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次序
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时,走的是一个大致相同的路径,最终习得结果也是一致的。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二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时,是否也有这种倾向性,所走的路径与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是否也大致相同。几项有代表性的二语英语冠词习得研究给我们提供证据显示,二语学习者与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所经历的冠词知识发展过程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首先介绍Hakuta(1976)所开展的一项纵深研究。这项研究考察一名母语为日语的儿童习得英语的情况。数据收集涉及词法和句法的多个方面,包括冠词a与the。研究的跟踪观察时间长达60周,从5;4岁,受试开始接触英语之后5个月,至6;5岁。采集数据的方法是,每两周一次将受试的英语对话录音至少两小时,然后按通行的规范将录音转写成文字材料。这项研究仿效Brown(1973)的做法,把冠词单独作为一类加以观察。除了采用Brown所区分的几种冠词使用类型之外,Hakuta还增加了两项,被称之为过度使用错误(error of commission)和缺省使用错误(error of omission)。前者指在不应使用可见冠词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可见冠词形式,后者指该使用可见冠词形式的时候而没有使用。
Hakuta注意到,这名受试儿童早期样本中对冠词的使用和控制很难评估。在许多地方看似出现了冠词,但实际上这些形式并不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单词,倒像是与动词或其他词的发音连在一起的语音单位。直到编号23的样本中,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起伏波动之后,a与the在该出现的地方的使用率才达到90%。但是,达到这一指标并不能表明这名受试的冠词知识发展过程已经完成。这一时期受试的冠词使用中还经常出现不恰当的形式,其中许多错误涉及违反实指非实指区分,也违反了a只用于单数可数名词前的限制。Hakuta由此推断二语学习者可能先注意到冠词的形式,然后才开始注意冠词的功能。他观察到许多看似冠词的使用其实只是受试话语中的语音片断,表明受试注意到了冠词出现的频率与显著性。只到冠词知识发展的后期,受试才实现对冠词语义的充分掌握。
Hakuta这项研究中所观察到的情况有几个方面值得考虑。首先,他推断研究受试先注意到冠词的形式,然后才开始掌握冠词的功能,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种现象是一语英语冠词习得数据中所没有出现的。儿童把英语作为母语习得的时候,一开始就似乎把冠词的形式和功能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研究中的这名受试使用冠词区分实指非实指时常常出现错误,而且是在习得过程的中后期,说明这种区分构成了一定的困难,而这是一语冠词习得中所绝对没有的。英语为母语的儿童从一开始似乎就掌握了这种涉及复杂因素的区分,表现为使用正确的冠词形式。因此,Hakuta研究中这方面的数据与一语冠词习得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有冲突。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Hakuta研究中的受试儿童在习得早期对定冠词the的掌握要好于不定冠词a,这也与一语冠词习得数据不相吻合。我们知道,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习得冠词的前几个阶段都一直会误用定冠词the,直到最后第四阶段才实现完全掌握所有正确的用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二语儿童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时所经历的路径与母语儿童不完全相同。或者说,这两类儿童习得英语冠词的结果可能相差不大,最终都能实现完全掌握所有冠词的正确用法,但习得中所面临的困难似乎并不完全相同,冠词知识的发展过程也尽不相同。Hakuta这项个案研究的受试对象为儿童,那么,成人二语学习者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介绍两项受试对象为成人的个案研究。
首先是Huebner(1983;1985)所做的一项纵深研究,对一名母语为洪族语(Hmong)的成人习得英语定冠词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Huebner建立了一套所有名词前冠词使用的分析体系。这套体系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1)每一个名词词组的语义功能;(2)与名词词组的每一种语义类型所搭配使用的冠词;(3)冠词加名词词组语义功能关系随时间改变的方式。基于Bickerton(1981)所提出的英语冠词语义区分,Huebner设计了一个以二项对立特征(two binary features)为参照的四类名词词组语义轮(semantic wheel),如图3.1。
图3.1 四类名词词组语义轮
这个椭圆表示名词词组指称的语义域,按照Bickerton所提出的名词词组指称普遍性特征([Specific Reference,or SR]与[Assumed Known to the Hearer,or HK])分为四个象限(参见第二章)。第一象限为通指,在英语中由冠词a,the或加名词表示。第二象限为实指性定指,在英语中由强制性定冠词the(obligatory the)表示。第三象限为实指性不定指,在英语中由不定冠词a加可数名词单数和零冠词Φ加可数名词复数和不可数名词表示。最后第四象限为无指,与实指性不定指的表示方法相同。Huebner在其语义轮中用的标记与Bickerton有所不同,但指称类型与实际意义是一致的。同时,Huebner还从大类中分出若干小类,并结合实际例子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1)[-SR,+HK],这种情况即通指,所有三种冠词形式都可以表示这种指称:
The lion is a beautiful animal.
Φ Lions are beautiful animals.
A lion is a beautiful animal.
