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词语义特征与二语英语冠词习得

3.3　冠词语义特征与二语英语冠词习得

冠词属功能词项，在有冠词的语言中，其种类与数量不完全相同。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由语言类型差别所造成。谈到语言类型差别，我们注意到英语冠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可见的形式极少，因此导致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呈多对多的局面。从语言学角度对英语冠词语义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而从习得角度对此加以研究则晚得多。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英语冠词在二语习得中是最难和最晚才能完全习得的语法项目之一。正因为如此，研究人员对英语冠词的习得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从习得角度对英语冠词所做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研究当属Bickerton(1981)。他所提出的英语冠词语义框架是对冠词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为后续同类研究广泛采用。Tarone和Parrish(1988)曾发表一篇文章，考察过渡语中与任务有关的变异性，尤其是二语学习者对冠词的使用。这项研究也采用了Bickerton(1981)的冠词语义框架。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对Tarone(1985)的一项研究所获取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从语篇功能的角度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冠词的运用情况做进一步考察。先前研究的受试为20名英语二语学习者，其中10人的母语为日语，另10人的母语为阿拉伯语。研究中采用了三种任务:

1)语法判断(书面形式)

这项任务中有5句话，其中的冠词全部省去，受试被要求标出句中任何有错的地方，并改写相关部分使句子正确。

2)口头面试

受试与一位英语母语使用者交谈，内容涉及受试的专业方向，在美国的学习进修计划，以及回国后对所学知识加以运用的打算。

3)口头叙述

受试先看一组视频中描述的事件，然后把所看到的内容讲给另一位非母语使用者听，使听的人能够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正确的图片顺序。

在这三种任务中，语法判断需要最多的对语言形式的注意，口头叙述则需要最少的注意，口头面试居中。原来的研究假设是，二语学习者将在语法测试中提供最准确的冠词和其他语法词素(对形式的注意最多)，在口头叙述中所提供的用法为最不准确的(对形式的注意最少)，而口头面试中的准确率在二者之间。原来的假设还预测三种任务将产生三种明显不同的使用准确率，而不是只有监测和未监测两种状态(第一项任务为监测状态，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为未监测状态)。

实验数据汇总后进行了统计处理。结果显示，受试在三种任务中冠词使用的准确率确实有差别，而且差别具有统计意义。但意外的是，数据的趋势与原假设所预测的走向正好相反:语法判断得分最低，口头叙述最高，口头面试居中。Tarone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受试对动词第三人称单数标记-s的使用得分倒是与原假设所预测的趋势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Tarone推测，仅用对语言形式的注意这一变量来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表现是不可靠的，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Tarone(1985)研究的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别的不说，她把英语冠词与其他语法词素等同起来，这一做法就忽视了冠词语义本身的复杂性。Tarone和Parrish(1988)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与冠词有关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所采用的框架就来自Bickerton(1981)和Huebner(1983)。本章第一节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一框架，其中名词词组按指称意义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通指名词词组，第二类为定指名词词组，第三类为不定指名词词组，第四类为无指名词词组。受试在三项任务中的冠词使用分别按这四类进行统计，每一类中又按需要冠词的名词词组总数、在所有名词词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冠词的正确使用比例再做分项统计。

在对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处理后，受试的冠词使用呈现出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在语法判断任务中，只出现了第二类和第三类名词词组，另两类没有出现。此外，在两项口头任务中，有些类别的名词词组的出现率明显高于其他类，而第二类名词词组的出现率最高。根据数据的这种分布状况，Tarone和Parrish只集中比较了两项口头任务中的冠词使用情况，不再考虑语法判断任务所获取的数据，因为名词词组在这项任务中的分布是由研究者设计安排的，并不由受试主动控制。在口头面试任务中，受试对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名词词组的使用从比例上讲大致相当，只有第四类使用比例略低。在口头叙述任务中，第二类名词词组使用得最多，约占总数的70%，第三类名词词组的出现频率稍低，第一和第四类则极少出现。具体地说，通指在口头面试中用得较多但在口头叙述中用得很少，而实指性定指在口头叙述中用得较多但在口头面试中用得很少。就准确性而言，实指性定指在口头叙述中比在口头面试中用得更为准确。Tarone和Parrish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这与叙述者交际需求的有效性有关。说话人要想有效地交际，就必须对某些名词词组的指称类型做出明确的标记，以便听话人能够在叙述进行时对名词所指的前后照应关系明白无误。或者说，对回指关系的明确标记在口头叙述中要比在口头面试中要求得更高，因此，在叙述连贯的事件时，受试的冠词使用变得更接近母语使用者的状态。

