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习得中的参数重置与标记性差异假设

4.5.2　二语习得中的参数重置与标记性差异假设

参数设置源于普遍语法框架下的一语习得研究。有研究者尝试将这一方法应用到二语习得研究中，探讨二语学习者如何改变或重置参数值，前提是一语和二语中的这个参数值不同。经文献检索，我们很少见到对二语习得中名词词组类型参数重置的研究。不过，有研究者对二语习得中参数重置的非对称现象进行过探讨，其中最有代表性且研究较多的非对称现象为零主语参数(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重置。这类研究比较了母语为日语类的零主语语言的二语学习者和母语为西班牙语类的零主语语言的二语学习者重置参数的情况(参见White，1985，1986;Hilles，1986，1991;Phinney，1987;Platt，1989;Liceras，1989;Gass and Lakshmanan，1991;Kimura，1991;Lantolf，1991)。研究结果表明，前一类二语学习者在习得初期有大量的主语脱落，而后一类学习者即使在习得的最初阶段都不会出现主语脱落。

Phinney(1987)所做的一项此类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在这项研究中，Phinney比较了讲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和讲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二语书面语材料，以确定在何种程度上前一类学习者在必用情景中会省去主语，以及后一类学习者过度使用主语代词的倾向。数据分析显示，与讲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相比，讲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在习得零主语参数值方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Phinney认为，西班牙语的这一参数值是无标记的，因此在二语习得中不会造成困难。这也表明标记性(markedness)在二语习得参数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这一思路，Phinney提出了以下关于二语习得参数重置的模式:

一语(无标记的)→二语(有标记的)=更难习得

一语(有标记的)→二语(无标记的)=更易习得

一语(有标记的)→二语(有标记的)=保留有标记参数值

这一模式反映了几种情况的标记性状态以及对参数重置中的难易方向性做了预测。我们现在根据这一模式来考虑一下前面提到的名词词组类型参数，因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这两个参数的重置过程中也可能受到标记性的影响，也有一个参数重置难易方向性的问题。只有厘清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预测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这两个参数重置的过程中会有什么表现。

标记性问题与二语习得中的迁移问题密切相关。在近期的迁移研究中，有研究者强调了不同语言特征的可迁移性主要取决于标记性程度，支持这一主张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对非对称类型的研究(asymmetrical patterns)。Ellis(1994)指出，直接对比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z特征会往一个方向迁移(从x语言到y语言)而不会往另一个方向迁移(从y语言到x语言)。但是，整合了标记性的迁移理论能够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被引用最多的非对称类型研究是Eckman(1977)的研究。这项研究考察了讲英语的德语学习者和讲德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二语习得中的迁移情况，研究的具体问题是成对的音素如/t/与/d/之间的发音对照。在英语中，这种对照出现于词首、词中和词尾，但在德语中，这种区分只出现于词首和词中，在词尾，只有辅音爆破音是允许的。因此，两类二语学习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任务，在新位置对一个已知的区分加以标记。Eckman认为，词尾发音对照比另两种位置的对照有更强的标记性，所以，母语为英语的二语学习者能够毫无困难地习得德语词尾爆破音，但母语为德语的二语学习者则在习得英语词尾爆破音方面出现较大的困难。以这些研究发现为基础，Eckman提出了“标记性差异假说”(the 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

二语学习者有困难的地方可以通过对母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系统比较后做出预测，其标记性关系表现为:

1)目标语与母语不同且标记性比母语更强的地方难以习得。

2)目标语比母语标记性更强的地方，其习得难度与标记性的程度相对应。

3)目标语与母语不同但标记性不比母语强的地方不难习得。

“标记性差异假说”提出的时间较早，Eckman(1996)后来对支撑这一假说的基础假设做了进一步分析，并对其中的一项基础假设具体说明如下:

如果一种语言中p结构的存在暗含另一个q结构的存在，而另一种语言中q结构的存在并不暗含p结构的存在，那么，相对于q结构来说，p结构是有标记性的，而q结构是无标记性的。

这项基础假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通过对母语和目标语的比较来判断某一个结构是有标记性的还是无标记性的。我们现在按照这一思路来分析与名词词组类型有关的两个参数，即名词词组内部构造和物质与可数参数。由于与这两个参数有关的特征在A类和B类语言中形成一个对照，即两个语言的参数值不同，二语习得中也可能存在非对称类型。

我们先考虑构造这一参数。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英语名词词组的内部结构比汉语要多一个层次。从语义角度看，汉语名词词组NP(属Nⁿ类)享有与英语名词词组NP(属Nⁿ⁺¹类)同样的地位。但从句法角度看，Nⁿ⁺¹类中包含了Nⁿ类，反过来则不成立(n+1中含有n，但n中不含有+1)。很明显，英语名词词组的内部结构比汉语的要复杂，因此应该属有标记性的。按照Phinney的标记性与方向性模式，习得英语名词词组对中国学生来说会更困难，而习得汉语名词词组对母语为英语的二语学习者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分析也完全符合Eckman关于“标记性差异假说”的基础假设。

我们再看物质与可数参数。由于在汉语这样的B类语言中，所有的名词都被看做是物质名词，因此名词前必须使用数量结构，而英语这样的A类语言没有这个必要。这样一来，汉语的名词词组结构比英语的要多一个层次。从语义方面看，英语的three books(含两个成分)与汉语的“三本书”(含三个成分)是等值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汉语中量词“本”的意义在英语中似乎看不见，可是从认知和概念意义的角度看，这个义项是客观存在的，但该义项在英语中为什么没有显性的表征呢?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不过，Krifka(1995)在比较汉语名词词组“三只熊”和英语名词词组three bears时曾指出，汉语量词“只”要么隐含到英语数词three中去了，要么融合到英语名词bears中去了。这一分析也符合我们讨论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分析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就物质与可数参数而言，汉语名词词组是有标记性的，而相应的英语名词词组是无标记性的。正因为如此，二语习得中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也与Phinney的标记性与方向性模式所作的预测一致。有研究表明，这类二语学习者在习得汉语数量系统时确实会遇到困难。由于我们的研究焦点在中国学生习得英语冠词系统，此处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如何应对这种困难不展开讨论。

我们现在集中考虑中国英语学习者重置名词词组构造参数的问题。前面对标记性的分析已经显示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由于英语名词词组的内部结构受Nⁿ⁺¹类的限制，光杆的单数可数名词如book的分布没有带可见冠词a book和the book那样自由。如果中国英语学习者没有重新设定构造参数的值，他们就不能将Nⁿ⁺¹类和Nⁿ类区分开来。具体地说，他们就可能接受不带可见冠词形式的光杆名词。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已经成功地重置了这一参数，他们就会意识到光杆的单数可数名词在英语中并不总是可接受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才可能触发中国英语学习者重置这一参数值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论是Phinney的标记性与方向性模式还是Eckman的“标记性差异假说”都没有提供答案。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准确地预测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重置这一参数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为了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两个因素上，详细讨论见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