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域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节　符号域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纵观国内外的学术现状，文化研究大多维持传统，把重点放在文化的精神层面上，且是进行相对静止的考察。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单元角度，以一种静态的线性的方式来描述人类文化现象，至今仍是人类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未得克服的倾向。”(刘敏中，2000:1)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完成的《世界文化报告》中指出:“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做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9)

我们觉得，历来的文化研究所以重在具体文化门类而非文化整体，所以着眼于文化的精神涵义而非文化的形态和表达方面，是有着深刻的方法论的渊源的。正如伊·普里戈金⁽⁴⁾所指出的，“经典的科学观常称‘伽利略’(Galilei)科学观”(伊·普里戈金，1986:5)，伽利略把自然看做是简单有序的系统，它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必然的，因为它具有根本性的数学特征。“自然的真理存在于数学的事实之中;自然中真实的可理解的是那些可测量并且是定量的东西。”(毛·伯特，1994:90)伽利略还复活了古希腊的原子论思想，设想物体可以分解为无限小的不可分的原子，他的观点为近代科学中自然的异离、对象化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原则开辟了道路，但这种机械论的思想“试图把物质世界描述成一个我们不属其中的分析对象”。(伊·普里戈金，1986:5)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证明:原子内部具有丰富的结构，它是由核子(质子、中子)和核外电子组成，核子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对基本粒子的探索仍在不断的进行之中。在微观尺度上这些粒子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受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规律所支配，表现出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迥然不同的行为，如位置和动量、时间与能量的测不准关系(一说不确定关系)、粒子的产生与湮灭等等，揭示出原子世界深刻的复杂性。过去的文化研究，无疑受到伽利略经典科学观的影响。而洛特曼所创建的以符号域为核心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则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他是以普通符号学(以索绪尔和皮尔斯为代表)的基本概念为基础，探讨一种与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符号，是从广义的符号角度来研究符号的意义和功能。

符号域理论的诞生正是由于方法的革新才实现的，方法论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黑格尔就把方法比喻成犁，指出它比结论更重要:“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转引自童庆炳，2001:3)此处所谓的手段即我们今日所说的方法。

“人的认识是分层次的。人们认识的方法自然也就分级位。一般地说，方法分为高层、中层、底层三个级位。”(童庆炳，2001:5)哲学通常被视为方法中的最高级位，因为它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都具有普适性。符号域这一科学范畴的诞生，就同20世纪哲学方法论的日新月异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统治西方几百年的简单还原论的叛离和突破。我们在第二章中考察的重点，就是科学方法论，包括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符号域理论的启示。中层和底层级位是指跨学科和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在文化符号学中，洛特曼立足于第二性模式化理论，对符号域、文本、文化语言做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详尽考察，对此我们将在第三、四、五章中分别做出自己的阐释。

上述这三个级位的方法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各自的层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如我们在前面所讲述的，以往的文化研究偏重静态的考察。而洛特曼的方法论原则，是从文化的表达形式和手段——文化语言入手，对文化进行形而下和形而上相结合的研究，对文化的变迁做出了全面、动态的观照。所谓形而下，指的是对具体文化现象——文化文本的把握;形而上，指的是这些现象背后蕴涵的深层民族思想意识结构，这是该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人格理想、行为规范等的理性化凝聚。为此就要考察文化符号体系中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符号指称和解释规则、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及符号体系的运作机制等等。这是以动态、整体性思维来看待文化的变化。我们认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具有三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文化的认知功能;浑成型符号(континуальныйзнак)和离散型符号(дискретныйзнак)的互动形成文化语言的多相性(неоднородность，гетерогенность);文化本身是内容和形式的二元互动。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文化符号学侧重的正是现实文本的符号功能，是一门观察不同层级符号系统相互作用的学科，是观察符号空间内部不均衡性、不对称性的学科，是观察文化和符号多相性的学科。

在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中，符号域处于关注的中心地位。这是从文化描写的科学元系统视角出发，而不是从文化本身的视角出发⁽⁵⁾。这是一种从微观——对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的观察入手，进而对文化作宏观描述——对文化范畴进行最高抽象的方法，而微观的观察都在某点反过来影响这一宏观的描述。洛特曼十分强调文化的动态性、开放性，可以说，他实践了“我们必须把认识与生命的特征联系起来”，(伊·普里戈金，1986:5)因为“活的有机体是远离平衡的对象，它是以其不稳定性与平衡世界相区别的”(同上)。如此一来，洛特曼就发现了一些别的视角所发现不了的东西。

【注释】

(1)所谓恒量，可以说是瞄准普遍性的各门科学的运作核心。借用皮埃尔·洛雷特的表达:“不变因素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如间断性不变量、关系形式中的不变因素、结构性不变因素、功能性不变因素等等。”(马克·昂热诺、让·贝西埃、杜沃·佛克马、伊娃·库什纳，2000: 58)

(2)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刚美和柔美交相错杂，这是天的文采;文章灿明止于礼义，这是人类的文采。观察天的文采，可以知道四季变更及其规律;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以促成天下昌明。(参见黄寿祺、张善文，1989:189)

(3)21个文明单位分别是:西方、拜占庭东正教、伊朗、阿拉伯、印度、中国、希腊、叙利亚、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米诺斯(指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存在于爱琴海克里特岛上的文化)、苏美尔、赫梯(一译喜太，公元前17世纪至前8世纪存在于小亚细亚中部的古国)、巴比伦、埃及、安第斯(通称秘鲁文明或印加文明)、墨西哥、于加丹(通译尤卡坦，指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至危地马拉一带的中美洲文明)、玛雅(实际上是“于加丹”最繁荣时期的文化)、俄罗斯东正教、朝鲜与日本。5个停滞的文明是: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斯巴达、奥斯曼(指奥斯曼土耳其人1290年始建，1922年灭亡的封建军事帝国的文化)、游牧(包括全世界的游牧文化)。3个流产的文明是:远东基督教(指流传于东罗马的聂斯托利亚派)、远西基督教(指公元10世纪以前克尔特人在爱尔兰等地创造的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指基督教传入前日耳曼人北支在北欧赫斯堪的纳维亚一带创造的文化)。(吴克礼，2000:23～24)

(4)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ИльяПригожин，在我国也被译为普里高津)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国际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兼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主任。原籍俄罗斯，1917年1月25日生于莫斯科，1929年定居比利时，1949年取得比利时国籍，2003年5月28日去世。他于1969年正式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荣获了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5)在和Вяч.Вс.伊万诺夫、А.М.皮亚季戈尔斯基、В.Н.托波罗夫、Б.В.乌斯宾斯基合写的《文化的符号研究提要》(Лотман，2000: 504～525)一文中，洛特曼开宗明义，提出应当区分两个看待文化的视角: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视角和从文化描写的科学元系统出发的视角。从第一种立场观察，文化呈现为被划分的区域，和位于其外的人类历史、经验、或活动等现象相对立。因此，文化的概念与其对立的“非文化”紧密相连，形成封闭系统中的对立关系。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古代中原文化眼中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这种称呼本身折射出一种对立，形成华夏和蛮夷的区别，这意味着内和外、文化、文明与野蛮、蒙昧的区别。华夏所以成为华夏，是因为拥有文化，蛮夷所以称为蛮夷，是因为处于“化”外，是化外之民，即认为这些地方的文化成员不是正常人类，所以将他们定义为“野蛮人”，可见当时中国表现出大国对外来文化的蔑视，折射出我国古代的民族中心主义。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是以第二种视角来看待文化的，这是一种外位的视点。这样，文化和非文化是互为制约、互为需要的区域，形成二分结构，即有序结构对无序结构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