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义的层级性

第二节　文化意义的层级性

文化文本所蕴涵的意义即文化信息，一向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核心内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并不例外。但他研究文化意义，立足于意义与形式的统一，也就是要联系到文化语言、文化文本、文化符号域。从这一原则出发来考察一切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区分出几个主要层次:1.单个的文化文本(具体文化事物)的具体意义;2.第二模式化系统中形成的综合文化观念，如文学、哲学等学科内部的抽象概念、范畴、观念理论，它不与具体文化事物直接联系。如“善”、“美”、“正义”、“上帝”等等俯首皆是;3.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些层级交织在一起，共同组合成符号域的信息网络。

民族的核心思想作为深层的民族文化蕴涵，在符号域内得到多方面、多形式、多渠道的体现，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宇宙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中国哲学家认为肯定天人合一才达到人的自觉，这可谓高一级的自觉。把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是人的初步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的关系，才是高度的自觉。”(张岱年，1988:15)

天人关系问题，是人在宇宙间的位置问题，人在宇宙间的位置问题，是人生意义的问题。中国哲学家把宇宙视为开放的、交融互摄的、旁通统贯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世界的组成部分视为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古代哲学以“统体”、“一体”，或者以“道”、“一”、“太极”、“大全”、“太和”等表明这个整体。以《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的辩证方法论模型，是“一物两体”、“一体两面”、“一心两门”、“整体——对待——流行”的模型，或者说是“二元对待归于机体一元”，进而发展“两面互动”的模型。例如:以易、道、天、太极、太虚为“一体”，以阴阳、乾坤、形神、心物、理气、翕辟、动静等为“两面”。(张岱年、方克立，2004: 257)

这两面的力量相反相成，各种要素互为关联，构成井然有序的有机体，世界是自我运转，不是上帝控制的。人体小宇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天地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国人整体、有机的宇宙观把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赖共生: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天人合一”彰显的是人在天地之间的突出地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传》提出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又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系辞上》)的原则。“儒家的人文理想，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且归于天人同德。《诗·大雅》:‘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吕氏春秋·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张岱年、方克立，2004:254)我们认为，这一类文本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就属于以上第三层次的内容，是符号域内价值等级最高一层的内容。因为天地宇宙本身就具有价值，所以宇宙是值得生存的宇宙，而我们实现人生的价值，不必再另追求外在于人间的天国或者彼岸世界。因而，中国人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是中庸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是求其所能获得，而不是求其所欲获得。人的价值在于参天地、赞化育，以维护天人之际的既定和谐。这样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使中国文化专注于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发掘，即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基本精神，使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伦理文化。而由家族伦理关系⁽³⁾所决定的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的思维模式偏重于对天人关系和“身——家——国——天下”的整体联系的把握，以维护整体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所以人们不太重视对事物的具体分析，偏重直觉、内省、顿悟的思维方式。

因此可以说，“天人合一”不仅深深影响到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甚至也影响到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和西方文化价值系统之间一个巨大的不同。它成为许多文本的深层结构，深深影响着符号个体的行为和其他层面的文本。我们不厌其烦地引述天人合一这一文化意义，是要强调这类思想不仅复杂深刻、多解多变，而且是普遍贯穿于无数文化中的深层底蕴。这一事实从信息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民族文化符号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