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及其起源和功能

(二)语言及其起源和功能

卡西勒把语言定义为“语音的符号”，他说:“似乎可以充分地把语言定义为语音符号系统。”^[13]因为，语言离不开声音，声音是语言的基本物质材料。语言所创造的世界是声音的世界，这个声音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系统。卡西勒曾援引洪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来支持他的论点。在洪保看来，语音记号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在语音记号中主观和客观的本质要素被结合到一起。因为，一方面，声音被说出来了，这就是说，声音是我们自己发出的;另一方面，声音被听见了，它成为我们周围的可感知的实在的一部分。我们把声音理解为某种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的能(energy)，而这种能又在外部世界中采取一种客观的形式。卡西勒说:“人类精神在它自由地设计的每一个记号中，既理解了对象，同时也理解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形成规则。”^[14]

在卡西勒看来，有些人对语音的本质持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发出来的声音似乎不外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出来的声音不外是一种拟声的模仿。卡西勒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理解语音的本质。因为，语言所指示和表达的东西既非全然是主观的，也非全然是客观的。语言创造出一种新的中介物，使主观和客观之间出现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单纯的情感表露，或者是客观的声音刺激的重复，都不能产生语言所特有的意义和形式。语言出现于那样的场合，在那里，主观和客观结合到一起，从而创造了“我”与“世界”的一种新的综合。

卡西勒在他的“符号形式的现象学”中，首先详细地考察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哲学史上的各种对语言的看法，然后依次考察了处于感性表达阶段的语言和处于直观表达阶段的语言，最后考察了作为概念思维的表达的语言以及作为纯关系形式的表达的语言。在感性表达阶段，卡西勒把“记号语言”和“声音语言”区别开，前者是初级语言，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记号语言又有两种形式，即“直指式”(indicative)语言和“模仿式”(imitative)语言。直指式语言用于指示事物，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禀赋，动物只能抓物，而没有指示事物的能力。模仿式语言则是向“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过渡，即把关于世界的表象再现出来。在再现中，对象不再是在其已完成的结构中被简单地接受下来，而是由意识根据对象的构造特征加以构造。记号语言包含有这种高级的再生形式的胚芽，比较高度发展的记号语言则揭示出从纯粹的模仿到再现的过渡。

关于语词与概念的关系，卡西勒赞同新康德主义者洛采(R.H.Lotse)的观点，认为造字先于概念的形成。因为语言最初突出指示和模仿的功能，与具体所指的对象不可分，还没有达到抽象概念的层次。不过，语言是思想的符号化，概念的形成过程必然以符号表现为其最后达到的顶点。一个概念只有在它体现为符号时才能固定下来，使自己能为人们所把握。因此，对语言这种符号形式的研究能为探讨人类的概念形成提供一把钥匙。

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卡西勒赞同“情感表达说”。按照这种观点，语言是反思的工具，而不是反思的产物，人类的语言能力的形成是一个不自觉的自然过程，语言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产物，语言规律不是历史的，而是自然的。卡西勒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人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要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禀赋。不仅语言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整个符号系统也是自然的产物，它们是自然的、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约定俗成的。他说:“人类最基本的发音并不与物理事物相关，但也不是纯粹任意的记号。无论是自然的存在还是人为的存在都不适用于形容它们。它们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但是它们与外部对象的性质毫无关系。它们并非依赖于单纯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更深的根源。它们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感叹，是突迸而出的呼叫。”^[15]

在卡西勒看来，“情感表达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德谟克利特头一个提出这个观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以及维柯、卢梭等人又加以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支持这种观点，他指出富于表情的声音或动作受某些生物需要所支配，并依据一定的生物学规律加以使用。卡西勒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古老的语言起源的不解之谜就能以严格经验的和科学的方式来解答了。与此同时，人类语言不再是‘国中之国’，而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天赋。”^[16]

按照卡西勒的观点，语言作为情感的表露仍处于情感语言阶段，而当语词被用来指称事物时，语言就过渡到命题语言阶段，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转变。他说:“这样的转化是在人的发音被用作代表名称时发生的。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而已。通过发音作名称使用，最初一直是各种无意义的声音的混合体，就突然成了思想的工具。”^[17]

在命名问题上，卡西勒也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命名活动本身依赖于分类的过程。给一个对象或活动以一个名称，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如果这种归类永远是由事物的本性所规定的，那么它就是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然而，事实上，不可能用任何这样不变的方式来解释人类言语中出现的名称。他说:“它们并非被派定专指称实体性的东西，指称独立存在的实体，倒毋宁是被人的兴趣、目的所决定的，但是这些兴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8]在他看来，分类是基于我们感觉经验中某些经常重复出现的因素，没有这样的重复出现，我们的语言概念就没有支撑点和立足点。而知觉材料的联合与分离，又依赖于对一个参照系的自由选择。没有什么固定不变、预先制成的体制可以使我们的分类和再分类工作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即使在相近语系并且一般结构也一致的语言中，我们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名称。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月亮”一词虽然指同一个对象，但并不表示相同的旨义或概念。他说:“一个对象的名字并没有权利要求成为该对象的本质，它不打算成为‘存在者’，并不打算给我们以一事物的本来面貌。一个名字的作用永远只限于强调一事物的一个特殊方面，而这个名字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限定与限制。”^[19]

卡西勒还从历史角度考察古代语词功能的演变，认为语词的功能经历了巫术功能、语义功能和实践功能三个阶段。在原始人那里，语词具有巫术的功能，因为，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在无数情况下体验到的语词的社会力量，成了一种自然的、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在原始人看来，外部世界并不是一个万籁无声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够加以倾听和理解的世界。如果能以适当方式向自然力提出请求，自然力是不会拒绝给予帮助的，没有什么能抵抗巫术语词的魔力。后来，人们发现凭借巫术语词来征服自然的一切希望相继破灭，于是人们开始以不同于原始人的眼光来看待语言和实在的关系。语词的巫术功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语词的语义功能。语词不再具有神秘的力量，它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本性，也不能左右诸神或魔鬼的意志。尽管如此，它并非是无意义的、无力量的，并非仅仅是声音的震动。因为，语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20]赫拉克利特就已指出，在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中心地位，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他已不把语词看成一种巫术的力量，而是从语义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词。于是，早期的希腊思想就这样从自然哲学转到语言哲学。后来，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语词的功能，他们不再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把语词看做逻各斯，看做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而是把语言看做一种为具体明确的实践目的服务的工具，认为语言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正确地运用语言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磨炼，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于是，修辞学成为智者学派的重要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名称并非旨在表达事物的本性，它们并没有客观的对应物，语词的真正任务不是描述事物，而是激发人们的情感。它们并非只是传递观念或思想，而是促使人们去行动。卡西勒通过从原始人到智者学派的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认为“至此，关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我们已经得到了三重概念: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践的。”^[21]但这三种概念都没有注意到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而这种功能才是语言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