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社会符号学用于指导翻译的认识
翻译是一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意义的转换活动。用社会符号学的基本原则去指导并认识翻译实践无疑会使翻译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翻译即是翻译意义,而意义即是关系(索绪尔语)。原语文本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文本的语言本身,还存在于文本的风格上、体式上。另外,文本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背景等都会具有意义。换句话说,作为翻译工作者,不可否认,在动笔翻译一篇文章之前,如果对文本作者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作者的文体风格以及文本所涉及的语域等方面非常了解的话,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这正说明了意义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更说明了社会符号学用于指导翻译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各种符号置于社会场合的大框架内,对意义和功能进行科学的分析,通过多棱透镜式的扫描,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宽地对源语和译语进行解码—编码工作”(夏家驷等,1996:10)。
对于将符号科学应用于翻译,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和翻译理论家已达成共识。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在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77)一书中指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必须承认,虽然翻译的核心是语言活动,它却属于符号学,属于研究符号系统或结构,研究符号过程与符号功能的科学。”另一位英国学者苏珊·巴西特·麦圭尔在其专著《翻译研究》(1980)中强调:“翻译中的意义转换,是通过恰当使用词典与语法,将一套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为另一套语言符号的意义,这一过程还涉及一整套超语言范畴。”(转引自陈宏薇,1996)苏珊在这里所谓的“超语言范畴”,即是指本文前文中所谈到的非语言符号。前苏联的语言学博士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名的翻译学专著《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指出,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充分地传达所指意义(即指称意义)、实用意义(即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即言内意义)。这里巴尔胡达罗夫博士将符号的三种意义引入探讨和研究翻译对苏联翻译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因而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国外翻译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当推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奈达翻译理论方面的著作颇丰。在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1986)中,奈达就介绍了语文翻译法、语言翻译法、交际翻译法及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特点,指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是其中优点最多最为全面的一种。在其最近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1993)一书中,奈达指出,用社会符号学这门研究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一切符号系统的科学来研究翻译能够做到最有深度,它比用其他任何翻译法来进行跨语符翻译都优越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而重点研究的是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在解码和编码方面,没有哪一种翻译法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那么全面。
在国内,倡导符号学翻译法的学者有罗进德、劳陇、柯平等先生。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以符号学为翻译理论基础,重申了“意义的本质实在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实体”(见第20页)的论断,确立了符号学的翻译原则。在他看来,翻译就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对三类符号学意义(指称、言内、语用)中主要意义的传译。许渊冲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就拿符号学的三种意义来说,只译了源语符号与译语符号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那可能只是‘译词’;如果译出了符号及其所指称的实体之间的关系,那可能是我所说的‘译意’;如果还译出了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我所说的‘译味’了。”在翻译中,如果能做到这几点,那岂不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另一位学者是陈宏薇教授,她倡导的是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她的近著《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将符号学翻译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她在《前言》所说的:
任何供翻译的文本,不应只看作文学符号的集合,而应看作用文字符号系统表现的多种符号系统的集合。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性,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使用都不能脱离社会。虽然这一观点早已得到普遍承认,人们在分析语言时,出于习惯,往往只考虑文本及其语言结构。而用社会符号学观点分析语言,就会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角度理解语言信息及其社会意义。这种理解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基于理解上的表达也易于较全面地再现原文的意义与功能,完成翻译的使命。
韩礼德在《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一书中也突出地强调了应把文本同社会体系以及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为了说明怎样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角度去理解语言信息及其社会意义,奈达举了一个例子:非洲有一个谚语,其英译文是“They built a bridge over the stream after the chief's son fell into the water”。该习语的含义一目了然,近似英文谚语“They locked the barn door after the horse was stolen”。但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简单。仔细分析便可发现,该谚语中存在因果关系,而表结构的主句置于表原因的从句之前,这一语序的深层意义在于从句体现了社会情景的影响。它反映了这一非洲国家的社会结构建桥是因为酋长的儿子落水,不建桥就会危及当权者的利益,因此才有建桥这一行为。
由此可见,用社会符号学的理论探讨翻译可以挖掘出文本中最为深刻、最为全面的意义。这样,对于为什么国内外有那么多学者都倡导符号学的翻译法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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