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效果为基础的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

以效果为基础的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

郑通涛^[1]

摘　要：近年来随着对汉语教材重要性的再度肯定，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已进入许多人的视野中，赞成与反对的意见都有。如：要不要国别化教材？国别化教材如何编写？编写的依据是什么？应该说，对国别化教材的开发以至编写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思路。本文试图从分析教材的作用、影响教材发挥作用的因素和现象入手，以建立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评估系统为线索，将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法等多学科方法融合一起，分析教材、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教材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让学生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在制约学生交际能力发展的因素中，交际模式的建立、熟练度及交际场合数等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教材要考虑到所在国的文化、教育要求及第一语言的特征。教材的编写应该遵循“兴趣”与“频率”两个原则，要建立起以教学效果为基础，全方位、多维度的教材评价指标和体系，将教学设计、内容安排、学习顺序、教师支持等因素纳入评价体系，将使用效果作为编写国别化汉语教材主要依据。

关键词：效果　国别化　教材开发　交际能力　兴趣　频率

一、教材的作用分析

学习汉语，教材既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实施教学大纲的载体，也是教学总体设计的具体体现。教学效果是衡量教材的唯一标准。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研究不但有用且意义重大。

首先要认识教材在教学中的价值与功用。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教学资源、课堂活动激励资源、课后辅助教学资源，甚至是课程本身。教材使用可以看作是按一定规律输送相关信息参与教和学的过程：（1）规律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习惯与方法以及学生反馈；（2）输送相关信息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学大纲的解读并按个人习惯抽取、组合、传送教材及相关信息；教材所输送的信息指的是语言文化结合体；（3）教材所参与的教学过程是指在学生已有旧信息基础上向学生输送新信息；（4）教材所参与的学习过程指的是学生在课堂及课后所进行的方法学习与内容学习。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材所体现出的是工具性价值，同时又体现一定的社会传统和文化价值。就当前主流汉语教材而言，主要体现出的是工具性价值，却较少考虑到其他民族的经验、文化、历史、观点、种族与宗教因素。因此，在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中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教育制度与规范等社会、文化因素，为教材的亲近性、易读性和可接收性提供了支持，从而有利于汉语国际推广，减少学习者的排斥心理。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当地使用的教材，融入当地文化特征符合教材本土化建设的要求。当一套教材在某一个地方使用，无论教材编写者意愿如何，与当地文化教育习俗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将教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来考虑，更能突出教材的工具性价值。

汉语推广的新形势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因地适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培育了学生不同的学习方法和知识接受习惯。如果不能适应这些学习方法和习惯，汉语推广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教材编写从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出发，不仅要教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还应从跨文化交际这个角度采用合适的教学法。交际能力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原因，培养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也是教材唯一存在的理由。因此，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法应成为教材编写的基础。以往许多教材编写缺乏这方面的考虑，没能把跨文化交际作为教材主要内容，无论是教材本身还是教辅材料、教师手册等都缺少这方面的设计。

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要“用教材”而不能“教教材”。汉语教学中怎样突出重点？怎样分散难点？怎样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究学好汉语？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曾指出：“总有一种危机，正规教学的材料仅仅是学校中的教材，和生活经验的教材脱节。永久的社会利益可能被忽视。”^[2]从教育学的角度说，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领域，它具有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3]。受其影响，对教材观念也出现新的转向，即放弃了原来的绝对“权威性”，逐步转向“范例性”——把教材看作引导学生认知发展、学习生活、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教材是一种能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进行反思、评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也是上述功能的案例或范例。教材作为中介要充分发挥范例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提出问题，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和探究，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体系。由此可见，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要考虑案例编写，将案例编写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这种方法不仅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独家需要，而是整个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交际能力分析

（一）汉语的交际能力与表演能力

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欧洲随后迅速盛行于全球的“交际教学法”给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路。海姆斯在《论交际能力》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它包括四个参数：可能性，即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可行性，即某些手段是否能够付诸实施；适合性，即话语在特定的情景中是否得体；有效性，即话语是否已经付诸实施。后来，语言学家们又从语言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对“交际能力”的构成提出了不同的模式。他们认为应该注重语言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得体使用，外语教学必须教授外国文化，强调学习语言应该以效果为基础。

在汉语教学中，仍存在着认为语言知识就是交际能力的误解，认为学会了听、说、读、写，就是学会了交际。认识上的误区，使得教学停留在语言要素掌握和一般言语技能的教育上。我们应该分清楚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两者的区别。语言的交际能力可以定义为在各类场合交际的言语运用能力。这包括听说读写的三大应用：（1）社会行为，人们在打电话、面试时所进行的交流可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2）交际功能，人们在抱怨、解释时所运用到的言语活动实现了一定的交际功能；（3）交流能力，人们具有面对面或者群体之间的沟通能力。交际能力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1）全面性，在各类场合下人们能应付自如，能使用语言进行有效的交际；（2）熟练性，是指人们可以运用语言喜笑怒骂无所不能，都能得心应手使用语言进行交际；（3）得体性，指人们在合适的场合使用合适语言手段，交流得体、互动恰当；（4）有效性，指人们运用语言完成交际，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将语言学习者的交际需求作为出发点应运而生的意念大纲^[4]，对交际教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威尔金斯认为：“理解语言的用法和机械地操练句型，只能培养听、说、读、写技能，不能培养交际能力。”语言知识与语言交际能力不能等同，语言知识是交际能力的基础，要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获得。虽然交际能力中也包括听、说、读、写等技能，但不等同于语言知识。所以汉语教材编写应以交际能力为转移。

