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

第三节　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

形式语言(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的关系问题，也是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热烈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致认为日常语言是不精确、不完善的，他们试图借助于现代数理逻辑，构造一种精确的、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由此形成所谓理想语言学派或形式语言学派。相反，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日常语言学派，则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完全能满足哲学研究的需要，否认构造形式语言的必要性，或者至少认为形式语言的逻辑不能充分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必须用日常语言的逻辑加以补充。欧洲大陆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等人，从存在主义或释义学的角度，论证日常语言的适当性，对构造形式语言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评述以上这些哲学家的有关观点。

早在洪保那里已提出“完美语言”(perfect language)的观点，他认为一切经验语言只是这种完美语言的近似物。随着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弗雷格等数理逻辑学家开始把构造形式语言或理想语言提到议事日程上。

弗雷格在分析词和语句的关系时，多次谈到自然语言含糊不清和建立理想语言的必要性。例如，在谈到词和语句的指称时，他就指出由于自然语言不完善，有些词并不指称任何对象，有些语句没有真假对错可言。他认为以这种含糊不清的自然语言为基础，不可能建立一种逻辑严密的语言哲学。为了克服自然语言的缺陷，他主张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并认为他在《概念符号演算》一书中提出的那个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就是这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一种形式。弗雷格在解释这种形式化的逻辑系统的作用时说:“我认为我的概念符号演算与活语言的关系，如果比做显微镜和眼睛的关系，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眼睛由于它的用途很广，由于它能够适应极其多种多样的情况，所以它大大胜过显微镜。当然，作为一种光学仪器来看，眼睛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平时之所以没有被注意到，只是由于眼睛和精神生活有着内在联系。但是，当科学任务对分辨的灵敏度提出更高要求时，就发觉眼睛无法应付了。相反，显微镜所能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些任务，正因为如此，在解决其他一切任务时它才没有用武之地。”^[22]

罗素始终认为日常语言无论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非常含糊不清，经常把人们引入迷途。在他看来，日常语言在其词汇和句法方面都对哲学发生深刻影响，而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词汇的影响主要在常识方面。他说，当一个词起初被使用于某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事物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事物是否具有同一性。可是，一旦把某个词固定地使用于某个对象，我们就会受这个词的存在的影响，而以为这个词一定表示这个对象的存在。他认为这种影响导致人们对于事物和观念产生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多元论。至于哲学中通常使用的某些抽象名词，他认为它们更加含糊不清，以致引起种种混乱。因此，他说: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那些易于被当做基础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概念，进行批判和澄清。作为例证，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概念:心、物质、意识、知识、经验、因果观、意志和时间。我认为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不精确的和大致近似的，它们的主要毛病是含糊不清，不能够成为精密科学的一部分。”^[23]

与词汇的影响相比，罗素认为句法对思想的影响尤其强烈。一个陈述句的句法形式或语法结构往往成为我们思想的桎梏。他把主词—宾语这种句法形式以及宾词—属性这种形而上学联系，看做妨碍我们正确思想的绊脚石。他说:“可以把任何命题纳入这样一种形式，即它有一个主词和一个宾词，而这两个词又由一个系词连接起来。于是人们就由此推论，每一个事实都有一个相应的形式，即一个实体具有一种属性。”^[24]他认为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并且批驳了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以及布拉德雷关于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主词和一个宾词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个观点，这些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整个基础就动摇了。

在罗素看来，要消除日常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对哲学的消极影响，就需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逻辑分析方法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主要是因为传统逻辑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被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所取代。他认为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是不精密的。现在我们使用数理逻辑的符号演算，运用类、关系、顺序等概念，就能够对哲学命题作出准确的表述，使长期悬而不决的哲学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维特根斯坦对于理想语言与日常语言问题，在其前期和后期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其活动前期，他强调语言的精确性，认为日常语言缺乏这种精确性，因而希望构造某种理想的精确语言。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语言是有其本质的，语句或命题是事态的图像，语句和事态、语言和现实是严格地一一对应的，它们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通过逻辑分析可以揭示出这种逻辑形式。在理想语言中，逻辑形式得到充分的表现。而在日常语言中，人们往往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标记同一个词，或者在命题中以同样的方式来应用两个用不同的方法来标记的词。例如，“to be”(“是”)这个词既可用做联系词，又可用做等号，还可用做存在的表现。他说:“因此，很容易发生最基本的混淆(整个哲学就充满了这种混淆)。”^[25]又说:“从日常用语直接得出语言逻辑，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能的。”^[26]

