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和客观性

第四节　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和客观性

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和客观性是释义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之一。理解的历史性指历史性对理解的影响，这就是说，由于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和历史地位之中，接受了不同的传统和成见，因而理解者对理解对象的理解和解释必然受这些历史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指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理解者或解释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理解或解释的客观性或有效性发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历史解释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和客观性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

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时间间距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问题;二是传统或成见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问题。关于历史时间间距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这在古典释义学家和哲学释义学家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古典释义学家认为，历史时间间距造成了历史文本与解释者的分离，往往引起解释者对历史文本的误解，因此必须克服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消极影响。与此相反，哲学释义学家认为，历史时间间距并不是一个为了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它反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正是通过历史时间间距来实现的，因此，历史时间间距是理解的一种本体论的先决条件。

早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已注意到时间间距对理解历史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理解历史就是要通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去理解作者的真实原意。由于理解者或解释者与作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段历史时间的间距，在这段时间间距中，文本的词义和人们的知识结构都发生变化，解释者往往不能从历史文本直接呈现出来的东西中去理解作者的原意，而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考察文本产生时的时代背景，恢复文本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揭示作者的心理个性，达到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作者，这才是对历史文本的真正理解。施莱尔马赫还认为，释义学所关心的不是克服解释者对历史文本的偶然的“不理解”，而是要解决由于作者和解释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所必然引起的误解。解释者应把他自己置身于有关的历史时代的精神之中，并以这种精神的观念和思想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狄尔泰持与此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发生消极影响，应当加以克服。他推崇理性的力量，强调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认为可以依靠理性的力量，认真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消极影响，作出客观的、正确的历史理解。正如自然科学家可以凭借他的自然知识掌握自然一样，人文科学家也可以凭借他的历史知识掌握历史，可以通过重新体验前人的经验来理解历史。

与古典释义学家的观点相反，伽达默尔则强调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时间已经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它作出了分离因而有待沟通的鸿沟，而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那个过程的支撑墓础。因此，时间间距并不是某种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他说:“事实上，重要的问题是把时间间距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可能性。它并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深渊，而是一种充满着习俗与传统的连续性，靠着这种连续性，所有留传下来的东西都向我们呈现其自身。”^[30]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历史时间间距具有一种过滤作用。正如有些东西太近了反而不容易看清楚，一定要有一段距离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全貌一样。历史时间间距也能把那些不利于理解历史对象的成见、预设以及功利性看法过滤掉，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历史对象。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在时间间距消除了我们对于历史对象的现实的或功利的兴趣之后，我们对它只有历史的兴趣，这样才有可能排除研究者主观的卷入，导致对象的真正意义的显露，这当然不是说，时间间距把一切成见都过滤掉或排除掉，而是说，时间间距过滤掉的是一些不适当的成见，同时也保留或增加一些合理的成见。他说:“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间距并不是一个封闭之维，而是它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运动和扩展。随着时间间距所造成的这种过滤过程的否定方面出现的，还有它的肯定方面，这就是它的理解的价值。这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和有限性的成见逐渐消失，而且使那些导致真实理解的成见清楚地浮现出来。”^[31]

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在他看来，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它们最初的读者的偶然看法，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因为它部分地也是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因而是由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决定的。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也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文本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比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多得多。他说:“对文本或者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它事实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只是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及真正的意义从那遮蔽它的一切东西中透滤出来，而且新的理解也在那里源源不断地出现，揭示出意想不到的意义因素。”^[32]

伽达默尔承认，关于历史时间间距的上述观点的形成主要受到海德格尔的启发。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新的发展主要是由海德格尔激发的。因为，只有当海德格尔赋予理解以‘生存论的’这种本体论方向以后，只有当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存在方式作出时间性解释以后，时间间距的释义学的重要性才能被理解。”^[33]

我们接着考察传统或成见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人对传统的作用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当人们把传统和成见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启蒙运动思想家大多崇尚理性，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他们反对崇拜权威、盲从传统观念，认为成见是一种从崇拜权威、盲从传统中产生的虚妄错误的判断。古典释义学家继承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这一观点，也认为传统、成见是理性认识的障碍，是一种应当加以克服的消极因素。他们强调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本身有其固定不变的意义，理解时不应受传统、成见等外来因素的影响。释义学理论家也持与此类似的观点。

与此截然不同，哲学释义学家则十分强调传统、成见的积极作用，认为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也是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表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海德格尔首先为这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伽达默尔则对这种观点作了详尽、充分的论述。

