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怎样变化

三、语言怎样变化

1.语言变化的两种方式

语言变化主要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对于这两种变化，威廉·拉波夫(W.Labov)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调查。

在这以前，纽约人在讲car这一类词时，词尾的/r/音时有时无的现象被认为是任意变异。为弄清这到底是不是任意变异，拉波夫选择了纽约市的三个商场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这种变异具有系统性，即与社会地位有关。

所选三个商场分别代表高、中、低级购物场所。拉波夫设想，售货员的发音应当反映他们顾客的口音。在不同商场，/r/的发音也应不同。调查方法是，造访每个商场，并询问工作人员某种商品所在楼层——每次提问都是得到该商品在“the‘fourth’floor”的回答。若调查人员恰好在第四层，则只询问“Which floor is this?”。每一次提问他假装没听见，以便得到第二次回答，而第二次回答时，“fourth”一词得到着重强调。所有“fourth”这个单词的发音均被记录下来，并注明受试者情况(性别、大概年龄等)。每个商场，受试者均为264人。

结果发现，/r/音在高级商场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中级商场，再次是低级商场。这说明社会经济群体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发词尾/r/音。另外，在低级商场，当回答得到强调时，由于发音比第一次漫不经心回答时更仔细，/r/的发音频率更高。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这表明，说话时越是小心(比如高声朗读)，发/r/音的几率就越高。拉波夫认为，这些说话人代表了正在进行的语言变化:人们已经无意识地将/r/音看做是享有声望的标志，而且/r/音已经开始出现在社会底层人们小心使用的言语中。这是“自上而下”的变化(Crystal，1987:332)。

拉波夫也注意到自下而上的变化。他选择马莎葡萄园这个小岛作为调查场所，在此研究了双元音/ai/和/au/的变化情况。这对双元音的第一个元音以往是发far一词中的元音/a/，但岛民很多却发成类似/ai/和/au/的音。这是为什么呢?

经调查，拉波夫发现该岛上30岁至45岁的人在讲话时这种变化最明显，而老年人(75岁以上)在讲话时这种变化最不明显。这种变化在岛的西部，特别是在捕鱼业集中的奇尔马克地区更为普遍。在各行各业的人当中，渔民更多地使用/ai/和/au/音。这说明该变化是从西部渔民那里开始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

拉波夫认为，由于该岛夏季是旅游中心，只有六千永久居民的小岛一下增加了四万多讲/ai/和/au/的游客。当地渔民通过许多方式抵制这种入侵，办法之一就是潜意识夸大使自己区别于外来人的讲话方式。其他岛民则模仿渔民的讲话方式，因为他们潜意识地欣赏渔民们的传统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渐渐，这种变化扩散到整个岛屿。这是“自下而上”的变化。

那么，语言变化如何传播呢?

2.语言变化传播的方式

语言变化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在源出同一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的姐妹语言中进行;二是在同一语言的不同言语社团间进行。它们均可用J.施密特(J.Schmidt)提出的“波浪理论”(the Wave Theory)进行解释。

(1)在源出同一原始母语的姐妹语言中进行的语言变化

基于历时研究和对印欧各语言之间的比较以及格里姆定律和弗纳定律，施密特重构出一种原始母语，即所有印欧语的原始语(the parent language)。根据重构，几万年前，原始母语以波浪形方式向外扩散。据观察，印欧语的任何两个姐妹语言之间都可找到对等成分，但联系最紧密的姐妹语言间具有最高的对等比率。由此他提出，所有语言都以波浪形式向四周扩散，且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重叠。来自原始源头的后一个波浪可能带有前一个波浪中不具备的某些言语变化，并且向前一个波浪没有覆盖的地区扩展。而反映任何语言内在必然变化的后续波浪又向其他地区扩展。见图1:

关于这种重叠和内部变化，可以用由于1066年的诺曼入侵导致法语进入英语和18世纪末法语进入越南语的情况作例子。古法语词chaiere在进入英语时读音有点像现代英语chair的读音。然而，在13世纪和14世纪，法语中以ch开头的词语发音由/y/变成了/∫/。越南语则采用现代法语词chaire和chaise，读音类似share和shez。波浪理论也部分说明了加拿大法语和路易斯安那法语与现代巴黎法语相比而具有的显著特征。但导致语言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

图1

借用　借用是两种语言中出现同源词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有一些同源词纯属巧合。如，美国人借用了日本语中的tsunami(海啸)、zori(草履)、bonsai(盆景)以及kamikaze(神风队队员)等。日本人则借用了date，cocktail，table，toilet之类的词。

似音似形异义词　这是指读音相似、拼写相似但意义不同的词语。许多似音似形异义词在不相关的语言中存在。在希伯来语中torah的意思是“指示，法律”;希腊语中tora的意思是“现在”;而日本语中的tora则指“老虎”。这种现象纯属巧合。这类假同源词在还未得到证实是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中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四。

(2)在同一语言的不同言语社团之间进行的语言变化

这种语言变化的传播方式与在源出同一原始母语的姐妹语言中进行的语言变化不完全一样。从宏观上看，前者往往发生在言语社团之间;从微观上看，语言既可因语体不同而变化，也可因词语使用场合不同而变化。