他在其活动后期，却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建立理想语言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哲学的幻想。在《哲学研究》中，他指出语言没有共同的本质，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只有“家族的相似”，语句或命题不是事态的图像，语句和事态、语言和现实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它们没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哲学家不可能通过逻辑分析揭示出语言的逻辑形式，而应当着重研究语言的用法，研究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等。

与理想语言学派相对立，摩尔强调日常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认为哲学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和混乱，就是由于哲学家们往往不按照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语言。只要严格遵守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语言，就能澄清误解，消除混乱。他还根据某些哲学命题违背日常语言的用法，来证明这些命题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些哲学家认为，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知觉的表象”，它处于人的大脑之中，因此，当一个生理学家观察一个大脑的时候，他所观察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大脑的一部分，而不是他所观察的那个大脑。他们还认为，把这种情况推而广之，还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当他说他看见某某事物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大脑的一部分。他们由此断定，说你看见你的大脑的一部分，比说你看见某个具体东西更为正确。对于这种观点，摩尔反驳说，如果我看见一张桌子，那么我所看见的就是一张桌子，而不是我的大脑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注视一张桌子”这种说法，比“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注视我的大脑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更为正确，更符合日常语言的用法。

有些哲学家根据先天命题和经验命题的区别，认为“49－22= 27”这样的先天命题属于“语法规则”，而“拿破仑败于滑铁卢”这样的经验命题则属于“假设”。摩尔认为这种说法也违背了日常语言的用法。他说，从日常语言的观点看来，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因为日常语言中对“语法规则”和“假设”的解释，完全不同于这些哲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如果一个小孩在学习语言时说，“47－22=27”是一条“语法规则”，“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是一个“假设”，我们肯定会认为他说错了，而予以纠正。

摩尔的这种强调日常语言的用法在哲学中的作用的观点，受到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的赞扬，并对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分析哲学家认为，“摩尔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也许是头一个这样的哲学家，他意识到任何一个违背日常语言的哲学命题都是错误的，并且始终不渝地捍卫日常语言，反对从哲学上与它背离。”“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作为一个批驳者的摩尔相匹敌。因为没有任何人具有像他那样敏锐的对矛盾的洞察力。摩尔的那种异常灵敏锋利的语言感使他能够发现最细微的对日常语言的背离。”^[27]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一致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和丰富的，完全能够满足哲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大多对形式语言持不赞赏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通过他们对构造形式语言时依据的现代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所持的态度而表现出来。相对而言，赖尔和斯特劳森对现代形式逻辑的态度比较缓和，他们没有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的作用，认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或日常语言的逻辑)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

赖尔用一些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他说，形式逻辑是一门对形式化的符号演算及其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和运用的学问，而非形式逻辑则是一门与此完全不同的学问，它的任务是对概念的“逻辑地形”进行描绘和标志。他认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几何学和制图学之间的关系。在制图学中，必须按比例描绘和标志出地形的不规则的特征，制图的成功与否部分地依赖于制图员能否运用几何学中的理想化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则来描绘和标志地形。因此，正如制图员是几何学家的“受保护人”一样，哲学家或者说“非形式逻辑学家”也是形式逻辑学家的受保护人。不过，赖尔指出，逻辑学的研究手段本身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几何学不能取代制图学，制图的成功与否也不完全取决于几何学的知识，这还有赖于观察、测量、计算等实际活动。在某些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地区，当那里还没有铺设形式逻辑的铁轨时，就需要非形式逻辑在那些地区进行开拓性工作。

斯特劳森在谈到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逻辑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他自己并不反对构造形式系统，并且认为形式系统对于评定数学和物理学中那些与语境关系不大的语句是有用的。可是，形式逻辑需要用日常语言的逻辑加以补充，因为形式逻辑不能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

