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对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的影响

3.2　母语对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的影响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主要依赖至少三个可能的语言知识来源:(1)二语输入(可以是自然条件或教学条件下获得的输入);(2)母语的知识结构;以及(3)先天固有的语言知识。没有人对第一个来源持有异议，不接触二语输入而想习得目的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者们对第三个来源的争议最大，主要有两大派:一派认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对二语学习者是可及的，要么是直接可及，要么是间接可及或通过一语可及，这是二语习得中域特定(domain-specific)的观点。另一派认为二语习得是通过统计或概率机制来进行的，不依赖专门的内在语言知识，这是二语习得中域一般(domain-general)的观点。到底哪一派观点更有说服力和心理现实性，目前还无法下结论。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第二个来源，即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学者们对这一点持什么态度呢?可以说，绝大多数二语研究者都承认母语和二语习得有关，因为有不少研究证据显示，母语迁移在多个语言知识域中都能产生影响。

母语对第二语言英语冠词习得是否也有影响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Huebner(1983)和Parrish(1987)这两项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就是这两项研究的受试都曾在［+P，+S］情景中犯定冠词缺省错误，尤其是当名词词组处于句子中的主题位置的时候。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某种必然结果?考虑到这两名受试的母语中都没有冠词，而且句子的主要结构都可以分析为主题—述题(a topic-comment division)这一情况，我们初步推断受试已有的一语知识可能对英语冠词的学习与使用产生了干扰。或者说，母语和二语之间的语言类型差别对二语冠词的习得可能会造成某种影响。谈到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学生习得英语冠词的情况。汉语也是没有冠词的语言，而且句子的主要结构也可以用主题—述题加以区分，与Huebner和Parrish研究中受试的母语情况相同。那么，中国学生在习得和使用英语冠词时，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误用呢? Robertson(2000)所做的一项研究与这一问题有关，我们下面先对这项研究做一个介绍。^[2]

Robertson的研究始于一个基本的观察，那就是中国学生常在英语母语使用者使用冠词的地方不用冠词(这里的冠词都指可见冠词形式a与the)，而且语料显示，中国学生的冠词使用缺乏一致性，在同样形式和同样语义与语用属性的名词前有时用而有时不用冠词。Robertson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冠词使用的任意性(optionality)，他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就是对这种任意性，尤其是冠词缺省误用进行探索。共有18名讲汉语的学生参与了实验调查，这些学生均为英国一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在18名受试中，分别有6人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4人来自马来西亚，另有2人来自新加坡。6名来自台湾的学生中有5人既讲汉语也讲台湾方言，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母语为韩语，但能讲流利的汉语，另外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既讲汉语也讲客家话。所有这些学生都参加过雅思考试(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ervice，administe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分数都在6.5以上。因此，这些受试应该属于高水平的英语使用者。

这项实验研究所采用的任务源自Gillian Brown和她的同事们在20世纪70年代所设计的一项口语测试，要求受试者通过合作方式解决有关问题。之所以使用这项任务，一是为了有效地控制输入，此外也可以使受试所使用的语言中出现大量的指称表达式。任务中的受试分为两类，一类是讲话人，另一类是听话人。讲话人手里有一张A4纸，上面有一幅用两种颜色画的图案。听话人手里有一张空白的A4纸，一支红色笔、一支蓝色笔和一把六英吋长的直尺。实验任务要求受试互相合作，使听话人能把讲话人纸上的图案在自己的纸上尽可能精确地画出来。在实验过程中，受试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边，中间隔一个屏幕，屏幕的高度正好使受试能看见对方的脸但看不到对方手里的纸。18名受试分成9对，每一对完成四个对话，两个用英语，另外两个用汉语。采用四个对话是因为任务中一共使用了四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图案。

参照Hawkins(1978)对英语中定冠词、不定冠词和指示词用法的描述与分类，Robertson把语料中的名词词组分为四大类，包括定指名词词组、不定指名词词组、指示词和数量词one。^[3]其中定指名词词组又分为7个小类，不定指名词词组分为3个小类。整个语料包括18个对话，语料中符合这四大类的名词词组共有1884个。这四大类名词词组及其分布见表3.3，定指和不定指名词词组各小类和分布见表3.4。

