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符号性

第一节　文化的符号性

那么，文化果然是符号组成的吗?首先让我们把文化放到符号学的棱镜下去考察一下吧。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中叶，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有两位:一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另一个是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大西洋两岸分别从语言学和逻辑学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提出符号学的概念。索绪尔注重符号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功能，而皮尔斯则注重符号的逻辑功能。

符号的传统意义是用一物意指另一个物体来完成传意任务，这是人类文明的特点，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是符号式传达的文明。在文化事实中看出符号本质，并非自洛特曼始。恩斯特·卡西尔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符号形式哲学和人类文化哲学体系。他从哲学的高度对符号进行了阐释:

［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像、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人在理论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同样也表现在实践领域中。(卡西尔，2004:35～36)

卡西尔如此绘出了人、文化、符号三者之间的关系图，由此他认为，与其说人是某种具有理性的动物，倒不如说人是符号动物，亦即惟一能够创造和利用符号创造自己历史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指思维赋予外界对象以形式)和符号化的行为(人的活动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刺激，而是主动的摄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因为人类生活在自己用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等等编织成的符号之网中。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具有作为符号，或成为符号的潜能。离开了人类的生存实践，符号现象的发生与存在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卡西尔论证了人是符号动物，而洛特曼则把符号同人的认知、对世界的理解与模式化联系起来。因为既然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人类这一切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无不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反映的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模式化;借助于符号，人类重塑了心灵，实现了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换。因此，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工具、货币、修建的建筑、设置的组织机构、流行的时尚等等，莫不是社会进程的符号化表现，是有意义的、可以分析的文化中的各种语言。比如，情感的固定化表达就是一种行为语言，其生理基础是符号的仪式化，“产生了必须教授快乐和悲伤行为，要学会区分和理解它们(如民间关于傻瓜在宴会上哭、在葬礼上笑的情节:这里傻瓜就是一个没有掌握行为一般语言的人)”。(Лотман，2000:653～654)一般说来，人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将外部世界转换成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世界，然后才通过符号世界之网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的。

所以，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怀特(L.A.White)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怀特，1988:31～32)他认为，人所创造的象征符号是解开一切文化秘密的魔术钥匙。从该意义上说，符号学成为研究文化的突破口。

洛特曼把文化作为符号系统与人类的思想联系起来，由符号观进而提出意义问题，即人的思维和人的思想。符号之所以成为意义的浓缩形式，是由多种意义确定的联想，一个简单的符号可能只表达一个简单的意思，而一个复杂的符号则可能承载着非常复杂的信息，因而有限的符号同它们表达的意义形成无限组合，构成了有层级的符号系统，同一符号在各个层级上通过不同方式显现出来。而在系统的各个层级上同一表达又有不同的内容。符号系统的有机性使得该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于该系统中每个符号所包含的信息的总和。文化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有层级的符号系统，是非遗传性信息的总和，是集体的共同记忆。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它记录了一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和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我们以行为符号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文化的符号性质。洛特曼在和乌斯宾斯基合写的《文化的符号机制》(Лотман，2000: 485～503)一文中，指出，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在社会剧变期)一般伴随着行为符号化的急剧上升(这一点甚至从名字和名称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同时和旧礼节仪式的斗争带有非常仪式化的性质。他举了彼得大帝改革的例子，“这个斗争实质上表达的是建立新的符号(比如，剃掉胡子和以前留须一样必要，身着洋装和以前穿俄式服装一样必然等等)”，利哈乔夫院士同样指出:“对过渡的意识使他(指彼得大帝——笔者注)更改了符号体系:穿欧洲人的衣服，‘刮’大胡子，穿新制服，按照欧洲的调子改革全部国家和军事术语，承认欧洲的意识。”(利哈乔夫，2003:264)因此可以说，彼得大帝毫不犹豫地更换了古代罗斯的一切符号体系。在那一时候，“剃须”、“身着洋装”等等行为成为能指，而所指就是“按照欧洲的调子改革国家”，这些行为本身具有符号学上的任意性⁽¹⁾特点，同时，又具有规定性特点。

所以我们说，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符号化的活动，都是以符号为文化内涵的载体。上万元的一顿豪宴和街头几元的小吃，相同的是都能填饱人的肚皮，而几乎没有人仅仅由于饥饿去吃顿豪宴，此时它已经进入文化，和高档的餐厅、富裕的派头、时尚的生活方式等连在一起，演变为一种象征富贵或表示阔绰的符号，它包含了“能指”(一顿饭)和“所指”(富贵)两个部分，能指是表达面，或曰符号的形式，所指是内容面，或曰符号的意义，借用索绪尔二元关系的符号理论，就可以比较方便地解释一切符号现象，进而再分清楚何为文化符号。罗兰·巴特举过一个说明意指作用(即涵义)的例子，他在一家理发店里看到一期《巴黎竞赛》的杂志，“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在行军礼，他双目向上，可能凝视着飘扬的三色旗”。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它对他“指示的东西: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全体国民，不受种族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他真正的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的热忱，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诋毁所谓殖民主义的人”，这就是这个画面的全部意指作用。(皮埃尔·吉罗，1988:［译序］10)巴特研究还发现，像广告、时装等现象，都是符号现象。如时装，在以下三个层次上可视为具有符号的本质:服装语言的符号形成层次;联想限制(禁忌)层次;泛指陈述层次。(参见俞建章、叶舒宪，1988:20)各个民族的习俗中更是充满了富含本族特点的行为符号，红红的福字倒贴，预示着来年喜气盈门;中国画中的荷花，象征着一个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当我们看到荷花的图案，会联想到荷花和人的高洁，因为中国人在对荷花的认知中，就包含了这双重意义，或者说它的能指就是荷花的物体，所指是人们赋予它的“君子”的意义，它化身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象征符号，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首先是符号，它承载和传递的是信息，符号是信息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说，符号的内容附着于形式上，符号的所指附着于符号的能指上，信息附着于载体上。能成为文化符号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文字典籍:如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2.规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社会组织各方面规定，如各种仪式:祭祀、祈雨等;3.器用:长城、金字塔、瓷器等。它们全都含有一定的历史含义、文化价值，具有内容和表达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如同“毛”和“皮”，是相互依附，水乳交融的，用古人的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这些文化符号也被洛特曼通称为文化文本。普通的吃饭用瓷碗，如果不承载任何文化信息的话，就不是文化符号。而如果是乾隆皇帝用的瓷碗，则另当别论，它传递给我们很多关于古代和皇家的信息，基于此种缘由，在文物符号系统中，它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即文化文本，具有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洛特曼把文化看做文本的总和，或者说文化是建构文本总和的机制、文本是文化的实现。由以上分析可见，所谓文化文本既可以指文字作品，又可以是物质实体，还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