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
解放前的天津“三不管”地区(今和平区南市一带)
北京有“天桥”,天津有“三不管”,都是中下层劳动大众娱乐的去处,也是流氓横行、纨绔子弟游闲的乐园。北京有“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之说,天津则有“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之说,两者意思相同。天津人管只说不练的叫“嘴把式”,管只练不说的叫“傻把式”,用“三不管”把式说事确有来头。
天津的“三不管”位于和平区,今南市食品街一带,现已踪影皆无。提起“三不管”名称,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听老人说,早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洼地,人称“城南洼”。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在天津划定日本租界。1900年日本租界扩张,把这个地方列为日本的预备扩充租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把毗连日租界的芦庄子、闸口一带划归日租界,而日本则把这个地方归还给中国。但是当时昏庸腐败的天津当局,仍然对这一日本曾染指过的地区的归属说不清楚,不敢贸然进驻。询问邻近的法租界当局,法国也表示不属它的管界。于是这一地区成了中国不管、日本不管、法国不管的真空地带,长期无人过问,无人管理。久而久之,“三不管”成了这一地区的代称。直到1912年天津警察厅在确信日法当局不过问这一地区以后,才派人进驻,实行管理,不久便将这一地区正式命名为“南市”。但“三不管”的名称早已深入人心,成了南市的代名词。
“三不管”实为一处简陋低俗的露天游乐场,场内聚集着各地的江湖艺人,以从事所谓“金”(相面卜卦)、“评”(说书演唱)、“彩”(变戏法)、“卦”(打把式卖艺)谋生。于是,“撂地”卖艺者,卖大力丸和假药者,拉洋片、耍猴、卖“折箩”、卖小吃、摆茶摊的,以及剃头、算卦的三教九流都聚集在这里。武林名师李文贞一家、练武场上的“霸州李”、砸石头的穆祥凤、专吃生羊肉以打弹弓见长的孙玉洋、摔跤场大力丸高大愣等各色人等,纷纷在“三不管”亮相。这里消费水平低,以平头百姓为主要服务对象。天津还有一句俗话:“有逛客,登高楼,听戏下馆真风流。”这在南市恐怕是更高一级人物的去处了。
当年的天津“三不管”
“三不管”的娱乐业全天候进行,早场游客多来自近郊乡间,他们清早进城谋生,余暇便到“三不管”游逛;午后光顾者多为无事闲游的市民;入夜来此游乐的是忙碌了一天的工匠和小商小贩。而那些“撂档子”卖艺的江湖艺人无一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可能从早到晚一个劲儿地连续表演,也不可能一古脑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和真玩艺儿全部抖搂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都用嘴白活儿,说得多练得少,净让观众干等着。久而久之,常来“三不管”的老少爷们都知道了他们那一套,于是便口头流传一句话:“三不管的把式,光说不练。”
20世纪50年代,“三不管”大体保持原貌,仍然有江湖艺人“撂地”卖艺。我曾进去看摔跤,但见两个块头很大的人各穿着一件帆布背心,在场子上转来转去,像是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另有一人在两人中间说说道道,似充当裁判角色。两个表演者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动真格的。等了很长时间,我小小年纪腿都站累了,两人才真的动起手来,最后终于看见一方将另一方撂倒在地,这个当口几乎是在刹那间,而精彩又全在这里,这就使人不得不想起了那句老俗话——“光学不练”真是说到家了。然而细细想来,“三不管的把式”还真不能一味地傻练,如果真是“苦干实干加蛮干”的话,那就活把人累死了,那钱也没法子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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