表3.3　　　　　　　　　语料中四大类名词词组分布

表3.4　　　　　　　　　语料中定指和不定指名词词组分类及分布

续表

数据分析显示，在这1 884个名词词组中，有78%的名词词组前使用了定冠词或不定冠词，这也是英语母语使用者会使用冠词的地方，剩下22%的名词词组前没有使用冠词(指a或the)。Robertson集中分析了这些没有使用冠词的情况，然后归纳出三条原则，用来解释冠词缺省现象:

1)“前置词脱落”句法原则，指定指或不定指名词词组如果被包括在前一名词词组的限定范围之内而不需要过度标记定指性或非定指性。

2)“可还原性”原则，指名词词组不需要标出定指性或非定指性，如果这种指称信息可以从上下文中还原出来。

3)“词汇转换”原则，指有些该用冠词的名词词组前使用指示词(尤其是this)或数词one来标记定指性或非定指性。

Robertson在提出了这三条原则之后，又特别强调指出，这些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语料中所有的非母语似用法(non-native-like usage)，还有206例名词词组前没有使用冠词的情况是三原则无法解释的，而这些情景是母语使用者会使用冠词的地方。而且，与这206例中某些同样情景的名词词组前有时又使用了冠词。根据Robertson的推测，这种冠词使用的任意性可能源于定指性和指称的表面特征与前置词词组的抽象特征之间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的匹配给二语学习者造成了困难。

Robertson的这项研究主要是探索性的，同时也试图对所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数据中没有对处于主题位置的定指名词词组前定冠词缺省的情况专门加以标记，但这种错误确实存在，而且，根据Robertson的分析，这类错误可能由三原则中的第二条原则所支配。Robertson曾特别指出，当定冠词的使用从语用角度看是一种冗余的时候，受试就倾向于把定冠词省去。出现这一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这与英语和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差异有关。这种语言类型差别对中国学生习得英语冠词系统的影响，我们在下一章有更为详细具体的分析。

我们现在介绍Young(1996)所做的一项研究，也涉及母语对第二语言英语冠词系统习得的影响，尤其是二语学习者使用冠词的变异性(variation)。受试为六名成人，其中三人的母语为捷克语，另三人的母语为斯洛伐克语。这两种语言比较相近，但都没有冠词。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二语学习者如何使用英语冠词来标记实指和非实指之间的语义区分，以及所指对象为听话人已知或未知这种语篇特征。Young在研究中想要考察二语学习者是否能稳定地区分这些语法和语篇意义，不同的学习者之间所使用的手段是否相同，以及不同的学习阶段学习者的表现是否相同。

对二语学习者冠词使用的变异性，这项研究着重考察可能对此产生影响的五个因素:

1)学习者的总体英语水平。

2)学习者对名词可数性和单复数的区分。

3)学习者对实指与非实指的区分。

4)学习者对语篇情景中所指对象为听话人已知或未知的区分。5)实指非实指和已知未知在学习者母语中的表达方式。

按照这五个因素，Young首先对受试过渡语中的冠词用法进行了界定，纳入考虑的有以下五种形式:

1)定冠词(definite article)

2)不定冠词(indefinite article)

3)零冠词(zero article)

4)指示词(demonstratives)

5)名词前修饰词(prenominal modifiers)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Young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假设，包括与过渡语知识发展有关的假设、与名词可数性有关的假设、与语义和语篇标记有关的假设以及与形式和功能中母语迁移有关的假设。研究中所采用的主要工具是访谈，由研究者与六名受试分别进行一段时间的对话。录音材料经转写后成为分析的主要数据。研究的另一个数据来源是受试的TOEFL考试成绩。对数据的分析手段主要为VERBRUL，是一项专门用于分析变量之间权重关系的工具。

Young从四个方面对研究发现进行了归纳。第一个方面是学习者过渡语发展过程中对英语冠词系统理解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冠词使用的准确性与TOEFL成绩中其他方面的准确性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前者增加，后者也增加。

2)在使用不定冠词的时候，受试会受语篇情景中已知未知的影响。尽管用得很少，但只要使用，不定冠词就被用来标记［－HK］名词词组。这种倾向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3)在使用定冠词的时候，低水平的受试对情景因素不予理会，但高水平的受试则主要用定冠词来标记惟一性和实指性指称。

4)在低水平受试中，定冠词有被过度使用的现象。以上几方面的情况反映出受试冠词知识发展的大致趋势。总的来说，名词词组类型开始时对不定冠词的使用有影响，或者说，不定冠词与［－HK］名词词组有一定联系。这种联系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但定冠词的情况与此不同。对低水平受试来说，定冠词有过度使用的现象，但似乎形式与功能之间并没有什么对应关系。这与其他研究中二语使用者在学习初期“滥用”定冠词的情况相似(如Huebner研究中的受试)。针对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Young分析说，二语形式的自由变异(free variation)可能与以下几种条件有关:

1)二语中的某种形式在一语中没有对应物。

2)二语中的某种形式易于感知。

3)二语中的某种形式与意义之间缺乏明显的对应关系。

4)二语形式的自由变异包括初始阶段对该形式的过度使用。

5)当二语形式从某些情景中消失的时候，这种形式的使用才开始呈现出规律性。

研究发现的第二个方面与受试对名词可数不可数和单复数概念的把握有关。不同程度的受试都能对名词的单复数加以区分，用不定冠词标记单数可数名词，在不可数名词前省去可见冠词形式，也就是采用零形式。研究中的受试尽管很少使用不定冠词，但为数不多的使用很有规律性，对名词的单复数和可数不可数能做出明确的标记。另外，受试母语中名词单复数有曲折形式标记，但名词前并没有对应的冠词形式，这也可能是受试很少使用不定冠词的原因之一。其他一些研究中(如Young，1993)也曾有类似的发现，当一种二语形式在一语中不存在时，二语学习者倾向于少用这种形式，造成某种迁移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与受试对语义和语篇特征的理解与标记有关。受试的冠词使用似乎与Bickerton(1981)对名词词组语义和语篇特征的普遍性预测相吻合。但是，除了表示回指的this之外，某一种冠词形式会在一定的语义和语篇情景中被较多地使用，而这种倾向并不表明这种形式与一定的情景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具体发现可以归纳如下:

1)名词词组的语义和语篇特征对受试的冠词选用有显著的影响。

2)指示词常被用来表示回指。

3)其他冠词形式使用频率不高，但各有分工。指示词用于定指名词词组，零冠词用于通指，不定冠词用于实指性不定指。受试冠词使用与英语母语使用者明显不同。Young指出，对于母语为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来说，冠词习得的两个主要障碍似乎是:(1)如何掌握定冠词在英语中的功能;(2)更多地使用不定冠词。

第四个方面的研究发现与母语迁移有关。受试冠词使用中的母语迁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指示词与回指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源于受试把二语指示词的功能等同于this。其二是母语的词序对冠词的使用有影响，造成某些误用。Young曾预测受试冠词的使用会与语用词序因素有关。具体地说，处于句首的主题(theme)和处于句末的述题(rheme)会有零冠词标记，反过来，处于句末的主题会有the标记而处于句首的述题会有a(n)标记。研究数据与这种预测是基本吻合的。主题性、词序和冠词使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一端是句末主题，给予的标记最多，另一端是句末述题，给予的标记最少。这种倾向符合Rutherford(1987)的看法，即主题—述题词序不需要冠词，而述题—主题词序需要。但这只是影响受试冠词使用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语篇情景也对受试冠词的使用产生影响。主题从定义上讲属于［+HK］，因此常被this或the加以标记，而述题从定义上讲属于［－HK］，用零冠词标记的比例较高。正因为如此，述题的标记相对要少，而主题的标记则相对要多，不论它们出现在什么位置上。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Young的研究主要关注二语学习者英语冠词使用的任意性及其原因。在多种因素当中，母语结构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Young的这项研究中，受试似乎采用了回避策略对某些英语名词词组进行标记，因而出现不少冠词缺省错误，这与Robertson(2000)的研究发现有相通之处，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中的受试母语都是语篇型语言(discourseoriented languages)。看来，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应该是过渡语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情况。不过，对这一现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思考。如果冠词缺省错误是由语言类型差别造成的，或者至少说部分的原因来自语言类型差别，那么这种假定需要通过比较不同一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才有可能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只有母语是句法型语言(syntax-oriented languages)而不是语篇型语言的英语学习者在冠词使用方面有不同的表现，我们才有把握认定这种语言类型差别确实是造成冠词缺省错误的真正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进行这种对比，但有两项早期研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表明语言类型差别确实对二语习得过程有影响。Larsen-Freeman(1976)曾做过一项语法词素习得次序进行过考察，受试来自不同的一语背景。研究所报告的数据显示，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冠词使用的正确率低于其他的学习者，而日语中正好缺乏类似英语冠词的词素。Ringbom(1985)也报告说，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比母语为芬兰语的英语学习者所犯的冠词使用错误要少。按照他的分析和解释，这可能源于瑞典语中有冠词，而芬兰语中没有。

