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精神和精神科学

(一)生命、客观精神和精神科学

狄尔泰的语言哲学观点主要包含在他的释义学思想中，而他的释义学思想又与他的生命哲学紧密相联。他试图把释义学建构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并通过这种方法论去理解作为生命的实在，因此，可以说他的生命哲学事实上也是一种“生命的释义学”。

狄尔泰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时说过:支配我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冲动是想由生命本身去理解生命^[1]。在他看来，生命是一种活生生的实在，是自我与世界的统一体，是由情感、意志、知识等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具有自己的力量，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它是在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结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种功能，思想是其中的一种功能。生命是思想的根源，它是可以思考的，但又是无法穷尽的。

狄尔泰在晚年常把生命称为精神，并把生命或精神的各种客观化现象称为“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概念和人性的共通性概念是紧密相联的，共通的或共同的人性是人与人之间赖以互相理解的基础。客观精神就是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共通性在感觉世界中客观化出来的种种形式，它的范围包括生活方式、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等。客观精神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到处可以看到的东西，例如，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家庭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就是某种客观精神。他说:“从孩童时代起，我们的自我就从这个客观精神的世界中摄取营养。这个客观精神的世界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媒介。因为，凡是精神客观化出来的东西，都包含有我和你所共通的东西。”^[2]

狄尔泰由此提出“精神世界”这个概念，认为精神世界是客观精神和个体的力量共同决定的，换句话说，精神世界是客观精神与那创造出客观精神的个体的力量这两者在不断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作用系统”(Wirkungszusammenhang)。精神世界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实在，因而也就是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

狄尔泰认为，精神世界是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神科学，他指的是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心理学以及对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等。大致说来，狄尔泰心目中的精神科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狄尔泰强调这些学科都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联，因为“人是精神科学的分析的起点和终点。”^[3]

与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等人一样，狄尔泰也十分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但他的论证方式则与前者有所不同。在他看来，这一区别首先表现在这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它的知识的确定性或客观性来自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纯粹的物理性质，这些对象服从于自然的不变规律，它们没有表达一种隐藏的意义，而在精神科学中，除了容易理解的意义与有意识的信息外，还有难于理解的意义和无意识的信息。这是因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所创造的世界，而人是一种有目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等的极为复杂的存在物。人具有作为主体的创造作用，人创造了文化和社会，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传统中进行创造的。其次，这一区别表现在两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自然科学在研究自然现象时，主要采用观察、实验的方法。精神科学则需要采用它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即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只有采用这种释义学的方法，我们才能把握人文现象(包括个人的行为表现、艺术作品、文化教育、社会制度、宗教制度等)背后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他认为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恰恰在于它们忽视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机械地搬用于精神科学。此外，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别还表现在两者所使用的范畴也有所不同。例如，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因果”范畴就不同于精神科学中所使用的“相互作用的力的结构”这一范畴，因为在后者中，单一的事件并不是通过被包摄于普遍规律之下而得到说明，而是通过参照它是其中一个部分的那个整体而得到理解，这个整体规定了它的意义、目的等。他强调“生命”范畴在精神科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生命范畴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生命本身的结构形式，生命在其时间进程中表现于这些结构形式之中”。^[4]生命范畴是构成性的，是人的历史存在的一部分。

狄尔泰参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而撰写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狄尔泰则试图在《历史理性批判》中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历史理性批判》要解决的课题是:精神科学的知识如何可能?或者说，关于精神世界的知识如何可能?他说:“一方面，精神世界是认知主体所创造的;另一方面，精神的活动又要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客观的知识。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主体对精神世界的建构如何使关于精神实在的知识成为可能?”^[5]狄尔泰试图以他在构建精神科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为依据，为精神科学提供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试图通过把系统哲学和精神科学连结起来，以克服逻辑与生活之间的二元论，同时恢复从前被指责为“形而上学”而被排除的那个领域，从而使过去被人为地分裂开的两个领域(科学和生活，理论和实践)重新联系起来。他力图扩大科学的概念，并给它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论基础，以便使普遍有效的知识既能取自外在的现象，也能得自内在的经验。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理解和解释这种释义学方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