2)[+SR,+HK],这种情况即定指,只能用定冠词表示。属于定指的情况可以分为几个小类:
a.惟一性指称(Unique referent or conventionally assumed unique referent)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b.可见可及指称(Referent physically present)
Ask the guy over there.
c.回指(Referent previously mentioned in the discourse)
A: So he married a woman from England.
B:Yes,the woman’s from London.
d.情景性定指(Specific referents assumed known to the hearer)
He went over to the bookstore.
3)[+SR,-HK],这种情况即不定指,可以用不定冠词和零冠词表示,主要有两种情况:
a.首次提及(First mention in a discourse of[+SR]NP which is assumed not known to the hearer)Dad gave me a car.
b.表示存在的“有”(First mention of[+SR]NP following existential have and assumed not known to the hearer)
Our house has a garage.
4)[-SR,-HK],这种情况即无指,可以用不定冠词和零冠词表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a.表示身份和类别(Equative noun phrases)
We are Φ students.
b.在否定结构中(Noun phrases in the scope of negation)
I don’t see a pencil.
c.在疑问结构中(Noun phrases in the scope of interrogative)
Do you see a pencil?
d.在虚拟结构中(Noun phrases in irrealistic scope)
If I had a million dollars,I’d buy a big yacht.
在建立了这套分析体系后,Huebner试图对一名成人二语习得者的过渡语发展过程进行深入考察,以确定句法形式的系统性类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语义和语篇功能加以标记。纵深研究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每隔三个星期对受试进行一次一个小时的对话录音。整个研究期间对任务、对话人和情景都做了控制。所采集的数据共有17个小时,录音材料被转写后对其中的词序、主题标记语、定冠词与零冠词的使用以及代词与零回指(Φ anaphora)的使用进行了分析。
我们现在只考虑与冠词使用有关的具体数据。表3.1中列出了部分汇总统计,是在一年时间内9次编号为单数的录音材料中定冠词da(受试所使用的非标准形式)的使用分布。表中“录音”这一行表示录音编号,“数量”这一行表示da加名词数/名词总数,“百分比”是指da加名词数在名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表3.1 一年时间9次录音中da在四种指称类型中的分布
(数量=da加名词数/名词总数)
从表3.1中可以看出,名词词组在四种指称类型中的出现频率极不平衡,最多出现于[+SR,+HK]类型,最少出现于[-SR,+HK]类型。Huebner对数据的倾向性进行了归纳。按照他的分析,定冠词da开始主要用于[+SR,+HK]名词词组,也就是实指性定指,只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当这个名词词组出现在主题的位置上,这样的名词词组都用零冠词标记。但是,6周之后,受试的冠词使用转向更重视从句法的角度组织信息。这种转变体现在词序上,主谓宾词序(SVO word order)与已知陈述词序(presupposed-asserted word order)相比,前者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主题—述题界限标记语(the topic-comment boundary marker)的使用减少,并出现所有名词指称类型前定冠词da的“滥用”(‘flooding’)。到了第三阶段,在第21周前后,da从[-SR,-HK]情景即无指中消失了。根据Huebner的分析,这种表现与Bickerton对儿童语言中实指与非实指区分所做的预测是吻合的。大约在第27周,da从[+SR,-HK]情景即不定指指称类型中去掉了。从此时开始至研究结束,da的使用与标准英语定冠词the的使用基本相似。[1]
Huebner的这项纵深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英语冠词的特征有一定的贡献。他所建立的名词指称语义轮对四种主要的名词词组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区分,成为后续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架。这项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受试的定冠词使用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经比较可以发现,这项研究的数据类型和趋向与一语儿童冠词习得数据明显不同。按照Cziko(1986)所揭示的,儿童在冠词习得四阶段的前三个阶段都一直在[–P,+S]指称类型中误用定冠词,可是Huebner研究中的受试对象开始阶段主要只在[+P,+S]类型中使用定冠词,随后则出现一段时间的“滥用”,再后来定冠词先从[–P,-S]类型中消失,最后才从[+S,-P]类型中去掉。由此可见,一语儿童英语冠词知识的发展路径与二语成人有显著差异。对于儿童为什么会一直在[–P,+S]指称类型中误用定冠词,目前还没有一致认可的解释,我们只能从中推断儿童在区分定指和不定指方面有困难。但成人二语学习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明显不同。从更一般的角度看,两类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时所运用的机制很可能也不相同。
下面我们介绍另一项涉及成人习得英语冠词系统的纵深研究。Parrish(1987)考察了一名母语为日语的成人发展英语冠词知识的情况。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想表明,仅通过必用情景(obligatory context)中是否出现功能词素不可能对二语学习者过渡语知识中的系统性变异(systematic variability)做出充分的解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冠词习得与使用中。Parrish个案研究的受试为一名19岁名叫Mari的日本妇女,数据采集在受试到达美国3周后即开始。在来到美国之前,这名受试在日本学过6年时间的英语,但主要接受的是语法、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训练,听说理解的练习很少。跟踪调查的时间持续了4个月,每10天进行一次20~30分钟的录音。每次录音时,受试被要求讲两个故事,一个关于美国,另一个关于日本,然后描述一个地方,如她所在的城市,或所在学校的校园。这样控制处理是想重复同样的话题,以便受试有机会在表达中用到各种各样的名词类型,使用不同的冠词。
