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事物的命名

四、关于对事物的命名

谈论符号的任意性，不能不了解对事物的命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Yaguello(1998:70)认为，给事物命名同给物体贴标签完全是两回事。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往中，因不同民族的语言有各自独特的命名方式而需使用不同的词语固然会给人们带来交际困难，但假如将所要描述的物体本身背在身上去同其他民族的人们进行交往则更不方便。这是因为，同一物体，由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在观察该物体时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因此，该物体本身在不同民族的人们眼中是无法呈现出同一特性、无法归属于同一类别、无法整齐划一地归为可数或不可数概念的。正因为有了语言，就可以在指代物体时不要求物体的在场，甚至不要求物体的存在。因为语言活动就是一个意指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种工具连接着不同的概念:它并非由仅仅是贴在事物身上的标签而组成。换言之，有了命名，就同时拥有了对世界的分类和组织世界的方式。词语具备构成各种概念的能力:是词语实际上创造了概念，就像是概念使得词语成为必需一样。任何新的活动、新的观念、新的现实都需要予以命名，但正是在此命名过程中使得该活动、该观念、该现实在言说者的概念世界里具有一个存在的空间。

谈到命名，我们不能不提及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是否属于语言符号?以人名为例，从形式上看，人名直接建立起的是能指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具有一个声音系列和所指代的某个人)而不是经历所指这一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Alice”，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Alice-ness”这个概念。因此，人名不应算作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符号，因为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符号不能够独立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之外而存在。

那么，如果专有名词不是语言符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点，皮尔斯在其符号三分法中并没有涉及。我们只能从Jakobson(1960，1980/1956，转引自王爱华，2006:3)对明达语言(metalanguage)的研究中寻找解释。他认为，明达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是语言六大基本功能之一。语言的两大基本要素和语言交际的载体是信息message(M)和语码code(C)，信息和语码都有可能“被指称”或“被使用”。基于此，他提出四种明达语言用法。一是信息指向信息(M/M);二是语码指向语码(C/C);三是信息指向语码(M/C);四是语码指向信息(C/M)。这里我们只讨论明达语言用法中的第二种，即语码指向语码。语码指向语码正是专有名词的特性。Jakobson认为，专有名词的含义只有通过专有名词才能定义。比如:“张三”的含义是“名叫张三的人”。这里所体现的是语码本身的循环所指关系。另外，正如上文所述，人名直接建立起的是能指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具有一个声音系列和所指代的某个人)而不是经历所指这一过程。这是因为，假如我们将某人命名为“李大郎”，这并非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地存在着一个叫做“李大郎”的实体(entity)，我们完全可以将他命名为“李太郎”等。而假如我们对这个名字不满意，又可以将“李大郎”或“李太郎”命名为“李文明”等，那么新的能指“李文明”仍旧指称原来的那个指称对象而无须历经所指这一过程。所以，人名与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同比如“桌子”同其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人名才不被看作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符号。

但人名蕴涵“性别、异域情调、地域来源、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稀罕性等各种要素”(Godzich，1974，转引自Yaguello，1998:74)。同时，人名还具有隐含意义或联想意义。正是这种隐含意义或联想意义使得我们将Lucinda或Charles看得比Sharon和Darren更加高贵。也正是诸如此类的社会隐含意义左右着我们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时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左右着我们对某些家族的姓氏所做出的判断。

专有名词只有通过借代使之成为普通名词即历经符号的所指这一过程之后才真正变成语言符号，英语中由专有名词通过借代而变成普通名词的词语有balaclava，boycott，mackintosh，sandwich，Wellington(或wellington)，Waterloo等(Yaguello，19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