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尔关于说明和理解的理论

七、阿佩尔关于说明和理解的理论

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 1922～)、德国哲学家，批判释义学的重要代表。1922年3月15日生于杜塞尔多夫。1945～1950年在波恩大学学习，后在美因兹大学任教。1962～1969年在基尔大学任哲学教授，1969～1972年在萨尔布吕肯大学任哲学教授，1972年以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从但丁到维科的人文传统中的语言概念》(1963)、《哲学的变革》(1972～1973)、《皮尔士的思想历程》(1975)、《从先验论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看说明与理解的论争》(1979)。他对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思想深感兴趣，编辑了《C.S.皮尔士著作选》两卷集(1967～1970)，还编辑了《释义学和意识形态批判》(1971)、《语言语用学和哲学》(1976)等论文集。

阿佩尔与哈贝马斯都是批判释义学的重要代表。与哈贝马斯一样，他也强调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要采取批判态度，要揭示理解的客观基础，分析语言外部的种种造成误解的因素，排除各种影响正常交往的障碍，使人的意识从各种意识形态、虚假的社会舆论和欺骗宣传等迷雾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批判自己或别人的种种误解，而且特别要批判这些误解由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哲学释义学的缺憾还在于它过高地估计传统和语言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语言外部的各种造成误解的因素。与哈贝马斯不同，阿佩尔还吸取了康德先验论、分析哲学以及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他作过这样的说明:“我深入研究了现代释义学的思想，肯定了我对唯科学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异议是正确的。但是，我逐渐地接近另一个传统，即分析哲学、维也纳小组、维特根斯坦、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C.S.皮尔士最初研究的那个传统。”^[1]

阿佩尔在康德先验论的基础上，把批判释义学、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某些语言哲学观点糅合到一起，提出了他的“先验论-实用主义”观点。对于这种新观点，他作了如下界说:“在我称之为一种‘语言的特色’的东西的影响下，‘先验论的实用主义’是受康德影响的先验唯心主义变革的结果，是对语言哲学的决定性的重要性的觉醒。”^[2]在《哲学的变革》一书中，他又把这种观点称为“先验论的释义学”或“先验论的语言语用学”，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

在《说明与理解》一书中，阿佩尔从他的先验论-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出发，考察了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说明与理解的论争。在这个问题上，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有两大传统。一是“统一科学论”，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孔德、密尔到20世纪的波普尔、亨普尔、内格尔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大多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认为社会科学的进步取决于它是否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他们主张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的行动等社会现象作出因果性的科学说明，这种说明建立在一些通过观察实验可以证实的规律和理论之上。另一传统是所谓“精神科学论”，某些新康德主义者、释义学家以及“后维特根斯坦新二元论者”，从不同立场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自然科学的说明理论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需要建立它自己的理解理论。按照阿佩尔的观点，“统一科学”派的说明理论和“精神科学”派的理解理论各有其局限性，他试图从康德的先验论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把说明理论和理解理论结合起来，而提出他的“先验论-实用主义的理解-说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