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同翻译研究的关系

四、互文性同翻译研究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已经将翻译同互文性研究联系在一起了(Gambier and Gottlierb，2001:6)。人们认为，除了其他类型的互文性关系如引用、仿拟、摘要、改编等之外，翻译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中的其他文本之间同样具有互文性。这是因为，“翻译实践的过程不仅包含语言之间、文本之间、意义之间的转换，而且诸多原文和诸多译文还在更广阔的时空进行着互相补充、互相指涉，从而创造出比单纯的翻版或是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秦文华，2002:55)。

首先，作为译文的文本，正如巴赫金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具备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由于一个文本总是给先前的文本提供答案，同时也为后续文本提出问题，因此，一个文本总是被迫同其他文本发生着互文性的联系。克里斯蒂娃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系列文本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Dijk，1997:262)。在德里达(1988:34)看来，一个文本只有通过由另一个文本所引发的变化才能生存;文本只不过是文本间相互暗指、相互参照的网络而已。因此，在“文本的真空”(Neubert，1995:1019)里，任何单独的(翻译)文本都不可能生存。所以，“阅读每一个文本都必须同其他文本联系起来”(Lehtonen，2000:126)。

其次，译文同文本一样，都可以被看作言谈(utterances)。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该言谈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理解到其内在的规约和法则，能够辨明它如何嵌入到某一特定文化和观念形态中，并且尤其重要的是，知道该言谈与过去的什么内容相关时，言谈才真正地具有意义。而这里所说的言谈同具体的情景、言谈同言谈内部的规约和法则、言谈同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以及言谈同过去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互文性关系的具体体现。正如Dijk(1997:276)所说的，一切话语(discourses)^③总是同先前已经生成的话语相关联，也与共时生成的以及后来生成的话语相关联。

再者，就像任何文本一样，译文本身也不是作为封闭的、独立自足的实体而存在的。对此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翻译者所生产的目的语文本首先要基于源语文本，但同时又要受目的语文本所处的语言、文化、文本规约和法则等的影响。而源语文本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对其他文本的指涉、受其他文本的影响以及对其他文本的引用等。换句话说，源语文本本身又“让人联想起一系列其他文本，而这一系列其他文本又让人联想起各自的一串文本，如此等等。被联想到的文本是无法数得清的，但我们通过某些特别词语、某些特别节奏或者某些特别风格等所展现出的‘隐含’和‘联想’等模糊形式而意识到这些文本的存在”(Haynes，1989:126)。这样，译文不仅同源语文本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还同目的语文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文本意义交互指涉的纷繁复杂的网络。

第二，从翻译者的角度看，翻译者只有通过阅读文本才会产生意义，而所产生的意义又要受翻译者带进阅读当中的所有其他文本的影响(Lehtonen，2000:126)。因此，对于翻译的文本，我们往往不一定能够在文本当中找到直接的指涉，很多时候是，翻译者早已将自己先前所获得的其他文本信息融入译文当中。这种被融入译文当中的信息我们很难清晰地找到它们的踪迹。

第三，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所有语言的使用都看作不可避免地具备互文性特征。这首先是因为，使用语言的个体并不发明创造语言，换而言之，语言先于个体而存在。因此，使用语言的个体在说话时总是基于前人或者他人的言谈，总是在同前人或者他人进行对话。对此，巴赫金在他的《文本、对话与人文》(巴赫金，1998:151-152)一书中阐述得最为详尽:“任何说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答者，因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沉默的第一个说话者，他不仅需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语言体系的存在，而且需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这些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依靠这些表述，与它们争论，或者只是作为听者已知的前提)，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次，指意(signification)只有依赖先前已经存在的文本形式、文本规约和代码才能发挥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互文性看作在一定情景之下阅读文本时组织文本与文本之间关系的方式。正如Haynes(1998:126)所说的，“互文性关联不同的文本，同时也是构成任何具体文本话语连贯的基础”。

另外，根据巴赫金(Bakhtin，1991;转引自Koskinen，1995:2)的观点，在当今这个世界，没有哪个语言社团的成员能够碰见完全中性的词语(即没有负载任何他人意图和价值观的词语);恰恰相反，所有的词语都负载有他人的声音。但同时，当我们使用具有他人意图和价值观的词语时，它们又不可避免地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价值观所刷新:这些词语从而变成了具有双重声音的词语。但由于所有这些词语通常在我们之前已经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无数次地使用过，因而它们实际上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具有多重声音的词语。

在这里，尽管巴赫金没有明确地谈论翻译问题，但他的这些思想高度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首先是从一个异域的声音中接受到文本，但他所给出的译文却受到翻译者自己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在译文当中，我们既可以听到翻译者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源语文本作者的声音，同时还伴随有翻译者以及源语文本作者各自社团的人们对该翻译文本以及源语文本阐释的声音。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对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形式的对等，如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交际对等、功能对等、语用对等，等等。从表面上看，翻译研究者们是从语言、功能等各个层面上去努力寻求各种对等，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在从这些层面上去寻求源语文本同目的语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亦即互文性。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所涉及的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互文性的程度越高，目的语文本同源语文本对等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也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