Thomas(1989)曾对儿童一语冠词习得和成人二语冠词习得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中的成人英语学习者来自不同的一语背景。这项研究没有专注于二语冠词使用缺省错误，而是重点考察定冠词过度使用现象。不过研究数据从另一个侧面显示，母语对二语英语冠词习得确实有影响。Thomas注意到，先前的研究声称一语学习者和二语学习者都有过度使用定冠词的倾向，尤其是好几项研究都一致认为一语学习者在［+SR，－HK］首次提及的情景中过度使用定冠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儿童有自我中心意识(egocentricity)，认为对自己是已知的对他人也是已知的。另一种解释是儿童可能把定冠词与［+SR］特征相联系，因为the在［+SR，+HK］情景中也出现得较早。相比之下，二语习得中的情况不那么明朗。本章前面已经提过，Parrish(1987)的研究结果与一语冠词习得数据较为一致，即定冠词只在实指性非定指情景中被过度使用，但Huebner(1983)研究中的受试开始阶段在所有情景中都使用定冠词，随后the从［－HK］情景中消失。这似乎说明某些二语学习者首先将the与［+HK］情景相联系，并由此造成在［+SR，+HK］和［－SR，+HK］情景中定冠词的“滥用”。根据这一情况，Huebner(1983)和Master(1987)得出结论，二语学习者倾向于把the与［+HK］而不是［+SR］情景相联系。^[4]

关于二语学习者是否把the与［+HK］情景相联系，Thomas有不同看法。她注意到，尽管Huebner和Master声称the与［+HK］特征相联系，但他们的研究数据实际上表明，the只在指称不定时被过度使用。在重新分析了Huebner的数据后，Thomas发现这名受试初始阶段在所有［－HK］情景中都过度使用the，但他停止在［－SR，－HK］情景中用the的时间比［+SR，－HK］情景要早6周左右。Thomas也对Parrish(1987)所做的研究数据作了考察，发现the在［+ SR，－HK］情景中有较多的过度使用，而在［－SR，－HK］情景中则无一例过度使用。根据这些分析，Thomas提出了两项假设:

1)二语和一语学习者都把定冠词与［+SR］特征相联系，而不是［+HK］特征，因此:

2)儿童在［+SR，－HK］情景中过度使用定冠词源于自我中心意识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成人二语学习者不可能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但他们过度使用定冠词的倾向似乎与一语儿童相似。要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还要回到Bickerton所提出的主张，即语言学习者对名词词组的实指非实指区分有天生的敏感性。这一看法原来是针对一语学习者的，现在看来应该扩展到二语学习者身上。

为了检验以上的假设，Thomas对30名成人英语学习者使用冠词的情况进行了检测。这些受试来自9种不同的一语背景，包括日语、汉语、韩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芬兰语。这些语言有的属语篇型语言，有的属句法型语言，其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中有冠词，其余的语言中没有冠词。这30名受试按英语水平分为三组，高水平组10人，中水平组9人，低水平组11人。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为看图说话。

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反映出受试在使用英语冠词时的各种不同倾向。首先，母语有冠词和母语无冠词的两组受试在［+SR，+HK］情景中the的正确使用率分别为97%和81%。其次，不定冠词a的正确使用率略低，与定冠词the的正确使用率相比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母语无冠词受试组比母语有冠词受试组使用了更多的零冠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使用任何冠词。此外，母语无冠词受试组无指情景中the的使用明显低于首次提及情景。同样的，母语有冠词受试组在［－SR，－HK］情景中定冠词的使用也明显低于［+SR，－HK］情景。由于受试样本太小，二者之间无法达到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Thomas随后比较了一语和二语冠词习得数据。首先，一语学习者对［－SR，－HK］情景中a的用法和［+SR，+HK］情景中the的用法很早就能准确掌握，但对二语学习者而言，即使是初级水平的二语学习者都能在合适的情景中使用the，而a的正确使用则明显晚得多。其次，二语学习者最突出的误用是在a与the情景中使用Φ，或者说没有使用任何冠词。这种情况出现于所有高、中、低水平英语学习者之中，但根据Cziko(1986)所做的分析，一语学习者只在初期犯这种错误，而且只出现在［－SR］情景中。由于无冠词语言受试组所犯的零形式误用明显多于有冠词语言受试组，一语和二语学习者之间的这种差别应该是由母语迁移所致。另一方面，Thomas又注意到数据中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一语和二语学习者都在首次提及的［+SR，－HK］情景中过度使用the，而the过度使用极少出现于［－SR，－HK］情景。Thomas由此推断，两类学习者都在学习初期将the与［+SR］特征相联系。Thomas还进一步指出，Cziko(1986)所做的一语冠词习得阶段预测也适合于解释二语冠词习得中的the过度使用。

