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创新概要

《辞海》创新概要

辞书的创新，范围广泛，包括品种的创新、选题的创新、体例的创新、版式的创新、载体的创新、编纂方法的创新、编纂工艺的创新、编排方法的创新等等。这些创新，可以是辞书史上前所未有的，也可以是同类书中率先实行的，还可以是一部书在重版过程中自我突破的。其意义和影响的大小，固然有所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给辞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与其他领域一样，在辞书领域，创新也是发展之魂。

创新与借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许多创新是在借鉴的基础上产生的。《辞海》初版于1936年，意在与1915年问世后畅销的《辞源》竞争。为了后来居上，它不是简单地模仿《辞源》，而是取其所长而补其所短，“在《辞源》的基础上，自出心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张明华《中国字典词典史话》第154页)。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具体分析了《辞海》借鉴《辞源》而胜过《辞源》之处。李开在《现代词典学教程》中，称《辞源》“开创了我国现代词典时期”，而称《辞海》“是我国又一部开创性现代词典”，说它“后出转精，无论在体例、条目的收列、释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辞源》和《辞海》都从1958年开始修订。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两书分工的决定，《辞源》改为大型古汉语词典，而《辞海》则成为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近五十年来，《辞海》经过四次修订，已经出版1965年版、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目前正进行第五次修订，准备出2009年版。在这过程中，《辞海》的创新远较初版时为多，而且借鉴的因素大为减少，自主的成分大为增加。

现就《辞海》编纂修订中的创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关于编纂方法

(一)1936年版的《辞海》是关门编纂的，即由编辑部人员自己包办。据参加该版编纂的周颂棣在《老〈辞海〉是怎样编成的》一文中介绍:“《辞海》的编纂方法，是按词目的性质，各个编辑分类包干。辞典编辑部迁到上海以后，人员有进有出，主要编辑人员大致稳定在十四、五人左右，连同练习生和其他助编人员，不到三十人。单字及一般词语……数量较多，参加修订编写的人数也较多……百科部分，则一个人要分担许多部门条目的修订编写工作。例如:陈润泉同志包干数理化以及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的条目……我分担的条目数量也不少，包括哲学、文艺、教育、外国历史地理、人名地名(日本除外)等许多部门的条目，总数大略估计在一万条左右。”(《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又说:“大约到了1935年的秋季，陈润泉同志和我包干的各类条目，已经基本上完成。陈润泉同志以后还陆续修订了一些词牌和戏曲方面的词目。我也修订增补了一些职官的名称，并帮助修订单字的同志新编写了一部分虚字方面的条目。”(同上书第154页)

《辞海》的百科条目，专业性较强，由编辑人员包办，而且一个人要承担许多学科的条目，条数可多达一万左右，这势必要延长编纂的进度，更要影响条目的质量。因此在建国以后从第一次修订开始，就改为全书开门编纂，其内容包括:将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分开，作者队伍由社外的专家学者组成，两支队伍明确分工，又密切协作;作者和编辑中的主要成员组成辞海编委会，其中作者占大多数;辞海编委会是常设机构，其成员留老增新，既不断充实新生力量，又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每个学科的作者中由一人或数人担任分科主编，负责审定该学科的条目。这些，对老《辞海》的编纂方法是根本性的改造，在辞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1936年版的《辞海》编纂时虽有粗略的框架，但是设计不严密，执行不严格，编纂者自行其是的余地较大，因此全书的结构有失衡之处。据1981年7月《辞海通讯》第7期载《舒新城谈老〈辞海〉》一文介绍，1958年辞海编辑所成立后舒新城谈到老《辞海》时说，由于当时往往可以由主编和编辑人员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所以设计时所定框架多被任意更改，以致老《辞海》成为无计划的东西。又据1981年2月《辞海通讯》第2期载杨祖希《1936版与1979版〈辞海〉佛教条目的初步比较》一文指出，1936年版的佛教条目，“选词缺乏通盘考虑，与其他各教严重不平衡，与其他学科的收词比例极不相称，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1936年版共收佛教条目约数千条(确切数字尚未统计)，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等)条目，却不过数百条，伊斯兰教条目，甚至不足一百条。……除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收词比例严重失调以外，佛教与1936年版百科部分的其他一百几十个学科相比，也属过于膨胀，破坏了全书各学科之间的比例。”

从1965年版开始，每次编纂都有周密的总体设计，对全书条目总数、普通语词条目和百科条目的比例、百科条目中文科和理科的比例以及各个学科的条数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作了具体的规定，编纂时严格执行，如有较大出入，须经编辑部审核同意。这样就杜绝了无政府状态，使全书的结构较为合理。