以上对数据的归纳表明，两项口头任务引出了不同的名词词组分布和使用频率，以及不同的正确使用比例。Tarone和Parrish由此得出结论，任务本身也是一个影响受试冠词使用的变量，因为不同的任务对交际的需求不一样，对语篇衔接的要求也不一样。数据分析从总体上讲与Littlewood(1981)所提出的主张一致，即影响过渡语变异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某一特征的交际功能，该特征的使用情景，以及与交际情景正式与否和对语言形式关注的能力等有关的因素。

Tarone和Parrish的研究从宏观角度看有几方面值得我们思考。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她们的研究初衷是要考察与任务有关的变异性及其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冠词使用的影响，但所获取的研究数据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冠词本身的语义特征以及复杂程度对二语学习者习得与使用的影响。研究中所观测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口头任务中实指性定指名词词组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使用准确率也相对较高。这表明二语学习者对这一用法的掌握较早，或者说，习得这一用法的认知负担相对较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冠词本身的特征可能对不同用法的习得难度有某种影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不同的任务要求引出了不同的名词词组使用频率，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的正确使用率。实际上，任务间的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使用情景造成的，这种情况也与冠词的语义特征有关。这说明英语冠词用法的情景因素不仅对二语学习者如何使用冠词有影响，对他们如何习得冠词用法可能也有影响。

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Tarone(1985)研究中的一项假设涉及对形式的注意和语法词素使用正确率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这项假设得到二语学习者对动词第三人称单数标记-s的数据的印证，但与冠词的使用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知道，-s是一个纯粹的语法词素标记，附着于动词之后，本身不能单独使用，而冠词是独立的词，尽管主要限于出现在名词之前。这似乎表明这二者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从交际价值的角度讲又有明显的不同。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也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英语冠词的本质特征，为习得研究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这一点我们到下一章再做讨论。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对英语冠词的习得研究不少，但对其他语言冠词的习得研究却不多。这间接说明英语冠词系统有其特殊的地方，其中形式与意义之间相互重叠是构成英语冠词语义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特征与二语冠词习得之间的关系做过探讨。我们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Master(1987)较早时所作的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Master对Scientific American这份期刊中不同种类文章中定冠词通指用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选中一份期刊是因为数据分析时可以减少不同的文体可能造成的难以控制的变化。Master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尤其是涉及定冠词通指用法在不同语篇中的使用条件，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和处理数据的方法。研究数据来自11篇文章，包括同一体裁中各种不同专题的研究论文。Master从这些文章中找出所有的通指冠词用法，包括各个语篇层次，各个不同情景中的位置，如名词词组、段落或整篇文章。对数据的分析显示，即使是在一种体裁中冠词的通指用法就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要想让二语学习者把这些复杂的关系都区分清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英语中有三种典型的冠词形式都可用于通指，定冠词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三种形式的分布和出现频率并不完全相同。英语中通指冠词的使用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难点。下一章讨论中国学生英语冠词习得时我们将专门报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结果。