Thomas的研究发现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一语冠词习得中，儿童对a的掌握先于the，而在二语冠词习得中，情况正好相反，对the的掌握明显地先于a。这说明儿童一语冠词习得和成人二语冠词习得所走的路径不同。与此相关的是，成人在冠词习得中还可能受到母语的干扰，语言类型差别也是影响二语冠词习得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Thomas推断一语和二语学习者都在学习初期将the与［+SR］特征相联系这一点还缺乏说服力，尽管她对数据所做的分析比较可靠。更重要的是，她对造成一语和二语学习者都倾向于在首次提及的［+SR，－HK］情景中过度使用the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没有说清楚。按照她的看法，这种误用源于学习者对名词实指性特征的天生的敏感，但是，实指非实指区分是所有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把相关的形式与意义匹配起来，而这一过程很可能受到一语结构本身的影响。关于定冠词过度使用现象，我们将在下一章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Master(1997)也做过一项冠词习得研究，其中也涉及一语在二语冠词习得中的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别对冠词习得的影响。这项研究引用了一些先前的研究数据。Master首先对两类学习者进行了区分，一类为母语有冠词的学习者，如母语为西班牙语，另一类为母语无冠词的学习者，如母语为日语，并指出这两类学习者习得英语冠词的情况明显不同。对母语有冠词的学习者来说，最初习得的冠词似乎是Φ，但由于我们无法区分零形式冠词和冠词省略这两种情况，这种习得表现只能看做是缺省式习得。通过对四组不同程度的学习者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最低水平组的Φ正确率接近100%，中低水平组走低，到了中级水平组又开始回升，最后到最高水平组又达到100%，总体走势呈U字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语有冠词的学习者一开始对Φ的使用就大不相同，因为在他们的母语中也存在Φ这种形式。到了第二阶段，Φ的使用和准确率逐渐上升，可能源于学习者意识到the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不如他们的母语中那么高。这一阶段之后Φ的准确率再出现走高，也呈现出U字型走向。但两类学习者的U字型走向并不重合。对于母语无冠词的学习者来说，一旦他们认识到Φ并不总是合适的，他们最初的假设似乎是所有名词前都应使用the，并由此导致the过度使用。可是，母语有冠词的学习者从一开始就有过度使用the的倾向，而Φ的使用比母语无冠词的学习者要少。Master对此做了一个归纳，认为母语有冠词的学习者比母语无冠词的学习者大约要早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母语无冠词的学习者需要经过一个过渡语阶段才能意识到英语中有冠词这一事实。这种现象表明，对于母语有冠词和母语无冠词这两类学习者来说，母语对早期冠词习得有明显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会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弱化。

但是，不定冠词a的习得好像与定冠词the的习得没有直接关联。Chaudron和Parker(1990)发现，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a是在the差不多完全掌握之后才出现的，而且，a的使用可能对早期已经掌握的冠词用法还会造成干扰，即使对于母语有冠词的二语学习者来说也是如此。另外，Pica(1983，1985)也发现，a的习得有其特别之处，好像不受教学干预的影响。而且，与Φ和the相比，a的过度使用要少得多，对于母语无冠词学习者来说尤其如此。

以上讨论反映出二语学习者习得英语冠词的各种复杂情况，有些数据类型和以此为基础所做的分析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种判断应该是可靠的，那就是母语对二语英语冠词习得能够造成各种不同的影响，这已经为多项研究结果所支持。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母语干扰并不是影响英语冠词习得的惟一因素。前面曾对Robertson(2000)的研究做过回顾。他提出三条原则用以解释中国英语学习者冠词缺省错误。实际上，这三条原则都从这方面或那方面与母语的影响有关。Robertson自己也承认，数据中还有206例冠词缺省错误不能用这三条原则加以解释。^[5]这表明除了一语的影响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对二语学习者的冠词习得产生影响。从已经综述过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二语学习者在不同情景中的冠词使用准确率有明显的差别。这似乎说明这些学习者在习得不同的冠词用法时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些困难有可能源于冠词本身的语义特征。下一节将对这方面有关的冠词习得研究进行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