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稳定性和语言类型学

(一)语言稳定性和语言类型学

叶氏的语符学试图借助于一个完全形式化的前提系统来探讨语言的特殊结构。这种理论虽然承认语言的变动性，但它否认这种变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它十分强调语言的稳定性，并且认为语言的稳定性不是植基于语言之外的某种“实在”，不论这种“实在”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的或本体论的。任何一种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就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它使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始终同一于它自身，不论它实际上发生什么变化。

叶氏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观点是与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按照后一种观点，人文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们是不重复的，因此不能像对自然现象那样加以精确的、概括性的研究。在人文科学中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纯粹描述的方法。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语言学中也有影响，它使某些语言学家否认语言稳定性的存在，认为对语言稳定性的探讨没有学术意义。叶氏断然反对新康德主义的这种看法，认为语言学应当努力确定那些不以具体语言为转移而为全人类的语言本质所共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十分稳定的，不受任何“超语言的现实”的影响。

从语言稳定性的观点出发，叶氏主张应当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并把这一点看做语言学家当前面临的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他把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发生学(Lingnistic genentics)加以对比，认为这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科，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关。在同一个语言家族内，我们可能发现一些根本不同的语言类型;而在同一个语言类型内，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根本不同的语言家族。这两门学科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基础上，并且是从两种全然不同的观点加以考察的。与语言发生学不同，语言类型学不受地区的限制。这门新学科的最终目的在于表明，一般说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语言结构，为什么可能出现这样的语言结构而不是别样的语言结构。在他看来，这种语言学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语言学更加接近于理解语言的本质问题，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类型学，我们才能期望了解什么规律支配着语言变化，一种特定的语言类型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变化。他说:“只有通过类型学，语言学才能上升为完全普遍的观点而变成一门科学。”^[1]

在语言类型学的范围内，叶氏进一步把建立语音类型学、语义类型学和语言结构类型学的前景加以对比。他指出，古典语言学特别注意从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观点研究语音，期望把语音类型学建立起来，其目的在于确定某些语言共同体使用某些语音，另一些共同体使用另一些语音，并把不同的语音分为若干类，如开口音和闭口音、圆唇音和非圆唇音、鼻音和非鼻音，等等。但是，无论从生理学或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划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后来，在对意义的研究中，有些语言学家试图建立语义类型学，但这比建立语音类型学更为困难，因为过去对语义学研宄得很少，而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又十分广阔。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唯一的一种似乎可以在客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类型学，就是语言结构类型学。”^[2]

叶氏重视语言结构的研究，而轻视语音和语义的研究，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语言的表达方面和内容方面的区分上。所谓语言的表达方面，他指的是表达思想的声音或其他物质外壳。所谓语言的内容方面，他指的是声音或其他物质外壳所表达的思想。在表达方面，他又进一步把表达的实体和表达的形式区别开:表达实体指的是人的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一切声音;表达形式指的是该语言中使用这种材料的方式。在内容方面，他也相应地把内容的实体和内容的形式区别开:内容的实体指的是一切能够作为思想对象的事物:内容的形式指的是某种语言特有的调整与组合思想的方式。与此相关，他又提出变体和常项的区分:变体存在于实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常项则在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他把表达方面的常项叫做语言形式的最小单位(音位)，把内容方面的常项叫做意义单位(意义)。语言是常项的系统，因此表达实体和内容实体都不包括在语言之内，它们是由语音学和语义学来分别研究的。对语符学而言，这两门学科只不过是辅助学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