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文本产生的条件及混杂化过程

二、混杂文本产生的条件及混杂化过程

本书中所说的文本是指由一个以上句子组成并形成一个具有粘连性整体的书面语言单位，它可以是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或其他著作。在任何两种不同语言间文本的语际转换过程中，因所涉及的两种语言文化不同，在语音、词语、句法、习惯表达法、语言模式等层面上也就存在着差异。因此，在翻译某个文本时，在一处采用异化翻译法而在另一处采用归化翻译法均是常见做法。但无论采用异化翻译法，还是归化翻译法，译者的目的都是设法向读者清楚传达原作思想和意义。异化翻译法和归化翻译法在任何翻译文本中实际上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认为某个翻译文本是纯粹的异化翻译或纯粹的归化翻译均有失偏颇。任何翻译文本都是在异化与归化的水乳交融中生成。因此，国外学者提出任何文本都是混杂文本是符合实际的。

什么是混杂文本?根据Sch－ffner＆Adab(2001:167)，混杂文本是“因翻译而产生的文本，它呈现出同目的语文化相比‘不合适’、‘相异’或‘不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因为译者缺乏翻译能力所致，也不是典型的‘翻译腔’文本，而是译者有意识、周密考虑而作出选择的结果”。混杂文本的产生，是由翻译的性质决定的。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妥协，这种交融与妥协的结果是:译文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体，即混杂文本。

那么，混杂文本到底怎样产生?在Sch－ffner＆Adab(2001:171-172)看来，下面几种情况为混杂文本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第一种情况，当目的语中还没有某个既定语类^①(genre)时，就需要从源语中引进新语类，而这种新语类又会不可避免地受目的语语言文化本身的影响而打上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烙印。因此，这种语类名曰新语类，实则为源语的纲要式结构^②和体现样式^③同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融合，因而是混杂文本。新语类的产生是跨文化交际的结果。导致新语类产生的各具体阶段统称混杂化过程。在混杂化过程中，新语类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最初还没有作为交际形式完全确立下来，因而呈现出让人觉得异样的语言特征和修辞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语类渐渐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所接受，但它的混杂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新语类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混杂特征。与此同时，这种新语类又往往会作为范文供日后写作类似目的语语类之参照，在此过程中，目的语又会对其进行修正，使得该语类的混杂化程度更高。当一个社会处于酝酿阶段、发展阶段、经历危机或转折点时，当某个特定语类处于酝酿或形成阶段时，从源语中引进的语类就会起重要作用。另外，新成立或正经历变革的国家，往往会依赖强势国家或强势文化作指导，包括语篇结构方面的指导。当目的语中某个现存语类不再被认为符合现代需要或符合新形势要求时，新语类就有可能被译介到目的语文化中，渐渐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并在目的语文化中扎下根(当然，开始时可能只被某个群体所接受，后来才被整个语言文化所接受)，从而给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混杂文本”更多地用于指代由弱势语文化翻译成强势语文化(如英语)的文本，而不怎么用以指从强势语文化翻译成弱势语文化的文本。这是因为，弱势语文化往往处于发展阶段，因而更愿意接受那些从强势语文化中译介过来的、看上去“异于”目的语语言文化系统及语篇规约的文本，并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它们;当然，这也许是由于处于发展阶段的弱势语文化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抵制主流文化(如英美文化)影响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强势语文化则往往不倾向于接受看上去不太符合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规约和结构的文本，而把由弱势语文化翻译到强势语文化中的文本看成是带有“杂质”的文本。

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翻译。当一国需要引进他国文学时，文学翻译变得不可避免。文学翻译领域是混杂文本产生的最佳场所。在文学翻译中，即使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都存在类似的文学语类，译者也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依据目的语文化中的语类规约进行翻译，而往往会遵循吴南松(2003:16)先生所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原则，即译者必须对翻译所涉及的两套语言和文化规范系统都予以观照。一方面，译文要与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有所不同，即译者要在翻译中向源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靠拢，尽量保持源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即保持所谓的“不同”;另一方面，译文又不能偏离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太远，不能超出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所能容许的“不同”程度之外，即保持所谓的“和”。(参见吴南松，2003:16)“和而不同”的翻译原则正是混杂文本得以产生的依据，也是异化翻译法和归化翻译法同时并存的体现。

保持源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就是Venuti所谓的异化翻译法。异化翻译并不意味着对目的语表达方式的完全排斥，而是仍然需要基于目的语的规范系统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图式，因为，从“乌有乡”中飞来的文本是不可能为目的语文化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即使是采用异化翻译法翻译的文本也与目的语语言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关系就是“和”的成分。因此，采用异化翻译法翻译的文本仍然是混杂文本。Venuti(1995:vii，41)认为，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创新的历史，而文学创新的方式之一便是在翻译文本中尽量展现异域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并以此布局谋篇。Venuti在这里将文学翻译称为“创新”而非“创造”也充分说明源语同目的语之间的继承性、相关性和混杂性。同理，归化的翻译文本首先是以源语文本为依据，再就源语文本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信息在译文中用读者熟知的典故、形象以及表达方式等再现出来，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变换了原文信息的表达方式，但它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由于这样产生的译文仍然脱离不了源语文本，即保留了源语的“不同”成分，同时译者又将目的语的语言系统规范，即“和”的成分融入译文中，由此产生的翻译文本不可能不是混杂文本。另一方面，翻译中的异化是可以向归化转化的。翻译文本中的异化表达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变成归化表达法。换言之，一个时期属于异化的表达法在另一个时期就有可能变成译语中的一部分，当人们再次使用该表达法时就不再是异化表达法而是归化表达法了。将“honeymoon”翻译成“蜜月”就是例证。“蜜月”在最初翻译成汉语时其所指意义在汉语中并不存在，所以该词当时显得新奇，洋味十足，同时也传达了异国文化风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被广泛使用，其异国色彩淡出。当人们再次使用它时就属于“归化”翻译法了，因为“蜜月”已经成为汉语中的一个词汇。因此，即使是所谓归化的翻译文本也往往具有混杂性。由此可见，单纯使用“异化”或“归化”来探讨翻译不足以描述翻译的本质。

第三种情况同当今社会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由于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增强，不同文化间的敌视情绪减少，相互交流增多，相容性也相应增强;另外，不同文化中的同类文本(如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本)因翻译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彼此的优点而同时又各具特色;同时，因国际交往的不断加强，文化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各种媒体对异文化的快速传播，文化的本土色彩与异域色彩同时并存，因而出现文化融合(integration)现象。在翻译中便体现为将源语文化的表达形式与目的语的表达形式进行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即译文成为同目的语相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混杂文本。Snell-Hornby(2001:208)写道:混杂化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也是人们从积极意义上充分利用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结果。在她看来，混杂文本现象，不管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学中还是在其他语类中，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当今世界本身就是混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以往那种界限分明、相互冲突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体系已经以不断变化的方式让位于异类群体以及通常是难以预测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样，混杂文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因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形成全球化趋势的自然结果。据此，Snell-Hornby将混杂文本看成是两种文化的“中间领空”，并认为这种“中间领空”也就是混杂文本的本质。她的这一观点同Sch－ffner＆Adab(2001:167)的观点相似:(人们)“关注相异之处而非相同之处意味着每一种文化都具备混杂特征，而出现混杂文本则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空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