在他看来，命题演算、谓词演算这样一些逻辑体系，不能充分表现出日常语言的复杂的逻辑特征，它们在表现这些特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精确，那样完善。例如，数理逻辑符号“∽”、“·”、“∨”、“＜”、“≡”等逻辑连接词，就没有充分地和准确地表现出“不”、“和”、“或者”、“如果……，那么……”、“当且仅当”等词的意义。他说:“在这些识别标志中，头两个标志最少引起误解;至于其余几个标志，它们不仅易于引起误解，而且肯定是错的。我们发现普通的连接词在其标准的或主要的用法中不符合于与之对应的真值函项常数应遵循的逻辑规则，或者，相反地，我们也发现真值函项常数不符合于普通的连接词在其标准的或主要的用法中遵循的逻辑规则，因此我们有权宣布这样的识别标志肯定是错的。”^[28]这些逻辑连接词只不过从“不”、“和”、“或者”等连接词的日常用法中选出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种蕴含关系没有被形式逻辑学家注意到，他们还往往曲解“如果”、“或者”这些连接词的意义。

斯特劳森认为，形式逻辑并没有对我们的概念框架的隐蔽结构进行剖析，而往往为了简化和便于演算，对这种结构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形式逻辑学家不能有效地处理那些随时间推移而转换的陈述或者那些与特定的时间地点紧密相连的陈述。在他看来，借助于日常语言的逻辑就能克服这些缺点，因为日常语言的逻辑首先要研究我们是在什么具体情况下使用某个语词或语句的。他承认日常语言的逻辑不像形式逻辑那样系统严密，可是它是一种能够充分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的有效手段。

与日常语言学派相似，海德格尔也反对现代语言理论和符号逻辑运动中把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海德格尔承认，逻辑学要成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它也应当朝着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现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语言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因为，当科学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自然逻辑也许是够用的。可是，当科学高度发展，变得日益复杂和抽象时，自然逻辑就不相适应了，而需要用一些精确的、单一含义的科学符号去取代那些模糊不清的、多义的日常语言，于是在科学语言中出现形式化、数学化的倾向。海德格尔不否认这种倾向的存在，并把这个发展方向称为“logistik”，即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对逻辑的新发展，认为它只不过是把数学应用于命题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是现代技术主义(technology)的一种表现，符号逻辑、语言分析、元语言学等都是现代技术主义的产物。他说:“元语言和人造卫星，元语言学和火箭技术是一回事。”^[29]正是这种技术统治的运动促使人们把语言看做一个纯粹的符号系统，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形式化实质上是计算的延伸。人们希望通过形式化、符号化而把一切多义性排除于符号之外，使符号严格地只具有一种含义。在一个形式系统中，人们强调的是首尾一贯性，完全排除内在矛盾。这种形式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电脑的产生和思想的程序化。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使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会导致语言失去其生命力而逐渐死亡。因为，语言的基础是逻各斯，而逻各斯是一种同时又隐藏着自身的启示，它本质上是神秘的。与词所表达的神秘性相对应，词本身具有多种含义，具有各种细微的差别。当把词凝固成一种只具有单一含义的、僵硬的东西时，语言就失去其丰富性和灵活性，就再也不能表达存在的神秘性，从而失去了生命。他说:“真正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其意义的多样性。把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词变形为一个僵硬的、只具有单一意义的、机械地构成的符号系统，就会使语言死亡，使此在凝固和荒芜。”^[30]

伽达默尔对人工语言也持贬低的态度，他从哲学释义学的语言观出发，认为人工语言不能算做语言。在他看来，人工语言，例如数学符号体系那样的人工语言，仅仅是一种被用做理解的手段或工具，而没有以语言共同体及其生活作为它的基础。相反，语言只有在交谈中，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才具有它的真正的存在。语言在这里不是作为纯粹用以交流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人们通过它来拥有“世界”的生活过程。他说:“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一切形式就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它们构成了语言。因为语言本质上是交谈的语言，它只有在交流过程中才能获得它的实在性，所以说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交流手段。”^[31]

