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和《天赋》

第一节　纳博科夫和《天赋》

一、纳博科夫其人和创作特点简述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Набоков)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俄英双语散文大师，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兼昆虫学家。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联系纽带，“而就其对俄罗斯文学以及20世纪后30年世界文学的文体演变的影响程度来看，В.纳博科夫堪称是最现代、最具美学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阿格诺索夫主编，2001:370)

纳博科夫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1972年，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力荐纳氏为该奖候选人，他说:“这是一位文学天赋光芒四射的作家，正是这样的作家被我们誉为天才。他达到了心理观察最为细腻的巅峰状态，运用语言极其娴熟(而且是驾驭世界上两种出色的语言!)，他的作品结构完善，真正做到了独具一格，仅从一段文字你就能识别出他的才华:真正的鲜明生动，不可模仿。”(谷羽，2005［1］: 3～6)的确，他复杂特殊的生活背景、诡谲多变的叙述风格一直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原苏联的评论过去一直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毫无俄罗斯骨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纳氏文学遗产才在原苏联文坛“回归”(1989年因此被定为“纳博科夫年”)，欧美和俄苏学者联手考察“纳博科夫现象”，一个专门以“纳博科夫其人其文”为中心课题、拥有“纳博科夫学会”专门学术机构、《纳博科夫研究者》专门学术刊物的“纳博科夫学”，已经出现并颇有建树。在美国，由耶鲁大学斯拉夫语系主任、弗·亚历山大洛夫教授主编的《纳博科夫大全》(由9个国家的42位知名学者合作撰写，这种方式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精神)于1995年面世。在俄罗斯，评介纳博科夫的专著不断问世。1999年是纳博科夫的百年诞辰，国际学界举行了多种学术研讨与纪念活动。种种迹象表明:纳博科夫作为一位跨文化的名家，获得了其同时代的侨民作家不可企及的国际地位。(参见周启超，2003［4］:76)

纳博科夫于1899年4月10日(俄历22日)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一天巧逢普希金百年诞辰纪念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于1919年随家人流亡西欧，先后移居伦敦、柏林和巴黎。1940年5月，纳博科夫全家离开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移民美国。1960年，纳氏移居瑞士，1977年7月2日卒于瑞士。1940年前他使用笔名弗拉基米尔·西林(ВладимирСирин)⁽¹⁾，诗作署名为瓦西里·舍什科夫(ВасилийШишков)。

他的父亲弗·德·纳博科夫是昆虫学家、律师、政论家，曾为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属西欧派，1922年在柏林为救朋友被枪杀。⁽²⁾

弗·弗·纳博科夫于1919～1922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俄国及法国文学。1941～1948年，他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马萨诸塞州)教授俄语及俄罗斯文学;1942～1948年在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做科研人员(是鳞翅目昆虫学家)。1945年取得了美国国籍。1948～1958年任康奈尔大学教授，1951～1952年间在哈佛大学授课。作为昆虫学家，他以发现蝴蝶的新种类而闻名(他著有18篇科研论文)。1953年纳博科夫获得了古根海姆(Гуггенхейм)基金会和美国艺术与文学院的奖项。

在西林发表了小说《玛申卡》后，俄罗斯侨民批评界就开始关注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俄罗斯的象征。这就成了现代的“纳博科夫学”的基础。1930年，伊万·布宁(И.Бунин)曾如此评论纳博科夫: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敢于采用新的艺术形式，他“发现了整个世界，为此应当感谢他”。斯特鲁韦(Г.Струве)说过，纳博科夫从来没有受制于自己的主题，相反他能自如而紧张地把玩主题，新奇古怪地铺排自己的情节。扎米亚京(Е.Замятин)认为纳博科夫创作是移民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对他赞赏有加的还有阿尔丹诺夫(М.Алданов)、卡兹丹诺夫(Г.Газданов)。在一切富有影响力的移民刊物上，均有对西林的评论，盛赞他的“描绘能力”、机敏性、修辞形式和心理描写的精彩性、准确性、目光的敏锐、情节的跌宕起伏，称他善于展示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方面和“无数如画的微小细节”，以及认识世界的敏感性、对“语言游戏”史无前例的勇敢、各种手法的运用。但总地说来，俄罗斯侨民批评界对纳博科夫的看法是矛盾的，有人认为他过于明显地“为文学而文学”，有人认为他一味模仿别人的风格，还有人则认为他非常有天分。对纳博科夫“俄语时期”的创作的责难，集中在他只关注技巧性、缺乏道德精神、对人冷漠，这一见解大部分被西方文艺学界所接受。《天赋》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的描写，激怒了侨民文学家，《现代札记》的编辑们拒绝刊登这一部分，认为它对俄罗斯民主传统是一种侮辱。

