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看文秘工作与领导工作的关系

第二节　从历史发展看文秘工作与领导工作的关系

文秘工作作为一种政治性实用性很强的工作，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事业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进步而发展的。了解一下中国文秘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对于从根本上把握文秘工作和文秘写作的职能、性质及原则要求，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国最早的文秘工作大约比中国文字的产生还要古老。在文字产生前，人们已开始结绳记事，这种最古老的记事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文秘工作。以后，人们开始用图像、用简单的象形文字记事。到甲骨文阶段，部落领导人就开始用甲骨文记录部族大事及求神占卜的结果。而担负这项任务的往往是巫师，巫师既负责求神占卜的工作，又负责记录部族大事，并把记录的文字通过焚烧，显示给天神与祖宗看。那时的巫师既是神职人员，又是部落里的重要领导成员。占卜和记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部落首领的重大活动，如祈求农耕、狩猎的丰收和对外征伐等大事，有的是询问上苍，预测吉凶，有的是展示功业，告慰祖宗。其承载物主要为龟甲、竹简、木简、器皿、武器、石头等。《周书·多士》篇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殷商时期就有了写在竹简、木简上编纂成的典册文书。“但这些竹木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当时还有缣帛文书，即写在丝织物上的文书，这种文书就更难看到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甲骨文，但甲骨上的语言文字大都很简略。青铜器出现后，又把文书铸在铭鼎器具上，这叫金文。我们现在发现的殷周时期的铭鼎上，很多都有文书记录。其文字字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象形文到甲骨文，再到籀文（即大篆、小篆）等。在这一过程中，史、巫和文秘工作基本上是不分家的。中国见诸信史最早的完整的部落联盟领导人讲话当属《尚书·盘庚》篇，讲的是殷商中兴之主盘庚动员臣民迁都安阳的事。这种讲话绝不是先由秘书写好稿子，再拿着本子念的，而是先把臣民们召集起来，由盘庚讲话，然后加以记录整理的。在这里，秘书起的是记录、整理的作用。

以后，国家机器日益庞大，各种分工越来越细，神灵崇拜和迷信在人们的思想中影响越来越小，巫与史逐渐分离，但史官兼做文秘工作的现象仍长时间存在。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渑池之会，写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又迫使秦王击缶，都由双方御史记录在案。此时的御史就是秘书，这种御史的名称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期。当然，以后的御史除担任文件公牍的制作之外，还要担负弹劾监察各级行政官员等职责。大体而言，周代以“史官”掌管文书公牍并佐政。秦代则“以吏为师”，在主要官员下设置辅助官员制作和管理文书公牍，如在中央及郡县机构设置长史、令史，他们除辅佐主要行政军事长官、参与决策之外，还担负起治牍责任，但仍未脱离“史”的称谓，大约他们仍然承担着纪事纪史的责任。《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这里的东阳令史陈婴在被推举为义军首领之前，实际上就是县令下属的书吏，属于属员。《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录了项羽打败秦将章邯，让其留在楚军，并由长史（副职）司马欣任上将军的事。这说明令史、长史在官府军队中其地位是隶属于主要长官的，但也负责秘书工作。汉代管理文书公牍的大都仍然离不开史官，西汉时代，司马迁父子都做过太史令，东汉太史令变为兰台令史，班彪父子都做过兰台令史，实际上都是做史官兼管皇家文秘工作。但从汉代开始又出现了专职的文秘官员如中书令、尚书令，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文书制作等工作。其他中央机构如廷尉府衙、诸侯国相府等也都设有长史、掾史等，属于属员之类，除为主要长官参谋服务之外，同时制作文书。比如西汉武帝时期的名臣倪宽，曾在廷尉张汤的府衙做从史，后来由于对皇帝批回重写的疑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皇帝很满意，张汤就提拔倪宽做了掾史；以后因为成绩卓著，又被提拔为奏谳掾、侍御史、左内史、御史大夫等。从倪宽层层提拔的过程，可以看出汉代文秘人员的种类、级别及各自的作用等。在专职的文秘官员中，尚书令、中书令、御史大夫等可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以后，专职的秘书也因其所处时代、机构、职位不同而不同，我们在史书、古代小说和有关典籍中常常看到的书佐、簿记、书记、记室、行军、司马、通判、押司、书办、典史、幕僚、幕宾等，都属于级别和职业不同的专职的秘书或文书小吏。到了唐代，专司文书公牍者称“行军”、“司马”，颇受上司器重，节度使缺额时，有时就用他们补缺，而翰林学士则直接充当皇帝的秘书。宋代则称为“幕宾”、“押司”、“书办”等，亦颇受尊重，以至“姓名达于台阁，禄秩注于铨部”。元、明两代，废除了专职的文秘官吏，府、州、县衙由办事员负责文书照模、检校，待遇微薄，造成文牍质量粗劣错讹。明中叶后，为改变文牍恶滥现象，开始延请宾师、幕友。至清代，对幕友推崇达到空前程度。传说河南巡抚田文镜延请邬先生为幕中上宾，凡由邬拟定的题本，雍正皇帝都很满意。一次，邬因细故拂袖而去，田文镜只好亲自治牍，却立即遭到皇帝呵斥，田只好将他迎回。史料记载，雍正曾下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务必延请幕宾相助。”