海德格尔首先提出“前理解”(Vorverstandnis)或“前结构”(Vorstrukter)的观点。在他看来，前结构包括三个因素:其一，先行具有(Vorhabe)，即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其二，先行看见(Vorsicht)，即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其三，先行把握或先行设定(Vorgriff)，即预先有的假设。海德格尔在提出他的前结构理论时，是从他的“作为”(als)这个概念出发的。他认为世界作为一系列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要此在去筹划，把它“作为”什么。世界不是某种现成的、既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我们把它“作为”什么，它就可能是什么。他说:“这个‘作为’造就着被理解的东西的明确性结构。‘作为’组建着解释。”^[34]理解的“作为”结构是以我们把世界看做是将成的世界而不是现成的世界为基础的，这种结构体现了个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他把“作为”结构看做“理解的先天存在论机制”。^[35]

由此出发，海德格尔依次阐述了“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先行把握”这三个概念。在他看来，人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事实上，在具体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要理解和解释的东西早已是我们预先就具有的。这就是说，在一个人开始理解某一事物之前，这个人必定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物质环境、精神状态，等等之中，这些东西在他存在之前就已存在，并且注定为他所有，这就是“先行具有”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他还认为，先行具有是一个内涵稳定而外延模糊的存在视界，它包含许多可能性，究竟先解释哪种可能性，解释应从何处下手，这需要预先有一个概念系统，即一个特定的观点或视角，这就是“先行看见”。此外，还必须有“先行把握”或“先行设定”，因为当我们解释任何一个事物时，我们总是对它预先有一个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为“作为”某物。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和先行把握是任何理解和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理解的前结构。他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一种无前提的把握。”^[36]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前结构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先行具有的看法，并把它用于对传统或成见的分析。在他看来，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各有自己的家庭视界和社会视界，还有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并且先于我们而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我们生活于其中而且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理解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活动，而是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他说:“不应把理解设想为人的主观性活动，理解是将自己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37]传统对理解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受传统制约的不仅有解释者，而且包括文本本身，因为文本的内容在不同的传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与传统紧密相连，伽达默尔也强调成见是理解的一种积极因素。成见是在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传统用以制约人们的理解的一种历史性因素。每一个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都有许多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成见，有许多指导他在一定条件下如何行事的预想和观念。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就意味着我们总是怀着没有经过反思的观念去理解。既然没有成见，理解就不能发生，那就应该承认成见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他说:“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成见，它实实在在地构成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的直接性。成见就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38]

由此出发，伽达默尔批驳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古典释义学家对传统和成见的否定态度。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古典释义学家崇尚理性的力量，试图借助于一套方法论规则来排除成见，以求取得客观的知识。伽达默尔则认为，这些人没有认识到理性本身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甚至对科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应用也受到传统和成见的支配。传统和成见影响了科学家们选择研究课题、研究程序以及研究方法等。人文科学尤其不能摆脱传统和成见的影响，因为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传统和成见都不是应当加以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如果否定由成见构成的社会文化传统，那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理解活动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呼吁恢复“成见”这个积极概念的合法地位，他说:“成见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经验的历史性使成见在其字面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方向。成见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们是我们据以经验某事即我们遇到的东西据以对我们说什么的条件。”^[39]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要抛弃成见，而是要把合理的成见与错误的成见区别开，成见在理解过程中也是不断受到检验、调整和修正的。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于前理解、传统和成见的观点，受到释义学理论家和批判释义学家的批驳。贝蒂着重批评海德格尔关于前理解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有些模糊不清。如果把前理解说成是解释者应当对有关领域具有专门知识，那么这种说法是能成立的。但是，如果由此否定解释中获得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认为无法在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划清界限，那就错了。赫希着重批驳伽达默尔关于成见的观点，不同意把成见看做人的历史存在方式，看做理解的先决条件。他也反对像伽达默尔那样认为，理解过程中由于受到成见的参与和影响，不可能重新完整地恢复解释对象的意义或作者的原初意图，因此出现解释对象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与贝蒂一样，他也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认为文本具有其固定不变的意义，不受传统或成见的影响。哈贝马斯则着重批驳伽达默尔对传统的片面肯定态度，他认为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权威的对立是实际存在着的，它不能为释义学的手段所取消或取代。他指责伽达默尔笼统地肯定传统的作用，使理性屈从于传统和权威，过高估计了传统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最后，我们考察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问题，即理解者或解释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理解或解释的影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解释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是对于解释的客观性的要求，即解释者在重新构造表达式中包含的意义时，必须尽可能忠实地符合它们的意义内容。另一方面是由于解释者被要求从他自身内部去重新构造文本的意义，因此在解释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掺入主观因素。不同的释义学家各自强调其中某一方面的要求，因而造成意见分歧。