Parrish使用三种参照体系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以资比较。第一种是Huebner(1983)所采用的名词语义类型体系,即把数据中所有的名词词组分为四类。第二种是对Huebner的体系进行改造后的体系,不是完全采用简单的类型区分,而是采用一种类型矩阵,除了考虑a,the与Φ这三种形式外,也包括名词词组前的数量限定词(quantifiers)与指示词(demonstratives)。第三种体系基于必用情景中功能词素出现与否。我们现在把按照Huebner的体系所分类的数据汇总列在表3.2中。
表3.2 Mari 4个月期间过渡语中a,the与Φ使用分布
从表3.2中我们看出什么倾向呢?根据Parrish的观察,第二类用法中the的出现率呈上升趋势,第三类用法中a的出现率也呈上升趋势,但很难对第一和第四类做出任何判断,因为与另两类相比,第一和第四类中的名词词组出现率过低。但数据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第四类用法中完全没有出现定冠词,第一类用法中也极少出现。Parrish据此推断,Mari很有可能认为the只能用于[+SR]名词词组中,因此在第三类用法([+SR])中出现一些误用,而第四类用法([-SR])中完全不用。这种情况与Bickerton所提出的实指非实指区分假设是一致的,儿童在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时,也是首先掌握这一区分。另外,Huebner也曾发现,他的受试在某个时候也倾向用定冠词标记所有[+SR]名词词组。表3.2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不定冠词a在第一和第二类中也完全没有出现,Mari也可能以为a只用于[-HK]名词词组。
以上是按照Huebner的体系对数据所做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必用情景前是否出现功能词素。这套体系能够帮助我们确认受试使用a与the的准确性,但是对于名词词组前无可见冠词形式的情况则不好把握,不知受试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使用零形式,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受试对零冠词的掌握情况。有些出现在不可数名词和复数名词前的零形式是合乎语法的,但受试肯定也在the与a情景中过度使用了零形式。也就是说,这种分析不能反映受试过渡语知识的发展过程,习得路径中的不规则变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名受试的冠词使用有很大的任意性。
针对以上问题,Parrish对Huebner的四大类型体系做了改进,采用类型矩阵为分析框架。这种改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不定冠词和零形式的正确以及错误使用进行了区分,以便观察这两种冠词用法的分布,另一个是把数量限定词与指示词也列入考虑之中。Parrish强调指出,尽管数量限定词与指示词不是冠词,但如果它们出现在冠词可以出现的地方,而且从四大指称类型的角度看,只要它们可以实现其中某种功能,这些词就应该列入完整的冠词习得分析之中。
Parrish的类型矩阵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名词指称四大类型,也就是Huebner所区分的类型,另一个维度由五种功能词素构成,包括定冠词、不定冠词、零冠词、数量限定词与指示词,其中每一种又分出正确、不正确、总数和正确百分数。运用这个矩阵可以对每一次录音材料中的五种词素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并根据汇总的数据看出受试对哪些用法掌握得最好。在第三种也就是进一步改进的分析体系中,除了前面已经考虑到的因素外,对数据中的习惯表达方式、专有名词以及类似go to school或go shopping一类的固定搭配也进行了统计处理。同时,对重复出现的名词词组也相应给出同样的权重,以消除潜在的偏向。这样,数据分析就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受试冠词知识的发展状况。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Parrish总结说,通过把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分析过渡语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Mari冠词知识发展的趋势及走向,而这是仅用一种方法所无法做到的。多角度分析得到的发现表明,虽然Mari的冠词使用并不总是正确的,但也绝对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很强的规律性,明显受到名词词组语义功能、词汇类型以及语言表达一致性等因素的支配。
Parrish采用三种参照体系来分析同样的数据,从而获得大不相同的结果。表面上看来,受试的冠词使用是任意的,但运用合适的参照体系分析后则可看出其中的规律性。这项研究采集数据的时间只持续了4个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有关数据,可以发现这名受试也在不同情景中出现了大量的冠词缺省错误(omission errors)。这类错误也同样出现在Huebner研究中的受试身上,如定指名词词组出现在主题位置时定冠词缺省。但是,Parrish的受试很少在[–P,+S]名词词组前使用定冠词,这与一语儿童和Huebner的受试这两种情况都明显不同。儿童在冠词习得的前三个阶段都会在这一情景中过度使用定冠词,但对Huebner的受试来说,这种误用在第一阶段并不多,只是后来才逐渐增加。不管怎么说,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断定,在英语冠词知识发展路径方面,一语儿童和二语习得者肯定不同。
以上我们介绍了三项第二语言英语冠词系统习得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所提供的产出性数据表明,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的发展路径与第一语言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目前尚不清楚。这可能与学习者特征有关,尤其是一语儿童和二语成人之间可能存在某些重要差异,而其中一个具体的因素就是成人二语习得者在习得冠词系统时可能会受到母语的干扰和影响。我们在下一节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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