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域概念的缘起

第一节　符号域概念的缘起

“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一词是洛特曼1984年在《符号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在其专著《思维的世界》中他对符号域的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这一独创性的科学范畴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洛特曼认为，文化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自我组成，脱离这个时空，文化便不复存在。这个组成既是符号域的自我实现，同时也是借助于符号域的存在。

首先，我们看一看符号域的具体定义。洛特曼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并不是单独的语言，而是属于这一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应当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这一空间我们定义为符号域。”(Лотман，1999:165)。由此可见，文化不是空洞抽象的，总是附着在各类文化语言(此处的语言不仅指自然语)上，这些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工具，是它的载体。在整个符号空间中，代码⁽¹⁾(code，код)也在不断地更新。文化的每一个门类如哲学、文学、法律、绘画、音乐、自然科学(又往下分为各个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都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都有各自的表达语言。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1874～1945)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假若我们认为语言是这样一种奇迹，那么，我们必经承认在所有其他心智活动的形式中也出现着同样的奇迹。因为，不仅存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构成的语言，而且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每一种都具有其自身的语法。”(卡西尔，1988:26)比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同名的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但所用的表达语言却大相径庭，因为各自的语言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构成的。芭蕾舞是形体语言和音乐语言的结合，其形体语言更是由一整套相对程式化的芭蕾语汇所组成，可以说有它自己独特的语法。而电影则是连续渐进的胶片+言语+剧本+音乐组合而成。文化各个门类之间的表达语言，彼此相互犬牙交错，各自的性质、功能、相互的关系(从完全可以互译到完全不能互译——翻译机制是符号域运作的机制之一，由于各个语言之间的符号性是不对等的，即没有意义相互一致的对应体。按照雅柯布森的交际图组建的“发信人——通道——收信人”这种关系⁽²⁾，必须放入符号域内观察才有意义)等各方面都不相同，但互相之间又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反映和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如果说各种文化语言构成符号域的框架的话，那么文化文本更是洛特曼关注的焦点，因为文本背后的信息变化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样，我们区分出符号域构成的两个层面:文化语言和文化文本。如果说文化语言构成的层级形成符号域的结构，那么文化文本构成的层级可谓符号域的实体内容。洛特曼反复强调:文化简括地说就是符号系统的总和、所有文本的总和和文化信息的总和(совокупностьзнаковыхсистем，совокупностьвсехтекстов，совокупностькультурныхинформаций)。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概念的渊源。符号域概念的缘起来自维尔纳茨基⁽³⁾(В.И.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的生物圈(биосфера)概念。从词源学考察，二者构成一致:биосфер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сфера，семиосфера=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сфера。

生物圈是生物的有机综合统一体，是生物延续的条件。同样，洛特曼认为，任何存在都有具体的时空，文化也不例外，形成、发展、运作于一定的时空。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多个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它又是多维度的，既有空间的维度，还有时间的维度。它不仅是整体，而且是所有的符号体系运作的环境，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文化空间，是民族历史、观念、习俗的聚合体，它作为综合性符号系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仅反映出该民族的集体经验，而且从中可以透视出该民族的社会价值模式。这个文化空间是具体的，充满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事实，这些文化事物被洛特曼通称为文化文本，由文化符号构筑而成。

洛特曼之所以引申出符号域的概念，是看重它和生物圈的共同特质，即这不仅是一个包含各独立子系统在内的统一的母系统，更是诸多子系统存在及发挥功能的前提和条件。符号域既是文化创造的成果，也是文化存在的条件。

洛特曼运用了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和拓扑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创立了符号域的概念，并且从时空两个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区分出文化动态变化中的恒量和变量。

当然，在论述符号域理论受到新兴科学方式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启迪时，我们要注意的是，洛特曼首先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因此他必然受到结构主义的很大影响，这一思潮在上世纪50年代，“被普遍看做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基本方法”。(布洛克曼，2003:1)皮亚杰也指出:结构主义是方法论;它没有排他性;它倾向把一切科学研究整合进来，在互反性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做研究。(参见皮亚杰，1996:97～98)“总而言之，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同上:2)也就是说，结构是自给自足的整体，结构内部一成分的改变必将引起其他成分的改变，结构的自调性就是依靠本身自行调整，并不借助外在的因素。可以说，洛特曼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就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首先是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洛特曼对西方的结构主义者又有超越，“在世界符号学美学的背景中，他力图同西方的纯结构主义相对立，克服结构主义流派的严重缺点，使结构主义同其他正确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凌继尧，1990: 267)因此在洛特曼的眼中，文本、文化都是开放的系统，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符号域不断和外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即信息的交流;而结构主义“所讨论的系统是自足的、完整的，从而是封闭的”。(赵毅衡编选，2004:50)这种系统不仅在时间上把过去和未来隔开，而且在空间上也把听众和一切处于它之外的东西隔开。

在给《思维的世界》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伊万诺夫(Вя.Вс.Иванов)谈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普里戈金教授的著作给了洛特曼这本书以最大的影响。(参见Лотман，1999: X)伊万诺夫认为，对洛特曼在该书中提出的问题，当时关注最多的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而不是人文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符号学界便努力尝试用信息理论来揭示文化现象，从那时起，洛特曼以其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为日后借鉴普里戈金的理论做好了铺垫。因此我们说，处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符号域理论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启迪，洛特曼以人文学者所罕见的广博知识和开阔眼光，把不同的学科合理有度地结合起来，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显得卓尔不群地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