在否定解释，特别是历史解释具有客观性的一方，我们可以举德国圣经史学家、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的观点为代表，他明确表示:“在历史知识中决不可能获得客观性。”^[40]在他看来，没有历史主体理解历史现象，历史现象就不存在，因为只有当历史事件对历史主体具有意义时，历史事件才能变成历史现象。历史主体参与到历史之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对它进行研究，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有意义的，每个解释者可以选择一种能使他获得他感兴趣的信念的角度。你对历史现象抱什么样的兴趣，你就会从什么角度去研究它。既然采取何种角度要由解释者自己选择，因此指责这种研究是“主观的”，那就没有意义了。要解释者抹去他的主观性，那也是荒谬的。与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在历史研究中也必须高度发挥研究者的个性，主体自身的鲜明个性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因此，甚至可以说最“主观”的解释也就是最“客观”的解释。

在肯定解释，特别是历史解释的客观性的一方，我们可以举贝蒂为代表。他批驳了布尔特曼的上述观点，认为布尔特曼的主观主义学说所依据的论据是值得怀疑的。他说:“我们发现这些论据或者是不得要领的，或者是对意义作了一些不易觉察的转换。”^[41]他承认对于每一个历史现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学家也可以选择各自的研究角度，但他认为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的历史性中得出断然否定历史解释的客观性的结论。他强调对象化于有意义的形式之中的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对这些体现了精神的有意义的形式的解释必须符合于体现于这些形式之中的精神，这样才能算是客观的、正确的解释。他承认在解释过程中达不到绝对的、完全的客观性，但他坚信相对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在贝蒂看来，布尔特曼在论证过程中作了两种不易觉察的意义转换，一是把历史知识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必要的兴趣的及历史学家由以参与历史)同知识对象本身混为一谈，二是把历史现象的意义问题同历史现象在当前的影响或关联问题混淆起来，而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头一种意义转换，贝蒂认为这表现在布尔特曼的下述论断中。布尔特曼首先提出，就绝对的、最终的知识这种意义而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贝蒂同意他的这一论点，因为释义学的任务是不可能最终地、绝对地完成的。可是，布尔特曼接着又提出，就认识历史现象的本来面目这种意义而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也是无法达到的。对于后面这个论点，贝蒂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它走得太远了，以致否认历史现象本身的存在。这就是说，贝蒂一方面承认解释的任务永远无法绝对地、最终地完成，它在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理解的现实性，要求通过生活把文本中包含的意义不断地重新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对象化了的意义内容始终是他人的创造力的对象化，解释者应在一定指导原则的帮助下力求理解这种意义内容，而不要对它作主观随意的解释。他说:“从释义学的任务决不可能最终完成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在文本、纪念碑和断片残简中包含的意义不断通过生活而获得新的生命，并且在这个再生过程中不断变化;但这一点并不排斥下述事实，即对象化了的意义内容始终是他人的创造力的对象化，解释者不应随心所欲而应在可控制的指导原则的协助下努力理解这种对象化。”^[42]

关于后一种意义转换，贝蒂认为这表现在布尔特曼的下述论断中。布尔特曼说，历史现象只有在它与未来的关系中才显现出它的真面目，在孤立状态下是无法认识其真面目的。又说，历史事件的意义存在于它与现在的关系之中，而现在是对未来负责的;历史学家只有在对未来怀有责任感的情况下才能理解历史。贝蒂认为，布尔特曼的这种看法产生于他没有把历史现象的意义(一方面)同历史现象对现在的影响以及以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区别开来。贝蒂不同意作这样的混淆，认为“只要从现象发生之日算起足够的时光已经过去，历史学家就能以完整的形式发现历史现象的意义。相反，如果断言‘只有在历史终结之时才能看出’现象的真正本质，那就成了把历史解释的观点和末世论关于意义推论的观点(the standpoint of an eschatological meaning-inference)混为一谈的牺牲品。”^[43]在贝蒂看来，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犹如对话，如果把历史现象的意义归结为历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话的另一方——对象化于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就完全消失了。他说:这样一来，“那种应当发生在历史学家和那对象化于他的史料中的精神之间的对话便完全无法进行，而变成了单纯的独白，因为其中一方已经完全消失，这一方应当由作为他人的固定不变的精神的文本来代表。没有他人的精神，任何解释程序都是不可想象的。”^[44]