利科对日常语言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并认为日常语言学派在日常语言的研究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第一，它证明日常语言不是也不可能是按照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们所构造的理想语言模式发挥作用的。语义值的多样性，语义值对语境的敏感性，日常语言中词汇的多义性，这些性质不是一些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重新表述加以消除的毛病，而是日常语言赖以发挥作用的一些永恒的和富有成效的条件。日常语言词汇的多义性是符号话语(symbolic discourse)的基本条件，从而是关于隐喻、象征、比喻等理论中最原始的层次。第二，日常语言是那样一些表达式的贮藏所，在人类经验，特别是在行动和情感的领域内，这些表达式具有最大的描述力量。对日常语言的词汇所作的细致分析，为一切现象学分析提供了一些语言上的指导原则，释义学也能从这种分析中获得很大效益。”^[32]

哈贝马斯详细地分析了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的区别，认为自然语言优越于形式语言。在他看来，自然语言是“最后的元语言”，是各种不同等级的形式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自然语言在下述三个方面区别于形式语言。首先，通过自然语言进行的交往是一种独特的元交往，它不是封闭的，它允许自然语言的使用规则随不同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化，而形式语言则是封闭的，它排除了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在自然语言中，有些语言表达式的内容是间接显示出来的，是反思的结果。而形式语言中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次，自然语言的意义依赖于语言环境，言谈主体只能在特定范围内明确把握话语的意义，这个范围就是那种预先给定而又无法摆脱的语境，而且前理解或先入之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语言则不受语境的影响，它是一种没有说话主体的独白，不用考虑说话主体所处的语境。它脱离了以自然语言表达的生活世界，根据独白式方式构建的形式语言系统，只有转换为自然语言，进入生活世界，才能被人们普遍理解。最后，自然语言具有创造性，自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使我们能够根据其一般规则，创造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新语句。自然语言的创造性使言谈者能使用自然语言去处理各种不同的语境，因此，自然语言是生活世界的语言。形式语言则以独白方式构造它的形式化体系。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及其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双方的观点中都含有合理成分，但也都含有片面性。笔者认为，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不能全盘肯定其中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应当承认它们在各自的活动领域内都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自然语言方便灵活，能够生动地、细腻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它不仅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而且易为人们学习和掌握。但是，自然语言的语词具有歧义性，往往因一词多义而引起误解。它的语法结构也比较松散，形式复杂多变，很不严密，不能适应科学中严格地、精确地表述某些规律、定理、定义的需要。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形式语言便应运而生。这是科学家们为了严密地进行科学研究，用一种人为的并得到同行认可的抽象符号系统或代码系统去描述和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语言，如数学语言、专业符号语言、符号逻辑语言等。形式语言克服了自然语言的素朴性，通过结构科学化和形式抽象化，而大大提高了语言的信息载量和表达的清晰程度和精确程度。但是形式语言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不能像自然语言那样生动地、细腻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比较难以被普通人学习和掌握。因此，形式语言的出现虽然满足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但它没有取代自然语言，也不可能取代自然语言。这两种形式的语言可以共处并存，相辅相成，共同地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需要服务。至于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说自然语言是形式语言由以建立的基础，自然语言属于第一层次的语言，形式语言属于第二层次的语言，两者不可偏废。相对来说，自然语言较之形式语言而言是首要的、根本的。

在哲学研究中，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也可以共处并存，相辅相成。自然语言虽然不够精确，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自然语言不适用于表述哲学命题。形式语言固然比较精确，但它并非是唯一可以用于表述哲学命题的语言，而且它也并非适用于表述一切哲学命题。在不同的场合下，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都能在哲学研究中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理想语言学派对自然语言的否定态度，日常语言学派对形式语言的否定态度，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赖尔、斯特劳森虽然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但他们对形式语言持比较客观的态度。他们承认形式语言对于评定数学和物理学中那些与语境关系不大的语句是有用的，但认为形式语言不能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他们主张用非形式逻辑或日常语言逻辑补充形式逻辑，这个论点是有道理的。

理想语言学派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自然语言的不严密和不精确，采用形式语言来表述哲学命题就能消除哲学混乱。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哲学家们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就能“医治”哲学中的混乱。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因为，哲学混乱之所以产生，有一部分诚然是由于语言混乱，如概念含混不清、推理不合逻辑等，但不能说一切哲学混乱都产生于语言混乱。哲学混乱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或认识论根源，语言混乱只是一个导致哲学混乱的次要的或偶然的原因。如果没有弄清楚哲学混乱由以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或认识论根源，并且加以排除，那么，无论是采用形式语言取代自然语言，或者是强调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哲学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