但由于各类文书、典策、政令之类的文字所传达的往往是各级各类官僚机构的政治意旨、政策，记录的是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军国大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主要官员又大都深通文墨，因而一些重大的诏策政令等文书又往往由主要官员起草制作，甚至连帝王将相都要亲自动手。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曾任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以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同时，“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上官大夫与之同列，“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里详细记载了屈原为左徒时的职能、作用：入则与王谋议国事，出则代国王发布命令，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并草拟宪令（国家法令），实际上起着宰辅的作用。其重要性若此，故引起上官大夫的嫉妒和谗毁，遭到陷害。从中可见，当时国王的重臣亲自起草各种文书典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文书，如战国时期秦国变法的主要政策依据《商君书》，为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商鞅所写，为秦王朝建立起过重要作用、为后代留下重要影响的著名文书《谏逐客书》、《请焚书议》、《登泰山刻石》等，为丞相李斯所写；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则亲自撰写《出师表》；唐太宗贤相魏徵则有《十思疏》上书太宗皇帝。一些皇帝甚至亲自口授诏书或直接动笔撰写重要文书。我们现在见到的汉高祖《求贤诏》、汉文帝《议佐百姓诏》、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其中的口气、身份都仍然显示着皇帝们各自的个性特征。中国历代王朝以文取仕，以策论取仕，就是要求官员们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准，能够治政治牍。从汉代开始设立的尚书一职，一直发展到后来的六部尚书，直到明清时期的内阁阁老、内阁大学士等朝廷重臣，都有较深的学问，说明朝廷要求大臣们必须拥有治国的本领之外，还要具备治文的本领。由此可见，秘书工作始终与行政工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实用性秘书文体的体制样式也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化而越来越多，职能分工越来越细，行政公文及其他文书出现了诏、策、诰、示、书、命、令、檄、表、奏、议、疏等文体。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法规、民间契约、合同之类的文书也大量出现。诚如斯大林所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这说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着文秘工作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秘书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文体，如诏、诰、奏、疏、表等形式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灭亡；一些新的文体如各类政治领导人、专家学者的讲演、会议讲话、工作报告、考察报告、工作总结、工作规划设想等，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及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而大量涌现。文秘工作体制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机构的变革而变革。到了现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国家机构和各级领导班子都设立了相应的秘书班子、写作班子和专家研究咨询机构，出现了所谓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研究室等；秘书人员除了有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外，还有了各种专职秘书，管文字的有综合文字秘书、文书、信息员等，管档案的有档案秘书、机要秘书，管会务的有会务秘书，管行政事务的有行政秘书等。目前，一些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高级党政领导身边一个秘书包揽一切秘书工作的现象，实际上是不了解当前中国文秘工作内情的表现，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尽管出现了如此细致的分工，出现了专职的文秘人员和写作班子，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依然离不开自己的笔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虽然都有自己的随身秘书或秘书班子，为了更加真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和策略，却往往亲自动手起草自己的讲话稿和各种政务文书，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形势变化迅速，许多文书来不及交由秘书拟稿，于是他们就随时提笔疾书。我们从《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看到，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稿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有些重要的领导人干脆直接充任秘书或秘书长，如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一次担当秘书，两次担任秘书长，他并且认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见《邓小平百年百事》，邵维正主编，解放军出版社）这就是说，秘书写作是实行领导的一种主要方法，是领导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正因为如此，即使一些需要交给秘书们起草的大型会议的报告、决议等，为了慎重起见，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往往先提出指导性意见，再进行充分酝酿，由秘书拟稿后，还要亲自反复修改、审定，秘书不过是协助领导处理文书及其他日常工作的辅助人员。但不论是由领导亲自起草还是由秘书起草、领导定稿，其最终目的是必须能够反映出领导的思想、意志和应有水平。必须指出，近些年来，一些单位、部门以至地方党政领导人，动不动就要秘书写稿，三言两语乃至会议主持人的几句主持辞，也要秘书写出来打印成文，然后照本宣科，以致造成很多笑话和不良影响，实在是一种不可取的现象。如果照此下去，那么，开会还要领导人做什么？直接由秘书代念稿子就行了。反过来，人们会问，作为领导人，你的职能职责何在？如果三言两语都要别人写出来，交给你念，那么你的德能和水平何在？人民群众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希望这些同志能够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风范，能够自己动脑的尽可能自己动脑，能够自己动手写的尽可能自己去写，只有这样，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使自己保持较高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