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域在文化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第三节　符号域在文化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符号域对文化文本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它决定着文本意义的形成、理解、发展和创新。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意义的动态变化，包含着文本的外部联系的推动。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论述“陌生化”理论时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借用它来说明符号域对文化文本意义的作用:

早在一八三零年，《文学报》上登载过普希金这样一个观点“上流社会有着自己的思想方式和偏见，而这些是不为其他阶级所理解的。您怎么可能向一个阿留申人解释清两个法国军官的决斗呢?在他看来，他们的敏感是不可思议的，而他几乎是对的”。普希金的这一观点在《上尉的女儿》里得到了运用。在第三章，格利涅夫从上尉夫人米罗诺娃的讲述中，得知了什瓦布林从近卫军调到边防要塞的原因，这段讲述的措辞如下:

“阿列克赛·伊万内奇·什瓦布林因为杀人调到我们这儿来，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天晓得，他怎么犯了这样的罪。你知道吗，他和一个中尉跑到城外，两个人都带着剑，就这样我对你、你对我地砍了起来。阿列克赛·伊万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而且还有两个证人在场呢。”

往后，在第四章，当什瓦布林邀格利涅夫去决斗时，后者去请边防中尉为自己当副手，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您是说，”他对我说:“您要刺杀阿列克赛·伊万内奇，并且要我作这事的证人。是这样吗，不敢动问?”

“正是这样。”

“天啊，彼得·安德烈伊奇!您怎么想起干这种勾当来了!您跟阿列克赛·伊万内奇闹翻了吗?那有什么了不起!骂了一顿也就算了。他骂了您几句，您就骂他几句。他打您脸，您就揍他耳光，两下、三下，——打完事就各走各的啦。让我们给你们讲和吧。”

谈话的结果是格利涅夫遭到严厉的拒绝:

“您请便好了，如果一定要我参与这件事，那我只有尽我职务的本分，到伊万·库兹米奇那里报告，说在要塞里有人企图进行违反公家利益的恶行。”

在第五章里，我们通过萨威里奇的话，看到对击剑决斗新颖的反常化程序:

“全部的过错不在我，而在那个该死的麦歇。都是他教会了你用铁叉子刺来刺去，又用脚跺来跺去，好像这样刺来刺去和跺来跺去就能防备坏人似的。”(方珊等译，1989:133～134)

“决斗”的习尚由西欧传入俄国，可以视为整体俄国文化的文本中一个次文本，当然这不是典籍著述，而是属于风尚习俗的一种行为文本，它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模式系统，即一整套程序，但它只有处于上流贵族社会这一子符号域中才具有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决斗在平民百姓眼中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维护自身名誉”的本来意义已被消解，它背后深藏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也已经丧失。平民社会不能解读决斗，因此，在平民社会这一次符号域中，决斗的涵义，不论表层或深层含义都不被接受，它已经不能被视为文化文本了，正是文化意义的失落，在整个小说中展现出一种滑稽的喜剧效果。诚如洛特曼和皮亚季戈尔斯基(А.М.Пятигорский)合写的《文本与功能》一文中所言:“与一定类型文化有意识的脱节，或者不掌握该文化的代码，可以表现为拒绝该文化所固有的文本意义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将它们视为普通语言消息的内容，如果在普通语言层次上没有信息，那么就将它们视为‘非信息’。例如16世纪的异教徒费奥多西·科索伊(ФеодосийКосой)拒绝将十字架看做是一种具有文本(宗教)意义的象征，而认为它只有死刑工具的最初意义。”(Лотман，2000:437)科索伊认为，东正教徒所膜拜的对象是木头而不是上帝，却自认和上帝一样看待十字架。这使人不解，推此及彼，如果一个人的儿子死在杖下，那这个人反而爱毙杀其子之杖，这可能吗?上帝肯定也恨这个十字架，因为其子就死在上面。这种观念的由来，就是科索伊只承认十字架最初表示的信息，却不把它作为一种蕴涵文化信息的文本看待。同样，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看文学文本中的“陌生化”，这种猎奇求异就是把次文本置于陌生的、隔膜的文化符号空间里，导致对它所固有的文本意义系统出现不同的解码，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或几种价值观的碰撞。

符号域对文化文本意义之所以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源于符号域内符号思维的机制——翻译、创新和对话机制，其基础是文本的三个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化符号学的主要问题是意义的生成问题(проблемасмыслопорождения)。”(Лотман，2000:640)他关注文化文本，特别重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前后变化，重视文本的功能:“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有着稳定特征的某种静止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Лотман，2000:102)洛特曼认为，文化从历史角度看是某一功能或诸多功能的衍生物，文本所具备的三个功能分别是:信息传递功能(передачасообщений)、生成新信息的功能(генерированиеновыхсообщений)、信息储存记忆功能(памятьсообщений)。

信息传递是文本最基础的功能，信息的发出者将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在理想的情况下，信息内容不发生质和量的改变:接受者能收到初始的信息，文本的意义既没有缺失，亦未增生。这其实只是假定的一种预设，即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常量，在交际中是固定不变的。严格地说，只有人工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在现实的自然的文本交际过程中，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各自独立的符号个体，也就是说，各自的语言经验、标准、和记忆储量都不一样，个人承袭的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在译码过程中，初始信息在传递中产生变形，扮演了“触媒”的角色，在接受者的自我认知中意义得到了增生。总之，即使交流双方使用的是同一种自然语，文本的传递也不能不伴随着变异，更遑论其他文化语言了。

