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研究方法

(四)系统化研究方法

按照叶氏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因此研究语言时应当采用系统化的方法。因为，相对于每一过程而言，都有一个相应的系统与之对应，通过这个系统并借助于有限数量的前提便能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任何过程都可以分解为有限数量的成分，这些成分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反复出现。他说:“于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就一定有可能按照这些成分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把它们排列成若干类。而且，进一步还一定有可能对各种可能的组合作出普遍的、详尽无遗的演算。一种如此建立起来的历史就一定能超出纯粹原始描述的水平，而上升到系统的、精确的和普遍化的科学的水平。按照它的理论就能预测一切事件(元素的可能组合)，确定这些事件实现的条件。”^[7]

叶氏有时把这种系统化方法称为演绎法，因为这种方法强调分析，它把文本看做一个类，通过分析把类分解为它的成分，然后再把这些成分分别作为类再加以分析，把它们分解为另一些成分，如此分析下去，直到终结。他说:“因此，可以把这个程序简明地定义为从类进展到成分，而不是从成分进展到类，它是一种分析的、个别化的运动，而不是一种综合的、概括化的运动，它与就语言学中已确立的那种意义而言的归纳法是对立的。”^[8]

叶氏所说的这种归纳法在语言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是从个别声音上升到音素，即声音的类，然后从个别音素上升到音素范畴，从各种不同的个别意义上升到普遍的或基本的意义，再从这些意义上升到意义范畴。这一研究过程是从成分进展到类，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在语言学中，通常把这种程序方法称为归纳的。叶氏之所以反对采用归纳法来研究语言，主要在于他认为经验不是建立语言结构理论的适当基础，因为从事语言研究时不可能浏览所有现存的语言文本，而且这样做也徒劳无益。因为，语言结构理论不仅必须对现在已经写出或说出的文本有效，而且必须对那些尚未写出或说出的文本有效，也就是说，对一切在理论上可能的文本或语言有效。可见，采用那种以经验为依据的归纳程序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叶氏还把他的这种以分析为核心的系统化方法与素朴实在论者的分析方法加以区别。在素朴实在论者看来，分析仅仅在于把一个对象划分成若干部分，也就是划分为其他对象，然后又把这些对象再划分为若干部分，也就是再划分为另一些对象，如此划分下去。叶氏认为，素朴实在论者在如此分析时必须在几种划分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重要问题不在于把一个对象划分为若干部分，而在于分析活动本身，分析活动必须符合于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的原则，从而使我们能对这些部分作出适当的说明。他说:“所考察的对象及其各部分之所以得以存在，都仅仅有赖于这些依存关系;所考察的整个对象只能被这些关系的整体所定义:它的各个部分只能被那些使这个部分与其他相关部分相联结、与整体相联结以及与它的下一层次的部分相联结的依存关系所定义，被下一层次的这些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关联的依存关系所定义。”^[9]这就是说，只有借助于这些依存关系，才能描述对象，才能科学地定义和把握对象。他还认为，整体并非由事物组成，而是由相互关系组成，具有科学存在的并不是实体，而是它的各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关系。系统化方法之所以适宜于语言学研究，正是因为它能阐明语言成分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哥本哈根学派是索绪尔之后结构语言学的一个支派。关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叶氏在《语言的结构分析》一文中曾经声明他的这种观点在他阅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前很久就已形成，并强调不能把他的观点与索绪尔的观点等同起来。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确定叶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索绪尔的影响，但可以看出，一方面，叶氏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是价值体系，以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等论点，另一方面，他排除了索绪尔关于音位的物质性，语言的社会本质，历时态的研究方法等论点。简言之，语符学突出了结构语言学的形式理论，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关联性和整体性。

从哲学上看，叶氏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逻辑形式的分析，具有某些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形式化，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受已知的定义系统的制约，而定义系统又带有先验论的色彩。叶氏在《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一文中明确表示他的语符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逻辑分析理论的密切联系。他说:“语言学的结构方法跟另一门学科有密切联系。这门学科的形成完全不依赖于语言学，而且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还没有引起语言学家的特别注意。这就是语言的符号逻辑理论。这是一门从数学推理中产生出来的学科，其创始人为怀特海、罗素以及维也纳的符号逻辑学派，特别是卡尔纳普。”

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企图建立一种普遍适用的逻辑分析理论相似，叶氏也力求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语言结构理论，这种理论适用于说明任何一种语言。他把语言看做符号系统，看做纯关系的共时抽象体系，完全否认语言的物质性质，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语言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语言只不过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变体。与此相关，他片面强调共时态语言学，完全撇开历时态语言学，认为语符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甚至用全时性或无时间性取代共时性。由于他的这种语符学不考虑语言的历史发展，也不考察语言的亲属关系，忽视各种不同的语言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发展道路，因此这种语符学不适用于实际描述任何一种现存的特定语言。

【注释】

[1]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导论》，1972年英译本，第96页。

[2]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导论》，1972年英译本，第121页。

[3]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1967年英译本，第16～17页。

[4]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导论》，1972年英译本，第35～36页。

[5]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导论》，1972年英译本，第37～38页。

[6]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导论》，1972年英译本，第40页。

[7]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1967年英译本，第9页。

[8]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1967年英译本，第13页。

[9]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1967年英译本，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