且读者根本不可能到一部词典里去查阅这样的“词目”。如果把这种“词目”编入词典，既降低词典的科学水平，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读者的负担。再如，释文坚持开门见山，开宗明义，一上来就下定义或加定性语，因为这是解惑释疑的关键所在。读者看到某个词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查阅词典求教，急于了解的是:该词语究竟何所指?因此，词典的首要任务，就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转弯抹角，旁敲侧击，势必使读者大失所望。

鉴于这是一部面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词典，为了在有限的印张中给读者尽可能多的知识，经编辑提出建议，在出版科和印刷厂的支持下，决定用六号字排版。这样，每面可以比用小五号字排增加五百字，按正文1 116面计算，即可增加五十五万余字。这样，每面的成本增加了(主要是排版费、稿费增加)，而每面的定价标准不变，对出版社来说虽然不利，对读者来说则大为有利，因为他们花同样的钱可以多得五十五万余字知识。同时，编辑还建议，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不用字典纸印，而用凸版纸印。这样，在书价调整后，“社科”的定价也只有六元四角;而如果用字典纸印，定价将提高一元五角左右。

有的同志认为字号、纸张等是出版科的事，编辑不必过问。其实不然。一个编辑，应该连这些问题也考虑到，才算是对读者尽到了责任。出版科对书稿的性质和使命不如编辑了解，因而也就很难像编辑那样去考虑问题。

编后记

本文原载《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编入本书时有一点技术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