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语同目的语间的权力关系对译者翻译策略运用的操纵

四、源语同目的语间的权力关系对译者翻译策略运用的操纵

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发现，翻译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透明的过程。换言之，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文本中的一个概念翻成译文中的什么或者不翻成什么，不仅代表了译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而且代表了译者所处社会和文化同源语文本所处社会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

什么是权力?社会学家韦伯(Weber，1947)将“权力”定义为“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一个行为者旨在不顾阻力、不管有否可能地去实施自己意愿的可能性”(转引自Ng and Bradac，1993:4)。权力关系往往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之中。换言之，语言的运用既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也受社会中不同群体间权力关系的影响(Ng and Bradac，1993: 8)。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亦即语言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既影响翻译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间的权力关系，也受翻译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间权力关系的影响。

美国学者韦努蒂曾指出，在由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文化同弱势国家所代表的文化之间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是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即两种文化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往往使译者要么有意，要么被迫采取向强势语文化靠近的归化策略。自17世纪以来，在将英语以外的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管是英美文化身份者还是非英美文化身份者，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的是向英语这种强势文化靠近的归化翻译策略。这样，译者就将英美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美学观强加到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文化当中，这显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但与此同时，作为译者，可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而选择颠覆强势文化从而张扬弱势文化的做法。

20世纪70年代分别在西方和中国出版的《红楼梦》的两位译者各自所代表的母语文化其地位就是不平等的。作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英语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强势，而中华文化，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自明末开始，相对于西方文化，已渐显弱势(司显柱，2005: 46)。因此，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霍克斯在英译《红楼梦》时，主要采用了向目的语读者靠近的归化翻译策略。从表面上看，霍氏似乎只是由于其翻译所服务的对象为普通读者而非研究者，因而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这是他在翻译过程中权衡了汉语和目的语(即英语)之间的权力关系之后而做出的选择。尤其在处理《红楼梦》中的文化信息时，当碰到与英美文化相冲突之处，霍氏往往会忽视源语文化信息的重要性而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于充满了整部小说而且颇具象征意义的“红”字的翻译处理。首先，霍氏选择《石头记》而没有选择《红楼梦》这一书名进行翻译，这是否主要是因为译者认为对于“红”字的翻译过于棘手而有意回避呢?其次，《红楼梦》中多处出现的“红”字所代表的颜色在该小说中所象征的意义是任何其他颜色都无法取代的。但由于霍氏认为汉语中的“红”同英语中表示红色的“red”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汉语中的“红”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相当于英语中的金黄色或绿色，于是他就在很多情况下用绿色来代替红色。这样，怡红院在他的笔下就变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就变成了Green Boy了(崔永禄，2003:42)。“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闺阁等，在现代汉语里更有革命之义，而在英语中，“红色”则缺少这些象征意义并且多同暴力和流血联系在一起。霍氏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差别或曰对抗性冲突。作为译者，在翻译中处理这种差异或对抗性冲突时，要么采用向源语文本靠近的异化翻译策略，要么改变源语文化特征使之服从于目的语文化特征(崔永禄，2003: 42)。霍氏采取后一种做法。在他心目中，正是由于权力关系的天平倾向于英语文化这一边，才使得他选择了牺牲源语文化来屈从于目的语文化的做法。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处于弱势，杨氏夫妇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翻译《红楼梦》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在时空中留下印记，要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通过自己的身体不断流淌，要向海外人士，尤其是向海外华人，将中华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因此，他们通过运用手中的笔，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的方式将中华文化再现在译文当中，以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来让中华文化这种暂时处于边缘的文化向中心的或者主流的英美文化靠近，因而往往不惜大量运用脚注来达到最终目的。这样，英美文化同汉语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杨氏夫妇的译文中被颠覆。这种对源语文化同译语文化间权力关系的颠覆也会操纵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运用。

然而，翻译策略的运用除了受译者的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源语文化同目的语文化间的权力关系等影响或主导之外，还受到他人期望所左右。这些期望可以来自原文作者、译文读者、翻译发起人或整个社会等因素，所以诺德(1991:28-30)有言，“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作者和目标读者负责”。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来自以上这些因素的期望通常并不一致，所以译者首先需要进行衡量或者做出取舍才能进行翻译(林草原，2003:12)。这种衡量或取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对以上这些因素进行阐释和理解的过程或曰进行意义协商的过程。下面来谈谈译者同以上这些因素进行意义协商而对翻译策略运用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