(三)1936年版的稿件处理程序较简单，编纂者完成后经黎锦熙、彭世芳、徐凌霄等八位专家校阅(见陆费逵的《编印缘起》，而黎锦熙在序言中说仅校阅百多条，由此推断这几位专家未审阅全稿)，再经主编审阅即发排，以后再看一次清样(见上引周颂棣文)。不过在主编审阅中包含了通读。周颂棣文中说:“沈朵山(引者按:即《辞海》初版主编之一沈颐)还同时立下决心，要把《辞海》收入的全部词条，从头到尾，由他自己逐条加以审阅。在此后四年多的时间内，沈朵山每天就在忙着审稿。事实上，沈朵山先生对于单字和普通词语，还能发现一些问题，改正错误或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各学科的条目，就只能在文字上稍加润饰而已。”(同上书第153页)不管沈颐通读《辞海》全稿的效果有多大，把通读作为词典编纂的一个环节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从1965年版开始，稿件处理程序逐渐周密:稿件经分科主编审定后再经编辑部三审;汇总编排后通读原稿，同时进行专项检查;出样后通读两次校样，同时再作专项检查。多次通读和专项检查是《辞海》编纂工作的一大特色。

通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各学科条目之间的交叉工作，在审稿过程中虽已做过不少，但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缺漏甚多，以致条目之间存在着种种不统一、不平衡、欠呼应和互相重复之处，有待于通读时发现和解决。其次，一个条目的内容往往跨越几个学科，而条目都是分学科编写和审读的，常因分工的局限或者作者和编辑在专业上的局限而遗留一些问题，通读时可以打破学科的界限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便于发现问题。再次，《辞海》修订的过程较长，其间发生的新情况，有些在稿件中没有反映，须在通读时予以反映;上一次通读后发生的新情况，在下一次通读时反映。最后，稿件虽已经编辑部过三审，仍难免留有各种疏失，而且为数不少，需要在通读时再把关。一次通读可以发现和解决一大批问题，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再读第二次、第三次。1999年版的三次通读中，共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三万条左右，虽有少数意见未必正确，但从总体上看，对保障《辞海》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专项检查的项目包括:字形——按体例给词目中的简化字或选用字括注繁体字或异体字时，是否有该注而未注的，或不必注而多注的，所注是否正确。注音——复词中按体例应注音的，是否已注;按体例不必注音的，是否多注;注音是否准确;单字所注的音是否完备。地名——地名(包括国名)已经更改的，条目中是否已相应更改;中国地名中行政区划有变动的，条目中是否已相应修改;条目中提及的古地名，是否已括注今地名，所注是否准确;外国地名的译名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已按体例括注外文，所注是否准确。外文——加注外文的范围是否符合体例的规定，漏注的补上，不必注的删除;释文中提及的外国人名、地名等译名如另有专条，与专条词目是否一致;所注外文文种是否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所注外文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如大写小写、正体斜体、冠词、标点符号、转行等);译名是否符合有关规范。参见系统——释文中的词语，左上角有*符号的，表示该词语另有专条，可以参阅，为此检查是否确有该专条;条目无释文而以“即‘×××’”、“见‘×××’”等句提示需参见相应条目的，检查这些条目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两处提法是否一致，这些条目中是否有与此处相呼应的提法;需参见的条目分列义项的，检查提到该条时是否标明义项序次，以及标明的义项序次是否准确。1999年版彩图本还专门检查了图片及其说明，包括图片内容是否合适;是否有该配图而未配的，或不必配图而多配的;图片的说明是否准确，格式是否统一。各种专项检查，都发现和解决了大量问题，如在图片检查中就增图890幅，删图780幅，换图1 250幅，修改图片说明不计其数。