我们下面再介绍一项英语冠词语义对二语冠词习得影响的近期研究。Ionin，Ko和Wexler(2004)对与冠词使用有关的概念“实指性”(specificity)重新进行了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对这一概念与冠词语义的表达与分布提出了新的看法。与先前的二语冠词习得研究不同，这项研究在参数设置(parameter-setting)的框架中探讨了二语学习者发展冠词知识的途径。参数设置源于生成语言学对句法的研究，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Chomsky 20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语言中包括一套抽象的原则，是所有自然语言都共同遵守的核心语法。除了这些不变的原则之外，语言中还有很多参数，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参数值。这套理论主要用于描写和解释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与结果，但有研究者认为，既然语言中的这些特性是语言的心智表征，那么，理所当然的，人们在习得非母语系统或第二语言时，这些特性仍应该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一部分研究者就在原则与参数的理论框架中考察第二语言习得的各种现象。我们在本章第二节开始时就提到过第二语言知识有三个潜在的来源，其中第二项就是先天固有的语言知识，对此学者们争议很大。有一派认为普遍语法对二语学习者是可及的，因此二语习得过程中有一个参数设置或重置的问题，如果学习者的一语和所学的二语在某一个参数中的值正好不同。Ionin等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框架中进行的，把第二语言英语冠词的习得看做是一个参数选择的过程。

Ionin等人首先指出，已有的很多一语和二语冠词习得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都以Bickerton(1981)的冠词语义划分为参照框架，但这一框架并没有完全反映英语冠词语义的关键特征。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在普遍语法框架下提出了冠词选择参数，认为在只有两个冠词的语言中，冠词语义的分布由这一参数决定，既可以依照定指性也可以依照实指性来划分。他们列举英语和萨摩亚语为两种不同参数值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指出英语中的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分别表示定指［+definite］和不定指［－definite］，不论这一指称是否实指［specificity］，而萨摩亚语中的一种冠词形式le表示实指［+specific］，另一形式se表示非实指［－specific］，不考虑指称的定指性［definiteness］。这两种参数选择产生的冠词语义分布可以由图3.2表示。

图3.2　只有两个冠词的语言中的冠词语义分布

在有关的理论分析和语言分析基础之上，Ionin等人提出了波动假设(The Fluctuation Hypothesis)，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二语学习者对普遍语法中的原则与参数值是完全可及的。

2)二语学习者会在不同的参数值之间波动直到语言输入引导他们选定合适的参数值。

根据这一假设，他们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冠词的习得情况做出了预测，具体情况见表3.5。

表3.5　　　　　　　　　第二语言英语冠词选择预测

从表3.5中可以看出，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在两种参数值之间波动，因此出现有的名词词组类型中使用正确的冠词形式，而有的名词词组类型中使用不正确的冠词形式。

在实证调查中，Ionin等人选择了30名母语为俄语和40名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参与调查的受试完成了三项任务，一项为强制性选择任务，另一项为书面表达任务，还有一项为密执安二语水平测试(the Michigan test of L2 proficiency)中的写作部分。两组受试在强制性选择任务中的冠词使用总体数据分别见表3.6和表3.7。

表3.6　　　　　　　　　定指性与实指性(一语母语为俄语组)

表3.7　　　　　　　　　定指性与实指性(一语母语为韩语组)

根据Ionin等人的分析，两组受试the的过度使用在实指情景中比在非实指情景中要多，而a的过度使用在非实指情景中比在实指情景中要多。尽管母语为韩语的受试整体正确率要比母语为俄语的受试略为高出一些，但两组受试冠词使用的总体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项任务所获得的数据是用于检验研究假设的最主要的数据，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的数据只起辅助作用。

在对所有数据进行综合归纳后，Ionin等人得出结论，他们根据研究假设所作的预测得到部分支持，即二语学习者把the有时与［+specific］特征相联系，有时又与［+definite］特征相联系，在二者之间波动。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我们考察二语英语冠词习得提供了新的视角，但Ionin等人在研究中所作的理论分析和语言分析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研究数据中呈现出很多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探讨。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再做处理。

本节对英语冠词语义特征与二语冠词习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从所回顾的几项研究中可以看出，英语冠词特有的语义特征在不同方面对各种冠词用法的习得难易度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母语中没有冠词的成人二语学习者。但是，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