发生在言语社团之间的语言变化　波浪理论也可解释发生在言语社团之间的语言变化，尽管该理论似乎过分规则，不能全面反映事实上要复杂得多的社会语言变异的真实情况。任何语言变化都同时向四周扩散，但扩散的速度不完全一样。年龄、社会地位、性别和区域等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变化的速度和“波浪”翻滚的方向。

语言变化的波浪模式为:某个变化在X点上开始，然后以波浪形式同时在一个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间扩散并经过一定时间。该变化距X点愈远，变化的效力愈低。如果多种变化同时发生，距X点最远的人就会逐渐失去与处在X点上的人相同的语言特征。这些变化就发展成不同方言，到一定时间也许会变成不同语言。见图2:

图2

因语体不同而形成的语言变化　在具体某个个体的言语中，语言因语体不同而变化，与此同时，语言变化是在某一个社会集团内由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到最后又由一个社会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比如，纽约市有声望的元音后的/r/音最初是该社团最具社会地位的群体中年轻人最正式的语体。后来它传播到该群体不那么正式的语体中，同时又传播到其他群体(比如年长者及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最正式的语体中。于是变化就在进行，到最后，如果整个过程已经完成，每个人就都在各自言谈的语体中采用新形式。见图3:

从图3(a)可以看到，新形式在第一群体的正式语体中自始至终(+)在使用，在随便语体中具可变性(×)，而在第二群体的正式语体中却只具可变性，第三群体则完全不用(－)。图3(b)表明，新形式已在第一群体的正式语体和随便语体中自始至终地使用，并已传播到第二群体的随便语体及将其视为变异的第三群体的正式语体之中。图3(c)则表明，新形式已完全在第一、二群体的两种语体及第三群体的正式语体中完全确立，而在第三群体的随便言谈中只是变异。

因词语使用场合不同而形成的语言变化可以说，语音变化不仅因人和语体不同而引起，还会因词语使用场合不同而形成。语音变化是单个的音经过不同词语而传播。这叫“词汇扩散”。发生音变时，并非所有含有某个元音的词语一夜之间都发生变化。语音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起初某个词的语音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后来扩展到另一个词上，再扩展到其他词上。如在贝尔法斯特，一个元音的变化最先影响到pull这个词的元音，尔后才是put，再往后才是should。在新西兰，像beer和bear之类的成对词语中元音正趋于合并。这种变化似乎也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年轻人对于really和rarely这对词语的区分已完全消失，而许多年轻人对于fear和fair仍区别开来。

(3)语言变化的速度

大多数语言变化进程非常缓慢，要经过几个世代才凸显出来。共时地看，一种变化在语言中扩散的速度可用S型曲线来表示。起始时变化很慢，仅有几个单词受影响。接着就进行快速扩散，此时更多单词受到影响。最后是一个缓慢终结。见图4:

历时地看，语言变化传播的速度由社会背景决定。因社会和语言相互作用，社会背景和语言变化之间存在着明显对应。社会背景或有利于语言变化，或不利于语言变化。若社会背景有利于语言变化，则在相同时间段里发生更多语言变化。如社会很稳定、保守，则一切规范得以维持。即使发生某些语言变化也会受到抑制，速度也会放慢，或沿着自然轨迹发展。这种社会背景不利于语言变化，因而语言变化速度相对很低。如果社会发生巨变、或有科技大发展、或动荡，一切规范就会松懈。这时语言变化就势不可挡，语言就得到很快发展。这种社会背景有利于语言变化。因此，社会充当着语言发展的“调节器”(Coetsem，1997:137)。

图4

以英国英语和冰岛语为例。英语和冰岛语均属日耳曼语，都是“岛语言”。由于英国靠近欧洲大陆，当日耳曼原始语为反映重音变异而出现音段和音节弱化时，英语深受影响。由于这样弱化，英语承继了日耳曼语词汇的词尾屈折消失和单音节词多的特点。冰岛语却没有受到其他欧洲姐妹语言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屈折语言的姿态。就此而言，冰岛语是所有日耳曼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尽管英语和冰岛语都是岛语言，但它们的历史发展无相似之处。英语民族一直和其他日耳曼民族及其他文化保持不断接触和相互作用。这说明，英语具备有利于语言变化的社会背景。冰岛语从11世纪开始由挪威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发展而成为一门独立语言，从那时起一直处于远离尘嚣和隔离状态。在从古冰岛语发展成现代冰岛语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重读元音弱化受到阻止。因缺乏这种弱化，冰岛语的词法和句法特征实质上没有变化，同时也因此使冰岛语在同其他日耳曼语相比时具有一种非常古语化的特性。比如，冰岛语名词的词尾变化仍有主格、宾格、与格和属格。

从11世纪往后冰岛语和挪威语逐渐分裂的现象，进一步说明社会背景不同对语言发展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在语言屈折消失的渐变过程中，挪威语更可以和英语而非冰岛语相媲美。挪威过去比冰岛更多地参与了欧洲事务，这可以从挪威语的发展中得到印证(Coetsem，1997: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