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和分延

(三)符号、差异和分延

西方许多语言哲学家都把语言看做符号系统，语言是符号的一个类型。要研究语言，自然首先要研究符号。在对符号的看法上，德里达继承了胡塞尔和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加以修改和发展。

胡塞尔主要是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研究符号问题。他强调符号的观念性，认为符号的本质在于一种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它使可感知的记号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在符号的物质基质和符号的意义之间还有一个观念性的层次。他还把一般的观念性定义为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使理性主体有可能对符号作重复的使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符号也是一种观念性，而且符号的观念性有其客观存在，例如，几何图形一旦被发现，就会以其特殊的形式给所有的人提供一种特殊的、超越时间的存在。德里达基本上赞同胡塞尔的这一观点;他也强调符号的观念性，但他主张不要忽视符号的物质性这另一方面，符号使观念性范畴与物质性范畴结合到一起。他还认为符号的同一性是一种偶然的存在物，或者至多是由一组可感知的图形所组成的类型。不同的可感知的图形当它们在差异系统中保持相同功能的情况下，虽可以看做同一符号，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可能不具有客观的同一性。

索绪尔对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论点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示同一概念;二是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即语义是通过差异构成的。他认为语言系统中各成分之间存在着“双项对立”关系，可以用这种对立关系来区分各个成分，表示它们之间的联系。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异和一系列观念差异的结合。语言不是同一性系统，而是差异性系统。德里达重视索绪尔的这些论点，他说:“索绪尔首先是这样一个思想家，他把符号的任意性和符号的差异性作为一般符号学，特别是语言学的基础。我们知道，在他看来，任意性和差异性这两个主旨是不可分割的。”^[9]

在《论书写语言学》一书中，德里达用索绪尔的符号观来补充胡塞尔的符号观。索绪尔认为符号不是一个“实在的词项”，而是在其同一性方面由它与它所隶属的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异所构成。a和b这两个词项本身根本无法达到意识的水平，人们意识到的只是a与b之间的差异。因此，语言不是实体，而是形式，这就是把观念性的形式看做差异的痕迹。德里达把索绪尔关于符号差异的观点同化到胡塞尔关于符号的观念性概念之中。在他看来，可感知的存在物在世界上不能代表别的任何东西，只是对意识而言某物才能成为符号或代表。在这里，不要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对于意识而言”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一方面，符号是一种非实在的观念性，语言作为有差异的痕迹结构系统，其纯粹形式只能出现在现象学的“生活经验”之中;另一方面，他又用索绪尔关于“有象征意义的价值”(significative value)的概念去分析现象学的生活经验的结构，从而把现象学的思想引向一个新的方向。

德里达虽然赞赏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的观点，但他认为索绪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片面性，即只注意考察空间中的差异，而忽视时间上的差异，这点在索绪尔片面强调对语言的共时态研究而忽视对语言的历时态研究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这个概念只涉及空间，即几何学或形态学的空间，只涉及要素的形式和顺序，而与时间完全无关。他们为了构造一个封闭的、具有整体性的结构，总是以同时性概念为前提。而在德里达看来，空间和时间是统一的，时间不是脱离空间的时间，它与线联系在一起，在空间中延伸。空间也不是绝对外在的，而是存在于时间之中。对每一种结构作出说明的关键，在于必须对同时存在的东西作出历史性的说明，共存只有在时间的延续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真正的同时性是空间与时间的统一。差异不仅是空间上的、外在的分离，而且是在时间的流程中产生的，是空间和时间的联结。这就是说，差异是延续中的差异，延续是差异中的延续。德里达由此提出“分延”这个新概念，用以补充或取代“差异”概念，以便使空间顺序和时间顺序统一起来。