但总体而言，批评家们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位“奇特的作家”，他的本质令人难以捉摸。纳博科夫的一位最早也最中肯的评论人——霍达谢维奇(Ходасевич)，以最接近现代西方文论的观点阐释了纳博科夫的创作，认为纳博科夫的主题是创作的机制，他的目的是“展示手法是如何存在和运作的”。的确，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戏用自传形式，从过去跳到现在或者相反。但尽管人们责备作家对现实的俄罗斯漠不关心，纳博科夫却描写了成为失落天堂的俄罗斯神话，他并没有忘怀俄国。批评家责难纳博科夫追求唯美主义和文学性，其实艺术个性是受到个人遭遇和生活理念制约的。这位作家曾两次流亡，一次是离开俄罗斯逃避布尔什维克，另一次是离开欧洲逃避希特勒。他亲身体会到现实世界的脆弱与无望，而文学的虚构世界对他来说倒是一个能够求得拯救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文学几乎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角色。

最初促成纳博科夫唯美倾向的，是对俄国文学史具体状况做出的反映，体现在小说《天赋》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的述评中。纳博科夫认为，В.别林斯基、Н.车尔尼雪夫斯基和Н.杜勃罗留波夫的共同点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艺术上则是庸人之见，将作家视为人民的奴仆。所以，《天赋》中展现出纳氏和车氏之间文学观的冲突。纳博科夫反对将小说视为“生活的镜子”，亦即不同意小说仅有反映的功能。他认为文学和现实之间有着一种创造性的联系，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伟大的作家集叙述人、导师和魔法师为一身，但魔法师的角色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并使他成为伟大的作家。他认为，文学是创造，好小说都是好神话，小说带给读者的是愉悦和审美狂喜。因此，“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不存在‘一般的’现实，而只有现实的许多主观形象……一个真正的作家创造的是一个自我的世界，他对现实进行奇异的幻化”。(阿格诺索夫，2004:440)纳博科夫认为，艺术的现实永远都是幻想的产物，艺术不可能不是假定性的，这就是他从来反对把生活和艺术等同起来的原因。

显而易见，纳氏的思想与创作，绝没有脱离开19～20世纪俄国的文化生活。在政治与艺术、作家和民众、现实与幻想、反映与愉悦的观念之争中，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代表着文化冲突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俄国文化的符号域，对他来说如同空气和水一样，使他得以安身立命。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纳博科夫又是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身份的“流亡作家”或“移民作家”的重要代表。可以说，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符号域在他身上留下了斑驳陆离的光影。

二、《天赋》的内容

《天赋》是纳博科夫俄语写作期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自认为所有俄语小说中“最长、最好、最怀旧”的一部。纳博科夫的小说一向以主题的多元、结构的精妙、叙述手法的奇诡而著称，他尤其喜欢运用各种复现、镜像、戏仿等手法来表现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处境和孤独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看似情节纠葛比较简单，但在文本的背后总隐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读者如不了解作者背靠的俄罗斯文化符号域，就很难把握作者创作的动机。《天赋》给身处俄罗斯文化圈外读者的第一感觉:这是一部讲述艺术家罗曼史的作品，情节并不复杂，“……真正情节只占不到三分之一，意识的手臂远远伸到情节之外”。(纳博科夫，2004:［代译序］5)主人公的回忆占据大量篇幅，因此，这部小说丰富的内蕴，如详加阐释可以“写出一本与它同样厚的书”。(邓理明，2000:66)

《天赋》的主人公，是位具有文学天赋的流亡者费奥多尔，小说写他在柏林的成长的心路历程，时间跨度三年多。情节主线是主人公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生涯，以及他和济娜的一段恋情。

第一章是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刚出版一本诗集后发生的事情。费奥多尔七年前离开俄国，移民欧洲，他的谋生手段是教书和写诗。现在他搬迁至柏林西区塔伦勃格大街，房东太太是个德国女人。

