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索绪尔观点的分歧

(三)与索绪尔观点的分歧

雅各布逊虽然深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日内瓦学派的观点，而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首先，在对语言的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的看法上，他不同意日内瓦学派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主张这两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早在1929年发表的《布拉格提纲》中，他就主张语言材料实际上是同一生活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对这种材料的共时态分析虽然是我们赖以了解相关语言的性质和特点的有效方式，但不能忽视或否定历时态研究的重大作用。因为，历时态并不排除功能和系统的研究，反之，如果没有这种研究，历时态的研究就不完全，正像共时态研究离开历时态研究也不行一样。

雅各布逊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也陈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作为功能系统的语言观念，无论是为了语言系统的重建，还是为了证明语言系统的演变，在对过去语言状态的研究中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共时态语言学中从功能观点考虑语言系统的要素时，也不能把受过变化影响的语言系统置之不理而去判定语言所曾经受的变化。那种认为语言只是一些偶然的、破坏性的伤害，与系统毫不相干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语言变化往往以系统、系统的稳定、系统的重建等为目标。他说:“因此，历史的研究不仅不排斥系统和功能的观念，而且恰好相反，不考虑这种观念就是不完备的。”^[3]

在雅各布逊看来，索绪尔把共时态和历时态之间的对立与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对立等同起来的作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事实上，共时态根本不是静态的，其中往往出现变化，而且变化也是共时态的一个部分。他说:“实际的共时态是动态的，静态的共时态是一个抽象观念，这种抽象观念可能对特定目的的语言研究有用，可是，对语言进行详尽的、如实的共时态描述，必须始终要考虑语言的动态。”^[4]雅各布逊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从进化与系统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证共时态和历时态不可分离。他说:“共时态和历时态之间的对立是系统概念和进化概念之间的对立。因此，一旦我们承认每一个系统必然作为一种进化而存在着，另一方面，进化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系统的性质，那么，这种对立从原则上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5]

总之，雅各布逊一方面强调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这一划分在不久前一段时期内无论对于语言学或者对于文学史来说都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假设，因为这个假设证明语言以及文学在其生存的每一个别时刻都具有系统的性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共时态概念所取得的成就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历时态原则。在共时态研究领域内系统或结构的概念取代了质料的机械堆积的观念，在历时态研究领域内也发生了同样的取代，系统的历史本身反过来也是一个系统。纯粹的共时态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共时态的系统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们是这个系统的一些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次，雅各布逊对于索绪尔主张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也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即是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而不是必然的，并把这一点看做语言符号的一个基本原则。雅各布逊则认为，从使用语言符号的语言共同体的共时态观点看来，就不能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例如，德语中用“fromage”一词表示奶酪，英语中则用“cheese”一词表示奶酪，这种叫法对于德国人或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强制性的。他赞赏波兰语言学家克鲁斯策夫斯基(M.Kruszewski)关于语言生活中两个基本要素，即相似性(similarity)和接近性(contignity)之间的区分的观点，并认为“索绪尔随意地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任意的，其实这种关系是一种习惯性的、习得的接近性，它对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来说是强制性的。”^[6]不过，与这种接近性并存的还有相似性原则。他认为相似性原则在语义引申领域和词族领域中起着重大作用，在这些领域内，具有相同词根的词之间的相似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不存在任何任意性。在语形学研究中，结构相似的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雅各布逊还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能指的线形性观点含有简单化的倾向。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只能从一个向度(dimension)上加以衡量，换句话说，它必定是前后相继地出现的，即在时间这一个向度上绵延的音响形象。这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另一个基本原则。雅各布逊则认为，不仅在能指的层次上，而且在所指的层次上，都存在着两个向度，即连续性和同时性。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音位不是语言中的最终单位，而是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特征，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也可以在语音学中谈论连续性和同时性这两个向度，这就导致我们必须放弃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基本规律的一些论点，例如，关于横向组合关系的论点。他说:“我认为‘横向组合’(syntagmatic)这个词往往令人误解，因为，当我们谈论横向组合关系时，我们想到时间上的连续性;可是，除了在时间的连续性中的组合外，我们还必须涉及同时性特征的组合。”^[7]在这点上，他建议只使用“组合”这个概念，以与“选择”这个概念相对比。与组合这个概念本身相反，对单位的选择或者对单位组合的选择，都属于语言的纵向组合关系的层次。

最后，雅各布逊也不完全同意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封闭的和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认为应当把语言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Gestalteinheit)、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雅各布逊则强调语言系统中经常发生变化，语言变化的开始形态和终极形态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之中，它们作为风格上的变体(stylistic variants)存在着。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重要事实，我们就会认识到把语言看做一个统一的、仿佛由一块巨石构成的系统这种想法是过于简单化了。语言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系统，是一个包罗一切的、由各种不同的亚信码(subcode)组成的信码。”^[8]在他看来，由语言变化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变体并没有组成一个偶然性的、机械的集合体，而是组成一个受规则支配的、由许多亚信码组成的阶梯式组织。

以雅各布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对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雅各布逊提出了音位层和语法层的区分，制定了语言音位结构的研究方法，提出了12种用以确定音位的区别特征，并试图把它们应用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他对语言的功能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语言的6种功能的区分。他关于音位差别和语音功能的观点，奠定了结构语言学或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他与索绪尔在结构语言学的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或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例如，他强调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可以同时并存，互不排斥，共时态研究中不能忽视语言系统本身的历史发展，历时态研究也不排斥系统和功能的观念。与索绪尔片面强调共时态研究而轻视历时态研究的做法相比，雅各布逊的这种观点是一种进步。

【注释】

[1]雅各布逊:《语言学》，载《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动向》，第一卷，1970年，第48页。

[2]参见雅各布逊:《儿童语言、失语症和一般语音规律》，1941年英文版。

[3]《变化》，1929年第3期第24页。

[4]雅各布逊:《符号和语言系统》，载《话语艺术，话语符号，话语时间》，1985年英文版，第30页。

[5]雅各布逊:《语言和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话语艺术，话语符号，话语时间》，1985年英文版，第26页。

[6]雅各布逊:《符号和语言系统》，载《话语艺术，话语符号，话语时间》，1985年英文版，第28页。

[7]雅各布逊:《符号和语言系统》，载《话语艺术，话语符号，话语时间》，1985年英文版，第29页。

[8]雅各布逊:《符号和语言系统》，载《话语艺术，话语符号，话语时间》，1985年英文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