二、关于体例

(一)在收词上，《辞海》注意发掘应收而为前人所忽视的词目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出现的词目。黎锦熙为《辞海》初版所写的序言中说:“《辞海》快要出版了，我一看样本，知道它的特点，第一，就在能够‘赏奇’。本来这个‘奇’实在就是‘常’，因为‘常’则必‘俗’，常俗用字，每为旧时字书所不屑道，近今辞典偶道之而不能探其源，所以变为‘奇’了。《辞海》则例如一部中之‘一发’，有‘越发’义，引元曲《鸳鸯被》‘一发不好’为证;又有‘一同’义，引《水浒》第一回‘一发喂养’为证。现在读《元曲选》或《水浒》等旧白话小说的，从此才算有了辞典可查，虽不敢说应有尽有，但较进一步的‘析疑’，《辞海》总算能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了。”《辞海》更注意增补新词新义。陆费逵在《辞海》初版的《编印缘起》中说:舒新城主持《辞海》编务后，“觉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然旧辞有从前之字书类书可依据，新辞则搜集异常困难。虽曾嘱同人遍读新书新报，开始时收获尚多，后来则增益甚少，尝有竟日难得一二辞者。”试举《辞海》初版增补新词的一个事例。“唯”字头的词目，《辞源》只有两个——“唯唯”和“唯诺”，《辞海》增补了18个，其中包括“唯心论”、“唯物论”、“唯名论”、“唯理论”、“唯我论”、“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唯美主义”等。

1965年版增收少量以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开头、与汉字结合而成、已进入汉语词汇的词目，如AB团、CC系、X射线、2-氯丁二烯等。这是前所未有的。1989年版起又增收完全由外文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目，如CT、DNA、GDP等。这一突破很有意义，可惜收词尚嫌零碎。有的学者评论说:“用这种方式编词典，对使用者肯定是一大善举。甚至可以说，这是词典编纂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措施。《辞海》在这方面带过头，但不够显著。”(《语文建设》1994年第10期载刘涌泉《谈谈字母词》)

1999年版将过去未收的美术、音乐、电影、舞蹈等艺术门类的中外杰作列为词目，读者如果要查“清明上河图”、“蒙娜丽莎”等等都可以一索即得。

《辞海》在收词上，既注意增收应收者，又注意拒收不应收者。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其用心是明显的。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指出《辞海》的长处之一是“收词较为严格，不像《辞源》那样杂滥贪多”。他认为老《辞源》中“孝”字之下的“孝张里”、“孝顺狗”、“孝敬村”、“孝廉船”、“孝鹅冢”、“孝子粥”、“孝鱼泉”、“孝冯家”、“孝亿国”等都是胡乱凑数不成其为词目的，《辞海》不收是对的(见该书第239—241页)。老《辞海》的《编辑大纲》说:“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这话说得极其中肯。在收词上，只收应收者，拒收不应收者，正是这个重要原则的具体应用。

(二)引文详注出处。这也是1936年版胜过先出的《辞源》之处。对此，黎锦熙在为1936年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辞海》第二特点，就在举例引书大都加注篇名，引近代章回体小说则标明第几回。这是所谓朴学，是‘正名辨物’底基本态度。要办到这个，多少不免要查对一些原书，有这种‘不惮烦’的精神，才能够超过类比罗列有折衷归纳之言。综名实，任裁断，虽不敢拿来责成没做‘长编’的普通辞典，但《辞海》对于‘正名辨物’的工作，总算有相当的贡献了。”老《辞源》的引文出处只有书名而没有篇名、回数，或只有“××(人名)诗”而未注明哪一首诗，读者如要查核原文或参阅其上下文，都无从下手。《辞海》基本上做到了详注引文出处，不仅方便读者，且可因查核原书而保证引文的准确。如《辞源》“一窍不通”条的引文为:“［吕氏春秋注］‘纣心不通，安于为恶，若其一窍通，则比干不杀矣。’”未说明是《吕氏春秋》中哪一篇哪一句话的注，且引文与原文有较大出入。《辞海》1936年版此条的引文则为:“《吕氏春秋·贵直》:‘纣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注:‘圣人心达性通，纣性不仁，心不通，安于为恶，杀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也。’”《辞海》以后各版发展了这一体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引文注明页码。

(三)注音的改进。1936年版对单字用音切注音，1965年版起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多音字字头下所列词目，1936年版未注明词目首字的读音，因而读者无从知道词目首字该怎么读;1965年版起改为词目首字读该字第一音的不注音，词目首字读该字第二音或以下各音的注音。如“乐”字有yuè、lè、yào三音，“乐经”、“乐府”、“乐音”等词目中的“乐”读yuè，故不注音;“乐土”、“乐成”、“乐岁”等词目中的“乐”读lè，“乐水乐山”中的“乐”读yào，故均注音。

词目中第二字或以下的字有数读易读错或冷僻的，也自1965年版起加注音。如“乌氏”的“氏”注zhī、“乌号”的“号”注háo等等。

(四)对一字多音、一音多义的现象，老《辞源》的处理方法，以“参”字为例，如下:“［差庵切覃韵］…………………………［师音切侵韵］………………［差森切］……［次暗切勘韵］…………”这样处理有两个问题:一是“参”字的多音不醒目，一上来的［差庵切覃韵］之前没有序次记号，与单音字毫无区别，其后各音也没有序次记号;二是义项的序次从头排到尾，未与音切对应。