费奥多尔出门去商店，看见有新的住户迁入，心想以后要用这样的场景作为开头，创作一部小说。作者在此设下的伏笔，和小说的结尾遥相呼应。费奥多尔回家翻看自己的诗集，陷入回忆。这部诗集的主题是童年。叙事中展示了几首诗，是作为例证出现在一篇对该诗集假想的评论文章里，《天赋》结构上的追求精巧由此可见一斑。通过这几首诗，费奥多尔的童年形象凸显出来:悟性极强、家境极为优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是著名的探险家、博物学家，喜爱收集蝴蝶标本。费奥多尔浏览完自己的诗集，出门去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³⁾家参加文学沙龙。

亚·雅·车尔尼雪夫斯基喜欢炫耀自己家族姓氏的来历，建议费奥多尔写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他的夫人，一位懒散、平庸的女人，则希望费奥多尔写写他们的儿子雅沙。雅沙似乎出现在沙龙的人群中，后又交代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细节暗示雅沙常常出现在人们的回忆中，写法又使小说充满紧张的戏剧性。

费奥多尔于是回忆起雅沙来。他们二人几乎同时进入柏林大学学习。雅沙主修哲学，是个颓废派诗人，后来自杀身亡。雅沙在大学中与两位同学结为好友:德国人鲁道夫·鲍曼和俄国人奥莉雅。他在日记中将自己、鲁道夫和奥莉雅的关系解释为“嵌在一个圆圈中的三角”，雅沙爱鲁道夫，鲁道夫爱奥莉雅，奥莉雅却爱上了雅沙。三个年轻人在情感上备受折磨，决定相继开枪自尽。结果是雅沙首先拿手枪自杀殒命，而鲁道夫和奥莉雅成了恋人。雅沙的死让他父亲十分痛苦，因此得了精神病，受尽折磨。

再次参加文学沙龙时，费奥多尔结识了一位天资很高的年轻诗人——孔切耶夫⁽⁴⁾。一位来自里加的先生⁽⁵⁾朗诵自己创作的哲理悲剧，但朗诵效果很糟糕。沙龙结束后，费奥多尔和孔切耶夫出来，展开了一场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讨论。可直到本章结尾，读者才发现这场讨论纯属虚拟，是费奥多尔在想象中同孔切耶夫的文学对话，实际他们在此前已经分手。

到第二章里，费奥多尔潜心于新的文学构思，着手叙述父亲的生平。父亲的形象是由费奥多尔儿时的印象和父亲同代人的回忆组成的。这位成长中的诗人倾心普希金，努力从他的作品里汲取养分。

圣诞节费奥多尔和母亲在柏林会面。她离开柏林前，和儿子一起参加文学沙龙，费奥多尔朗诵了怀念初恋情人的诗。这首诗实际上是纳博科夫自己的得意之作。费奥多尔在一本回忆录中发现涉及他祖父的内容:在美国经商多年后，喜爱赌博的祖父返回俄国，当和苏霍绍科夫兄弟看戏时，这两个小伙子和他开玩笑，说隔壁包厢中坐的是普希金。纳博科夫设计这样的情节，使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复活，表达出他对普希金的挚爱。

在费奥多尔的追忆中，父亲凸显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形象。他父亲从小热爱鳞翅目昆虫，其主要生活就是旅行和创作科学书籍，他曾经进行了总共持续十八年之久的八次大规模考察。费奥多尔在想象中和父亲一起去实现亚洲之行。纳博科夫时而把笔触转回到费奥多尔在柏林的现实生活，时而又进入回忆，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回家的情形和再次去探险的状况。革命后，他们一家没有等到父亲归来，就离开了俄国。

叙述终于又转回到现实中的柏林，费奥多尔和母亲有书信往来，讨论给父亲写传记的事情，但因种种原因最终他决定放弃这项工作。房东让在此住了两年之久的费奥多尔搬走。费奥多尔去看一个待租的公寓，房东晓戈列夫是个喜欢高谈阔论的庸俗之人，在俄国时是个检察官，现在和妻子及她前夫的女儿住在一起。房间不大，费奥多尔决定租下。从旧居到新居的距离，大概就像在俄国某处，从普希金大街到果戈理大街的距离。这也预示着诗人由普希金传统转向果戈理风格。

第三章讲的是费奥多尔决定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费奥多尔住进了新居，依然作诗。两年前，他自费出版了第一章中提到的诗集，在卖出的书籍中，他仅仅打听到一本书的下落:两年前被济娜·梅尔茨买走，正是房东家的女儿。

星期五，费奥多尔有三个学生要听他讲课。在给第二个学生上完课后，他去俄文书店买了一本苏维埃棋类杂志《8×8》，上面有篇《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象棋》的文章，这很有象征意味:整部小说的结构安排犹如一盘棋，又俨然是一种契机，触发费奥多尔创作车氏传记。费奥多尔当天的第三个学生是柏林《侨民日报》的编辑瓦西列夫。⁽⁶⁾

