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结构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研究

(三)语言结构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研究

语言结构是皮亚杰所考察的各种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结构主义》一书中，他既考察了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内的结构，也考察了语言学中的结构，即他所谓的“语言学结构主义”。

在语言学领域内，皮亚杰着重考察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一个从静态地研究语言结构到动态地研究语言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对语言结构进行共时态研究转向历时态研究的过程。

与索绪尔相似，皮亚杰也认为语言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产物，语言规则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自从有了人，语言就一代一代地以强制的方式传递下来。现代语言的各种不同形式是从先前的语言形式演变而来的，先前的形式又是从更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因此，语言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形成和发展不是由任何个人决定的，而它又是任何人进行思维必不可少的手段。语言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构成一个情况特殊的范畴。正是由于语言历史悠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的效力，因此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结构。

在19世纪，语言学家侧重于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即历时态的研究。索绪尔则强调共时态的研究。皮亚杰也重视共时态的研究，认为语言体系主要是由那些对这个体系的各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他说:“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形成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11]

按照皮亚杰的观点，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是由于下述三个理由。一是索绪尔强调平衡规律对于发展规律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进而把语言结构和发展规律对立起来，把语言的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对立起来，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他认为索绪尔之所以强调平衡规律对于发展规律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从当时着重研究平衡规律的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帕累托(V.Pareto)等人那里受到启发，他们发现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大改变。二是索绪尔坚持语言结构的自主性，强调语言是一个自立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样就摆脱了来自语言外部的种种因素的干扰，把历史因素作为一种外在因素排除掉，而专心致志地研究语言本身的内在特征，研究语言体系的内在性质。三是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把任意性看做语言符号的首要特征，强调语言符号本身纯粹是约定俗成的产物，与它所表达的含义没有稳定的历史联系。这就是说，语言符号与它的意义之间不具有内在联系，表意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没有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意的价值或内容的地方。诚然，语言符号有时伴随着象征性，但语言的多样性本身正好证明语言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而且，语言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而象征则可能起源于个人。

在皮亚杰看来，语言学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领域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其他领域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一个词的历史可以是它的意义的一系列变化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相继发生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述需要这个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种变化之间并没有其他关系。他说:“因此，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12]

皮亚杰还简明考察了共时性结构主义在索绪尔之后的发展。在他看来，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建立了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以分布法为基础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以特鲁别茨柯依(Tronbefzkoy)、雅各布逊等人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则建立了音位对立的体系，使共时性结构主义在音位学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以叶尔姆斯列夫等人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又从语符学角度发展了共时性结构主义，把语言结构看做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皮亚杰认为这也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它把重点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而不是放在转换关系上。

在皮亚杰看来，到了乔姆斯基等人那里，语言学结构主义便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共时态研究转向历时态研究。他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称为“转换结构主义”，认为从哈里斯(Z.S.Harris)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那里，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当前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的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对生成语法的研究是与对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相伴出现的。他说，在这种研究中，“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节作用。”^[13]

皮亚杰认为，这种看法上的转变受到两种力量的推动。一种动力来自对语言的创造力的观察，哈里斯等人进行过这样的观察。语言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言语领域中，也就是心理语言学领域中。乔姆斯基认为，在日常使用言语时，说话人在他的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者在倾听周围的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于是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规则体系，即生成语法同化到他自己的思想中去。另一种动力来自这样一种看法:生成语法植根于理性之中，特别是植根于某种天赋的理性之中。在这一观点上，乔姆斯基把阿尔诺(A.Arnanld)、朗斯洛(Lancelot)以及笛卡儿等人看做它的始祖。乔姆斯基不是采用归纳法去探讨各种特殊语言以及一般语言的各种属性，而是致力于探讨那样一些公设，借助于它们我们能够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殊语言从这个结构中分化出我们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皮亚杰指出:“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建立在运算规则系统、递现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顺序和运算结合律为基础而得来的初级‘单子’结构上面)、普通语言学(主要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14]

皮亚杰认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结构主义把发生论和天赋论结合到一起了。在乔姆斯基看来，各个个别的语法按照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转换过程发生分化，其中核心就是那个天赋的部分，即“固定图式”以及转换的普遍性形式结构，而它们的变异性则属于言语行为的创造性方面。皮亚杰赞同乔姆斯基的发生论观点，而反对他的天赋论观点。乔姆斯基把各种转换规律看成是由某种稳定的核心句所派生的，并把这种稳定的核心句看成天赋的固定图式。皮亚杰则以他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为依据，认为语言能力是以感知运动性智力本身预先形成为前提，但是这种智力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预先形成的，而是从同化图式的逐步协调中得来的。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存在有感知运动水平的智慧，这种智慧连续不断的建构将为那种固定图式的产生提供充分条件。这种情况证实了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必须有一种与理性相关的基础的观点，而排除了那个“非常笨拙的天赋观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