老《辞海》的处理方法与此不同。其“参”字条作:“［甲］差庵切，音骖，覃韵。……………………………………［乙］师音切，音森，侵韵。………………［丙］差森切，侵韵。……［丁］桑感切，音糁，感韵。……［戊］次暗切，勘韵。……”这样，“参”字的多音以［甲］、［乙］、［丙］、［丁］、［戊］列出序次，十分醒目;而且义项的序次不是从头排到尾，而是各音分别排列，体现出音义对应。至于两书所列音义的多少和正误，因非体例问题，这里不论。但是可以提一提，刘叶秋曾指出，“单字的音义，分辨较详”，是老《辞海》较之老《辞源》的第一个优点(《中国字典史略》第240页)。修订后的《辞海》，在改变注音方法的同时，对一字多音的以一、二、三等(阳码)标明序次并分段排列，一音多义的则以❶、❷、❸等(阴码)标明序次接排(不分段)，较旧版更为醒目。

刘叶秋认为老《辞海》较之老《辞源》的另一优点为“在每一词条之下，大都先作解释，后列引证，体例较为一致”(出处同上)。以“贵介”条为例。《辞源》作:“［左传］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注］介。大也。［刘伶酒德颂］有贵介公子。”没有释义。读者看了，仍不知何谓“贵介”。《辞海》则作:“尊贵之义。《左传·襄二十六年》:‘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注:‘介，大也。’白居易诗:‘贵介交三事，光荣照四邻。’”这就是“先作解释，后列引证”。这样的体例虽好，可惜《辞海》未能一以贯之，只是“大都”如此而已。

三、关于插图

(一)《辞海》从1936年版起就有插图，但当初范围较窄(基本上限于动物、植物、器物)，体例不一(大多数绘制、少数用照片)，且较粗糙。1965年版起，扩大插图的范围(增加人物头像、重要建筑等)，统一用线描图，而且重新绘制，做到了线条简洁，笔法细腻，画面优美，风格一致，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较高的艺术水平。但是，《辞海》直到1989年版还停留在线描图阶段，没有彩图本，终究是个缺憾。

(二)随着读者文化需求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随着配置彩图的物质技术条件的成熟，1999年版在保留配置线描图的普及本及其缩印本以适应一般读者需要的同时，推出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在我国，大型词典随文配置彩图，《辞海》是第一部。

彩图本的推出，使《辞海》的质量和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首先，普及本配图三千余幅，而彩图本配图一万六千余幅，图片的数量增加了四倍多，达到了图文并茂的要求。对一部有八万多个百科条目的大型综合性词典来说，图文并茂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知识含量大增。所增加的彩图，包含着大量在释文中并未述及的实质性的知识内容。如每个当代国名条目均配置该国国旗的照片和地图，读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释文以外的知识。另外有许多知识，释文中虽有介绍，但是比较抽象，配上彩图，就显得十分具体真切了。例如“清明上河图”、“蒙娜丽莎”等条，释文虽对这些名画有所介绍，但只有看了所附的照片，才能知道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再次，配置的彩图绝大多数是照片，而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能提供逼真的形象，因而比绘图更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并使读者获得审美的享受。例如“鹦鹉”、“鹦鹉螺”两条的线描图只能描绘其外表形状，对其色彩则无从表现，而彩色照片给读者的观感就大不相同了。

又次，版面大为美化。彩图已使版面琳琅满目，再加上利用彩印的条件，将字头改为彩色，地脚印彩条，更显得五彩缤纷。

最后，与配置彩图相适应，纸张的质量和印刷的水平也提高了一大步。

由于以上特点，彩图本深受读者欢迎，已印行三万一千余部。但因定价较高(五卷本每部2 580元)，有更多的读者想买而感到力不从心。为此，2001年8月推出彩图本的缩印本，将文字、图片缩小(地图不缩)，纸张不改，定价则降低到每部800元。已印两万五千余部。

四、关于编排方法

词典是供读者查检的，其编排方法一定要方便读者查检。为此目的，从1965年版起就注意编排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1936年版所用的部首排检法有许多缺点，不便于读者查检，1965年版从以下三个方面动了大手术。