总之，在贝蒂看来，一方面，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不可能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应当是能动的创造者。解释者应当借助于他自己的敏锐的直觉以及他自己的洞见和思想范畴的力量，在他自身之中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解释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得太远，以致把历史解释的释义学过程与由情境(context)决定的意义推论(例如末世论的意义推论)等同起来，从而把解释的可能性条件与解释过程的对象混为一谈。因为，这样一来，就从历史研究中把对象的释义学自主原则完全否定了。

赫希持与贝蒂相类似的观点，他强调在判断一种解释是否正确时，需要依据于一种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在于对文本的解释要符合文本作者的原初意思，即作者想在文本中表达的思想。文本作者的意思就是文本的意义，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如果符合作者的意思，那么这种解释便是正确的。他强调文本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认为意义的不变性是解释的客观性或正确性的依据。

在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所起的作用上，笔者认为古典释义学家和哲学释义学家的观点都各有其合理因素，也各有其片面性。古典释义学家正确地认识到历史时间间距对历史理解所起的消极作用，即它造成了历史文本和解释者的分离，往往引起解释者对历史文本的误解。伽达默尔正确地认识到历史时间间距能够起一种过滤作用，即把某些不利于正确理解的错误的成见或功利性的看法排除掉。笔者认为，历史时间间距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是同时并存的，正确的态度不在于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而在于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和努力克服其消极的作用。古典释义学家和哲学释义学家都未能对历史时间间距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作出全面的评价，而各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因此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至于历史时间间距是否影响或者改变历史文本的本来意义，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古典释义学家的观点，而不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要弄清文本的原意是十分困难的，但不能由此否认文本有其固有的原义。历史文本本身有它的客观的、确定的、固有的意义，这种意义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后人可能对前人的作品(诗歌、寓言、图画、雕塑等)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不一定都符合作品的本义或者作者的原意，而是对前人的作品所作的理解、解释、引申或者评论。笔者主张把文本的本义或作者的原意(一方面)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解释、引申或评论(另一方面)区别开，用赫希的术语来说，即把文本的“意义”和“意蕴”区别开，不要把后人对文本的解释看做文本的本义或作者的原意。因为，如果把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所作的不同解释，都看做这一文本的真正意义，那么这一文本就不可能有统一的、众所公认的意义，也不可能说究竟其中哪一种解释是客观的、正确的、符合作者本人原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理解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客观性或正确性了。

在前理解、传统和成见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传统和成见的否定态度，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当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斗争的需要。为了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他们强调理性的作用，提倡科学研究，反对盲从权威，因循守旧。他们当时对传统和成见采取否定态度，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历史意义，不过他们没有对传统、成见本身进行细致的分析，没有把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仔细区别开。伽达默尔在批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这种否定态度时，正确地指出理性本身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甚至对科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应用与受到传统和成见的影响，但他没有正确评价这种否定态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

伽达默尔对传统和成见的看法有它的合理因素，也有它的片面性。它的合理因素表现在他正确地指出任何一个理解者都必定要在一定的传统中进行理解，传统对理解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成见是传统用以制约人们的理解的一种历史性因素，成见并不都是不合理的或错误的。它的片面性表现在伽达默尔过分夸大传统和成见的作用，以致得出理解完全不是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同一文本在不同的传统中、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而没有它自身固有的意义等结论。事实上，尽管传统和成见对人的理解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但人们也具有鉴别或改变传统、成见的能力，而且文本的固有意义也不会因受传统和成见的影响而完全丧失。伽达默尔虽然承认合理的成见和错误的成见的区别，但他没有强调必须破除一切错误的成见，而总是强调成见的积极方面，仿佛一切成见都能对理解起有益的作用。关于他的这些片面观点，贝蒂、赫希和哈贝马斯等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最后，对于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笔者认为释义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如果一种解释根本不具有客观性或有效性，那它就不可能有多大的理论价值。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倾向于赞同贝蒂、赫希等人的观点，而不赞同布尔特曼等人否定历史解释具有客观性的观点。不能像布尔特曼那样认为，没有历史主体解释历史现象，历史现象就不存在。事实上，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例如滑铁卢战役、十月革命等)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任何个人是否知道这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为转移。人们在研究任何一种现象时，各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此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有个人的主观见解，但不能由此就得出断然否定历史解释的客观性或有效性的结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现象时，应主要以历史文献、历史文物等客观事实为依据，尽量排除个人成见，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论。一般说来，在研究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以至自然现象时，都应采取这种重视客观依据、排除个人成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承认解释过程中的个人因素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因此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客观性。但是，只要认真坚持上述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避免主观片面性，就能达到不同程度的、相对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