文本的储存记忆功能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传承功能。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个体转向民族这个集体的话，文化则可以相应看做集体记忆的机制，是集体保存和加工信息的机制。集体保存信息机制(记忆)保证了文本硬性规范体系(韵律等)一代代传承不衰。也就是说，文化用某种语言把现实的某个片断，翻译成为文本，即把它以某种形式变为固定信息，再把这个信息植入集体的记忆——这就是日常的文化活动。所以对文化的任何摧毁都是对记忆的毁灭、对文本的遗弃、对传承的忘却。文本是文化信息的凝聚，同时还保存着对文本创建者的记忆，它是在和其他文本的关联中获得意义的，而其他文本要以某种方式沉淀在、融会在该文本之中。所以洛特曼认为，文本是文化记忆的容器，它具有保存对以前语境记忆的能力。古代文化以片断形式的文化文本让现代人接受，而现代人从这些宛如马赛克似的文本中拼接出古代文化的世界图景，因为文本成为重构的整个意义的借代物，在一定的语境中获得意义，而这些语境也以一定的方式似乎在文本中集结起来，这些语境可以通过文本的记忆被指认出。文本创造出的围绕其自身的意义空间与大众意识中形成的文化记忆，构成错综复杂的呼应互动关系，其结果是文本充盈了符号生命，能以小见大地指代整个文化。文本是刺激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本如同种子一样，自身包含着未来发展的萌芽。文本结构内部不完全的确定性成为它发展的潜力。比如，一部《红楼梦》的接受史发展至今，形成卷帙浩繁的红学著述，因之《红楼梦》不仅是曹雪芹的文本，而且还是对所有阐释的记忆，是对文本之外的相关历史事件的回忆，文本能够引起对这些事件的联想，这赋予文本新的意义。

文本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还能建立某种新信息，形成新的意义。因为文本不是由一种语言组成的，而是由多种语言同时在表述，文本中各个子文本之间形成对话，因而形成意义的增生，这就是文本的生成新信息的功能。通过文本在一般交际过程中的意义增生研究，洛特曼深入到文化的创新机制。

在《思维的世界》里(第16～17页)，有如下两个图示。

图1

图2

图1展示的是文本交际前后意义毫无变化的情形。文本T₁的编码和文本T₂的解码是完全一致的代码K，无论箭头方向是从T₁到T₂，还是从T₂到T₁，两个文本都是完全相同，彼此的翻译过程是可逆的。

这种情况，正如上述，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的交际模式。在实际交际中，通常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至于在艺术翻译中，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运用彼此不同、但相互交叉的代码K₁和K₂。在逆向翻译时，它提供了第三个文本T₃，和T₁T₂都不一样。图2展示的是信息循环的现实过程，往往出现的不是一种代码，而是代码K₁、K₂、K₃……K_n，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复杂的层级结构，对应产生不同的文本、……。这种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性，使文本的传递不再被视为是某种信息完全等值地、从发出者转入接受者意识的简单位移，而是某文本从“我”的语言翻译为“你”的语言。在该翻译行为中，信息的某一部分总是被截断了，而“我”在译成“你”的语言过程中遭到了变形，失去了恰好是发出者的独特性，即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是信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不指出以何种方式接受者可以变换自己的个性，以期达到信息缺损的部分，从传统的信息交流模式来看，这是不成功的交际行为，但恰好在这种模式中，蕴育出文化文本新的意义。“这样，交际媒介的不等值性变为这样一个事实，从消极传递变为冲突的游戏，在该进程中每一方都追求重建符号世界，因为和自己的模式相对立，同时希望保留自己世界的独特性。”(Лотман，2000:564)在这种对文本信息的重建中，可以窥见其意义的动态变化。这样符号域从整体上可看做是信息的生成器，使得翻译成为产生新信息的活动，实现着语言和文本的创造功能。

特别典型的情况，是代码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区别，而是类型差异导致的互不可译(例如将离散型文本翻译成浑成型文本，或者通过绘画表达离散型文本的信息)。主题的扩展可在各种代码的交叉中实现，而语言和语体的扩展，仅是在该传统范围内彼此互动。如:艺术文本的表层形式结构和深一层的形象结构，两者的代码各不相同，在这不同层面的重新编码(翻译)过程中，意义便必然地发生了转换。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在各种程度上的组合，为现实文本创新功能开拓了空间。此时，意义不仅是那个在各种转换活动中保留下的常量部分，而且还有了变化的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文本意义出现了增生。由此可见，文化文本意义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文本的意义因此而失去了终结性和一次性，具有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但和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洛特曼的立足点依然是初始文本，无限的阐释始终围绕着一个意义的常量。这样，在自然条件下，多层次、符号多相性的文本，和周围文化背景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和接受者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因为，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个性结构越复杂，组成个人意识内容的代码就越有个性，他们之间使用的已非同一种语言，发出者借助某套代码对信息编码，而接受者的解码意识里只有这套编码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发达的符号系统的任何理解，只能是部分的、近似的。这样，文本不再是由信息传达者给接受者的初级基础信息，而是生成了一个新的信息。文本再也不是消极的意义载体，而是一种动态的、矛盾的现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文本与符号域亦即个别与整体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