“分延”(diffé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生造出来的，他把“差异”(différence)一词中字母“e”改换成字母“a”，这两个词在法语中发音相同。也可以说，“分延”一词是“differ”(“差异”或“区分”)一词与“defer”(“延缓”或“推迟”)一词的结合，因而具有“差异”和“延缓”这两层意思。在德里达看来，差异或区分就包含有延缓、推迟的意思，差异中就蕴含着对延缓的承诺。因此，不能把“分延”这个词单独理解为空间上的差异，也不能单独理解为时间上的延缓，而必须理解为这两者的统一，即在时间流程中永不终止的差异。它强调的是动态的过程，潜在的内在力量，差异的可能性。德里达用分延概念修正和补充了索绪尔的差异原理，把静态的差异理论变成动态的分延理论。

德里达是在他对历史性的讨论中，特别是在他对语言概念的历史性的讨论中提出分延概念的。在他看来，所有话语都因历史而变化，我们的概念和意义都受到我们所处的历史的影响。既然我们的概念和意义是历史地变化的，因此它们不能传递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一定是表示某一个关于世界的概念。例如，当你说话时我对你的意思所形成的概念，或者当我说话时你对我的意思所形成的概念，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一个历史的结构。意义自身不能在言语或者写出的文章中呈现于我们目前;由于时间关系，意义产生的种种概念和种种差异被推迟了。正是由于这种分延活动，语言才历史地构成一个差异的网络。他说:“我们把那样一种运动称为‘分延’，按照这种运动，语言或者任何信码，一般说来任何参照系统，都是‘历史地’作为差异的编织物而构成的。”^[10]

对于分延这个概念如何把语言符号的时间特性和空间特性结合起来，德里达作了如下说明。他从符号或书写着手。符号通常被用来代替事物本身，代替在场的事物，这里的“事物”一词代表意义或指称对象。换言之，符号是在事物不在场的情况下代表事物的在场，代替在场的事物。当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事物、指示事物或陈述事物时，当在场者不能被直接呈现出来时，我们就通过符号这条弯路来标志事物。他说:“从这种意义上说，符号就是延缓的在场。不论我们所涉及的是口头符号或书写符号，货币标志或者选举代表团或者政治代议制，符号的流通过程推迟了我们在其中遭遇到事物、占有事物、消耗或花费事物、抚摸或观看事物，直觉到事物在场的那个时刻。”^[11]

在德里达看来，我们不可能认识任何在场的东西，除非我们有了一些关于类似那些不在场的东西的概念。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事物的在场，仅仅是因为在事物之中有着它不在场的痕迹。他把在场看做一个有意义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意义严格地取决于符号之间的某种系统的差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通过符号系统才能达到它们。在场和现存的概念是派生的，是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如果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事物就不再被看做在场的，也就是它的在场被“推迟”了。德里达通过“分延”这个概念来把握对在场的思考过程。

按照德里达的观点，“分延”这个概念是一个“非概念”(nonconcept)，它不具有哲学概念声称它们具有的那种逻辑的普遍性，哲学概念自以为它们由于具有这种逻辑普遍性而区别于日常语言或文字语言。分延之所以是一个非概念，是由于它不能借助于对立的宾词加以定义。它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毋宁说，它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例如，它既是区别活动，又是延缓活动。这个词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在语言之外没有这样一个概念领域，它允许这个词具有一种超出它在语言中的书写符号所具有的那种单一含义的语义内容。而且，由于它没有一种对立的或宾词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把它识别为这个而不是那个)，因此不能在任何逻辑系统的范围内来定义这个概念。

笔者认为，德里达追随在索绪尔之后，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在其系统中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差异决定的，这个观点具有合理之处，因为它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过，这种观点忽视事物本身的内部特质的巨大作用，因而也具有一定片面性。至于他进一步用分延概念来补充差异概念，企图以此把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诚然，共时态和历史态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区分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因为任何事物既有其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静止的一面，也有其历史演变的一面。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有时适合于采用共时态的方式，有时适合于采用历时态的方式。问题在于这两种研究方式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索绪尔过份夸大共时态研究的作用，忽视历时态研究的作用，这样就把语言结构看成固定不变的东西，忽视语言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德里达正确地强调应把空间和时间、共时态研究和历时态研究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提出“分延”概念来实现这一点。不论分延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不论他为此所作的论证是否充分，他朝着这个目标所作的努力毕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