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毛篮，捡煤茧儿，

拾毛篮，捡煤茧儿， 拉胶皮的满街跑

“拾毛篮”就是捡拾垃圾，天津人也有叫“拾破烂儿”的；“捡煤茧儿”就是捡煤核儿，“茧”或写作“碱”；“胶皮”即东洋车（简称洋车），上海人称做“黄包车”，天津人称人力车夫为“拉胶皮的”。在旧社会这些都是穷人的营生。

旧时街头“缝穷的”（做破旧衣物织补的人）

“拾毛篮的”大都集中在臭河边、坑塘旁、贫民区，住小破房，天津人叫“篱笆灯”。他们不像今天收废品的，或推小车，或蹬三轮，而是背着一个筐，提着一根棍，棍的一头连着一种带钩的针状物，一见到垃圾“宝物”用棍钩掇起，装入筐中。可能“拾毛篮”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捡煤茧儿的”，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所谓“业余”即在工余时间捡点儿煤核以自用；所谓“专业”即以此为生卖煤核以糊口。“捡煤茧儿”一般都备有一只小篮子，用铁丝弯一个小叉子，用小叉子在炉灰堆里挖刨，将没有燃尽的煤核找出来放在小篮子里。旧时金家窑附近有一个叫“小铁道”的地方，实乃“电灯房”为清除火力发电产生的炉灰而铺设的两股长约一里的小铁道。工人们推着“轱辘马”在这两股小铁道上运炉灰，将炉灰倒在东河沿的北头（当时这儿还是北运河的废河，里面是有水的）。日子长了，附近的穷人便到这里捡煤茧儿。人们在小铁道旁搭起了临时棚房，形成一条胡同，叫做“小铁道胡同”。我幼时，那倾倒煤灰的地方还是座大坑，小铁道一直保留到上世纪50年代。

旧时天津的“胶皮”

“拉胶皮的满街跑”，这种仿自日本的“东洋车”兴起于1900年以前。这是用人力拉的双轮车，初为铁轮，以后改用胶皮轮胎，故称“胶皮”。最初全市不过几十辆，1930年前后增至两万辆，以后仍不断增加。“拉胶皮的”标准打扮是短衣、洒裤、小帽，倚车而立，或者坐在踏板上小憩片刻，等着走上前来的主顾。他们的工作条件差，生活很苦，一年四季栉风沐雨，还受到警察的欺凌和重税的盘剥。遇有争吵，警察总是偏袒乘客，稍不遂意，就把车两旁的扶手板打坏，或把车垫拿走，最后还得车夫赔礼央求，做些“孝敬”了事。

天津有九国租界，因美租界始终未进行有效的管理，后来又并入英租界，故旧时习称天津有“八国租界”。据老辈人讲，当年八国租界分据一方，各自为政。洋车本来是流动的，走到哪国的“租界”，都要上捐，共计八道捐，全部上齐才能通行无阻。因此为上捐车夫必须花一大笔钱和很长时间（每上一道捐都得付出半天时间），是否赚得回来，还不得而知。

“拉胶皮的”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买车拉活儿，这种情况极少；另一种是到车场租车，这类车夫占大多数。向车场租车要有殷实铺保，保证：每天拉车，须交租车费，叫做“车份”，数目由车主规定；胶皮大修归场方，小修归自己，诸如轮胎放炮、轮条撞折等，都由车夫负责；车夫因事不能拉车，须提前声明，否则照交当天车份；出车、收车均有规定时间，超过时间回场要受罚。以上均载在“场规”，写入“保约”。我有一位小学同学，姓刘，外号“刘秃子”，他家就是开车场的，“刘秃子”家的院子比一般人家的院子要大，人们都管这里叫“刘家车场子”。

车夫中最体面的活儿莫过于拉“包月”。“包月”就是只拉固定的主顾，不再兜揽别的顾客。这种包月车，有的由雇主购买，有的由拉车人自备。有了固定的坐车人，就用不着在街上跑冤枉路了，收入也差不多固定了。大凡能拉包月的人心里都很知足，这毕竟比“拉散座”要强多了。坐包月就像今天的人有专车，外出时均由专用小卧车接送。能坐包月的多是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过去津门老百姓说某人地位高，神气，便说“某某出门坐包月，下馆子，你可别跟人家比”。有人拉包月美得屁颠屁颠，有人坐包月还嫌不足——人比人气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