甲、通过增、删、合、分，将原有的214个部首调整为250个部首。如将“亻”部从“人”部分出另列，“什”、“仁”等字不再编入“人”部中;将“刂”部从“刀”部分出另列，“刑”、“刚”等字不再编入“刀”部中。

乙、1936年版单字的归部无定则，或从义归部，或从形归部，或形义兼顾，这就使读者在查检时无所适从，而且如果不了解单字的意义，就很难从意义去取部首。如“滕”字，因其义为“水超涌也”而归入“水”部，读者是想不到的。1965年版起确定对所有的单字都从形归部，如“滕”字就归入“月”部。这样，读者取部首就有了唯一的前提。

丙、从形归部时在单字的哪个位置上取部首，1936年版也没有确定的规则，如一个字上下都有部首的，或取上，或取下(如“密”字归入“宀”部，而“蜜”字归入“虫”部);左右都有部首的，或取左，或取右(如“吠”字归入“口”部，而“鸣”字归入“鸟”部)。这样也使读者在查检时无所适从。1965年版起规定了七条取部首的规则，如一个字上下都有部首的取上不取下，左右都有部首的取左不取右，内外都有部首的取外不取内，等等。这样就使读者可以准确地从部首去查检单字。

(二)1999年版先出按部首编排的版本，包括彩图本、普及本及其缩印本，2001年另出按音序编排的版本，包括彩图缩印本和普及本及其缩印本的音序本(现在各种音序本已印十八万余部)。两种编排法的版本一起发行，让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这在词典界尚属首创。

目前，《辞海》的许多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熟悉汉语拼音，而且这样的读者将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说，使用音序本是更为方便的。

首先，只要知道单字或词目首字的读者(这种情况在查检中占大多数)，就可以不必借助任何索引而直接到正文中找到要查的字头。如果不知道单字或词目首字的读音，则可借助另附的笔画和四角号码两个索引查找。

其次，按部首编排时，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目，按词目的字数从少到多排列;如果字数也相同，则按第二字的笔画数从少到多排列，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的笔画数从少到多排列，以下类推。由于同一个单字开头且字数相同的词目可能很多(如“中”字开头的四字词目有144个)，而一个字的笔画数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要一笔笔地数，各人所数的结果还可能不同，所以查检起来比较麻烦。音序本中，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目，按第二字的音序排列;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的音序排列，以下类推。音序可以一望而知，所以查检起来比较方便。

音序本还有一个好处。按部首编排时，由于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目按词目的字数从少到多排列，因此开头几个音节相同且有某种关联的词目就会因为字数多少不同而被分散排列，有时相隔很远。如在按部首编排的1999年版缩印本中，“中国共产党”排在第1706页，“中国共产党章程”排在第1712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排在第1719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排在第1723页，如此等等，而在音序本中，“中国共产党”开头的词目全部排在一起，查检和参看比较方便。

五、关于索引

正因为词典是供查检的，所以不但要注意编排方法便于读者查检，而且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多设索引，给读者提供多种查检渠道。如果某个读者对某个索引感到不便，或者用后未能查到要查的字，就可以换个索引来查。《辞海》对此比较重视。1936年版有部首索引和译名西文索引两个索引，另有检字表，是一千多个较难寻检之字的索引。以后几次增加索引，到1999年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的版本有部首索引、笔画索引、汉语拼音索引、四角号码索引、词目外文索引等五个索引，按汉语拼音编排的版本则有汉语拼音音节表加笔画索引、四角号码索引和词目外文索引共四个索引。索引之多，在汉语词典中首屈一指。

六、关于十年修订一次

1979年版问世后，辞海编委会参考国外一些大型词典每隔十年左右修订一次的经验，确定每十年修订一次，1989年版和1999年版已经两次实现了这一设想，2009年版将再一次实现这一设想。以确定的十年为期，而不是有伸缩性的“十年左右”，这是一个自我约束和自我鞭策，保证《辞海》每十年以新面貌问世。且每次新版正值建国逢十大庆之际，更有其特殊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辞海》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创新精神，这正是《辞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但是《辞海》在这方面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如编纂出版的数字化还不普遍，需要进一步将数字化技术运用于语料库建设、实现“无纸化”的词典编纂方式以及推出《辞海》的电子版、网络版等等。创新永无止境，《辞海》的发展也永无止境，这一前景催人奋进。

编后记

为纪念《辞海》出版60周年，我在《辞书研究》1996年第5期上发表《〈辞海〉对词典学的贡献》，又在《出版史研究》第5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上发表《〈辞海〉六十年》。后以创新为主题，综合两文的有关内容，并作补充，写成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