费奥多尔爱上了济娜，晚上他们在外面约会见面。在他搬来两周后，济娜拿出那本两年前买的诗集，请费奥多尔签名。费奥多尔得知在两年前的文学沙龙中，一位律师曾请他翻译资料，原来是帮济娜的忙。纳博科夫对细节的精巧安排，使我们处处感到伏笔的存在。济娜的生父四年前在柏林死于心绞痛，此后她母亲就嫁给了晓戈列夫，但她瞒着现在的丈夫和另一个波罗的海老男爵有染。晓戈列夫常找费奥多尔攀谈，有趣的是，一次他说自己日后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其内容正是纳博科夫后来创作的《洛丽塔》。晓戈列夫和其妻子是《天赋》中的次要人物，纳博科夫通过对不同流亡者生活的描绘，揭露了这群人的庸俗，可谓鞭辟入里。

济娜在家里总是郁郁寡欢。从济娜的视角里读者感到，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地方，工作很苦，周围尽是一些庸俗之辈。这是对流亡者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描述。

费奥多尔开始为车氏传记寻找素材。虽然他并不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但还是认为这是个与正统秩序英勇较量的真正英雄。

入冬，费奥多尔动笔创作这部传记，济娜也帮他斟酌润色文字，最终完成了书稿。

一个月后的星期五，他把这部书稿带给瓦西列夫，后者答应给他出版。但过了几天，瓦西列夫气愤地拒绝了费奥多尔，他认为费奥多尔讽刺挖苦了一个用自己作品和苦难哺育了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济娜借钱想帮他自费出版。一天，费奥多尔碰到第一章中提及的比施先生(在文学沙龙上他曾朗诵过自己的剧本)，他回应劝说自己的出版商为费奥多尔出版这部传记。

第四章是该传记内容的叙述。

第五章里，费奥多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在争议声中获得成功，费奥多尔体验到在创作上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他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坚定地走上新的文学之路。

传记问世后，各种评论和意见纷至沓来，费奥多尔于是名声大噪。纳博科夫在小说中预估了各种批评意见。但有一个人的观点费奥多尔却已无从知晓，亚·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该书出版前过世了。

春日里费奥多尔去参加车氏的葬礼，仪式即将结束时，费奥多尔溜到大街上，碰上了另一个流亡作家。后者和他谈起作协理事会内部的矛盾，并说要把费奥多尔也吸收到新的理事会中去。费奥多尔不同意，他不愿意参加任何的团体。

一个月之后，费奥多尔去参加作协理事会的全体会议，看到会上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觉得极为无聊便离开了。晓戈列夫被公司派去常驻哥本哈根，妻子一同前往，留下济娜一人。

费奥多尔打算在格鲁涅瓦尔德森林呆上一天。在森林里，他赤裸着仰卧在旅行地毯上，在和大自然的交流中，他感到自己获得了创作上的新生，可以创造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面貌，把自己的生活和那些逝去的宝贵时光变为不受时光控制的艺术现实。在想象中他又一次和孔切耶夫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因为他碰到一个酷似孔切耶夫的德国人。

这时，费奥多尔的衣物连同钥匙被人偷走了，他只好裸身走回家。这件事成为他自豪、勇敢的象征。他回家后，济娜给了他200马克，让他把房租付清，可见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

费奥多尔做了一个梦，梦里济娜接电话后，转告他以前的房东太太让他过去，说有人在等他。在那里他见到多年未归的父亲。这样，现实中依然不知去向的父亲，在主人公的梦里复活了。梦成为纳博科夫艺术世界中最高的现实，因为此时人离真理和幸福更近了一些。和父亲相见，就是和幸福的过去——童年、祖国、喜爱的普希金相遇。这给小说增添了乐观的色调。

晓戈列夫夫妇动身去了哥本哈根。济娜和费奥多尔去餐馆吃晚饭，路上碰上洛伦兹，即小说开篇提到的搬运家具的那一家，伏笔到此有了接应。

在餐厅里，费奥多尔回顾了一切细节，体味命运是如何撮合他和济娜相识并相知。此时读者不由地感到整部小说酷似命运摆下的一个棋局。费奥多尔就想把这些内容写成一部小说。直到小说的末尾，读者才猛然觉悟，所读的文本正是费奥多尔要写的那部小说，于是故事又回到了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