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逻各斯、语言和存在
在语言的基础和语言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这就是:逻各斯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存在的住所。
逻各斯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通常被解释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等。海德格尔认为这些解释都没有阐明这个词的本意,他力图追溯这个词的本源。他指出,逻各斯(logo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λoγos,而这个词与动词λεγειν有联系。在公元前6世纪,即在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这个动词具有“告诉”、“陈述”、“说出”等含义。不过,这个词还有比这些意思更加原始的含义,这就是“放置”(laying)和“聚集”(gathering)。海德格尔由此断定,起初,逻各斯被看做与存在合一,它不过是存在的另一名称,是处于聚集状态下的存在。因为,存在若要表现自身,它首先就需要聚集为一个统一体。因此,逻各斯起初具有聚集为统一体的含义。
后来,言谈(Rede,或译为“话语”)成为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作为言谈具有“使公开”的意思,即把言谈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逻各斯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来说的。当然,并非一切言谈都具有这种意义上的“使公开”的样式,譬如“请求”也使某种东西公开,但却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在具体的言谈过程中,言谈具有说出的性质,即发声为词。逻各斯就是发声,而且是向来已有所视的发声。亚里士多德曾把逻各斯看做“合乎语法的言谈”。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之为‘合乎语法的言谈’,其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只因为如此,逻各斯才具有综合的结构形式。综合在这里不是指表象的联结或纽结,不是说对某些心理上发出的事情进行操作。”[3]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是语言的基础。他说:“逻各斯给语言提供了本质的基础。”[4]语言是一种植基于作为真理的存在之中的逻各斯。当存在把它自身显现给此在时,它处于聚集在一起的状态。他说:“人作为一个处于逻各斯之中、处于聚集状态之中的人,是能动的。——他是聚集者。”[5]又说:“作为集合的逻各斯原初是揭示的发生。”[6]这种聚集或者集合发生在思想之中,思想是存在和此在的联合体。思想被存在所丰富,于是把存在表现在词之中,表现在逻各斯之中。他认为命名是此在的最原初的活动,正是在命名中,存在首次在词中显示出来。命名活动把存在包裹在词之中。他注意到希腊人没有使用任何表示语言本身的词,而使用“逻各斯”表示语言,正是因为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就是“言谈”。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在他看来,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在于把语言引入存在的真理之中,让这种真理渗透到语言之中,弥漫于语言之中。这一点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语言构成人的历史的此在的基础,语言就是人的世界,语言是存在的住所,而人正是生活在这个住所之中。他说:“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7]只有当语言建立在作为逻各斯的存在的基础上时,才可能有真正的话语。他还认为,人的话语不是人所拥有的许多种能力之中的一种能力,而正是它使人得此成为人。他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建立在人的说话能力之上,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个陈述不仅意味着人除拥有其他能力之外还拥有说话的能力,它毋宁还意味着只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他作为人所是的那种生物。人只有作为一种说话的生物才是人。”[8]如果从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某种特性的观点去考察人类或人类的语言,那就既不能适当地理解人类,也不能适当地理解人类的语言。
既然海德格尔强调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因此他坚决反对把语言仅仅看做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在他看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日益被看做一种交流知识的工具。因为,科学研究是人们的共同事业,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完成的。科学知识需要相互交流,而交流又必须借助于符号,特别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才能进行。于是,语言便被看做一种交流手段,一个能为大家所使用的符号系统,正如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那样。这种观点在现代语言理论中,在现代的符号逻辑运动中,有其鲜明的表现。他承认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强调不能把语言仅仅看做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因为这种看法大大贬低了作为逻各斯的语言的意义,使语言很快失去其生命力。他始终强调,应当把语言看做存在的住所,语言中包含有对存在的显露,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大家都可以使用的简单工具。他说:“语言并非仅仅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而正是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9]
与此相关,海德格尔也反对现代语言理论和符号逻辑运动中把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海德格尔承认,逻辑学要成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它也应当朝着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现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语言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因为,当科学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自然逻辑也许是够用的。可是,当科学高度发展,变得日益复杂和抽象时,自然逻辑就不相适应了,而需要用一些精确的、单一含义的科学符号去取代那些模糊不清的、多义的日常语言,于是在科学语言中出现形式化、数学化的倾向。海德格尔不否认这种倾向的存在,并把这个发展方向称为“logistik”,即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对逻辑的新发展,认为它只不过是把数学应用于命题形式。他认为这种发展是现代技术主义(technology)的一种表现,符号逻辑、语言分析、元语言学等都是现代技术主义的产物。他说:“元语言和人造卫星,元语言学和火箭技术是一回事。”[10]正是这种技术统治的运动促使人们把语言看做一个纯粹的符号系统,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形式化实质上是计算的延伸。人们希望通过形式化、符号化而把一切多义性排除于符号之外,使符号严格地只具有一种意义。在一个形式系统中,人们强调的是首尾一贯性,完全排除内在矛盾。这种形式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电脑的产生和思想的程序化。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使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会导致语言失去其生命力而逐渐死亡。因为,语言的基础是逻各斯,而逻各斯是一种同时又隐藏着自身的启示,它本质上是神秘的。与词所表达的存在的神秘性相对应,词本身具有多种含义,具有各种细微的差别。当把词凝固成一种只具有单一含义的、僵硬的东西时,语言就失去其丰富性和灵活性,就再也不能表达存在的神秘性,从而失去了生命。他说:“真正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其意义的多样性。把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词变形为一个僵硬的、只具有单一意义的、机械地构成的符号系统,就会使语言死亡,使此在凝固和荒芜。”[11]
为了强调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海德格尔在《行进在语言之途中》一书中多次使用“die Sprache spricht”这个表达式,它表示说话的正是语言,而不是人,换句话说,不是语言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语言。他提出这个表达式的目的,在于否定关于人与语言的关系的传统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服务于人的,人使用语言,而不是人服务于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根本不理解语言的真正本性,极度贬低语言的重要意义。他提出“die Sprache spricht”这个表达式,正是想把语言与人之间的这种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强调不是人使用语言、语言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语言。他说:思想作为一种对应物(corresponding)“是服务于人的。今天,我们难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们对语言的通常看法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结果,语言似乎是一种表达工具。因此,人们认为语言服务于思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不以为思想作为一种对应物服务于语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12]又说:“确切地说,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人。人只是在他向语言作出反应时才说话的。”[13]如果人说话,那是因为人首先听到或注意到存在的声音。从根本上说,听或倾听是此在对听到的存在的归属,是此在对存在的呼唤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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