从语言知识向语言交际的转变使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由用法转向使用。汉语教学不再是直接地传授汉语文化知识，而是强调在课堂提供真实的交际情景中或模拟真实交际情景作为语言教学的手段，在使用语言或模拟使用语言的过程获取交际能力。“通过实践来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操作性交际教学法是最有效的语言交际技能获取的方式。操作法最接近人类语言自然学习方式，最值得教材编写者思考如何将其融入。

Goffman在他著名的《人类每天的自我表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提出了人们日常交际是一种表演的理论。人们的日常交际相似于戏台表演：在表演中依据不同情景而变换着不同的角色。^[5]综观语言交际的历史与实践，可以说，交际就是表演。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依不同的“题旨情趣”而转换为不同的角色：在家庭作为丈夫，出去后是朋友，就餐时是顾客，课堂上是教师，谈判时是伙伴，等等。人在一天内转换着不同身份，在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人生就是舞台”，伴随这无数角色变换的就是不同场景下语言交际。语言交际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个人的表演能力！将语言交际能力定义为表演能力，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交际能力的种种争议。表演好就是交际好，就是语言交际能力的最好说明。表演能力就是语言交际能力的说法指出了非言语行为，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也是语言交际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可以说视觉信息在语言交际能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表演能力就是语言交际能力的说法也解决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解释包括非言语行为在内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定义问题。如果语言交际能力是表演能力，那么，对外汉语的教材就应该体现表演的特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至少目前还没有教材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

（二）制约交际能力发展的因素

以交际为主导的教学法纵然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但也存在几个棘手的问题。例如，语言的功能项目很多，哪些语言素材可以编入教材？如何排序？等等。交际教学法强调教材内容必须采用真实的、自然产生的语料，而不是使用为体现某种语法现象而“人工制造”的语句。人造语句会直接影响到教材使用的有效性。学生所学到的与在真实交际场合所使用的语句应该一致。目前大多数教材中的内容，人工雕琢痕迹相当明显。还有非言语交际手段如何融入教材中，比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甚至是交谈者谈话时的空间距离描述如何与传统的听说读写结合起来？这是国别化教材编写时不得不注意的问题。还有，除了课堂教学外，课外的语言学习如何安排等等。如果这些内容不真实、非言语内容没有纳入，会导致言语能力的发展不全面。

交际能力取决于交际模式的掌握。所谓的交际模式就是能应用于某一交际场合的内容与应用程序的应答系列。比如，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这一应答系列是约定俗成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交际模式。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往往视不同交际场合采用不同的应答系列。只有掌握了这些应答系列，我们才能“合适”地表达思维，才具有汉语的交际能力。

其次，交际能力也受制于交际模式掌握的数量。交际模式数量掌握得越多，交际能力就越强。所以，教材内容采用的广泛性至关重要。有次序地安排交际应答系列的编写，最大程度地将可能出现的交际模式编入教材。让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到各类交际场合，掌握各类交际模式，是发展交际能力的重要举措。

交际能力包括语言知识、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同时也包括言语策略和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知识也有技能。因此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不能只考虑到某个方面，而要整理归纳出这些要素，全面实施。

交际能力也受制于交际模式自动化程度，即模式运用的熟练程度。模式的运用程度与大脑神经暂时联系稳定性有关。暂时联系越稳定，自动化程度越高，自动化程度愈高，人们成功抽取交际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反应时间也就越短。自动化程度与交际模式建立时的刺激量有关。所以，培养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学习内容的重复次数。汉语教材编写时循环重复出现同一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教材编写是如此，教学时使用的方法也一样。只有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让学生重复接触相应的词、句、篇章，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动化的交际模式，从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总之，教材编写选取的交际场合数和逻辑性的组合材料决定了交际模式的建立；完整的场景资料决定了交际模式数量；重复性的材料巩固了交际模式，帮助学习者形成记忆。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编写要考虑模式的建立、模式数量、模式重复次数、形成神经暂时性联系的规律及自动化程度等制约要素。

三、兴趣与频率的组成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学习是一种天生的快乐，这不只限于哲学家们，对所有人都是如此。（To learn is a natural pleasure，not confined to philosophers，but common to allmen．）由此我们说学习和人的个性、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学习方式是每个个体接受和处理信息的特定方式，而每一个个体又是特定文化的代表。不言而喻，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认知方式，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学习方式。

19世纪德国教育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兴趣意味着自我活动。”^[6]在他看来，兴趣的多面性是教学的基础，不仅是教学的目的，也是教学的手段。“符号对于教学来说是一种明显的负担，老师加入不通过对符号所标志的事物产生兴趣的力量来消除这种负担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把老师与学生抛出正在前进的教学的轨道。”^[7]而汉语正是这样一套复杂的语言符号系统。

很多教学实践都证明了教材的兴趣性可提高学习兴奋性，而学习兴奋性可提高探究反应度，探究反应是学习的主要动因。施瓦布（J．J．Schwab）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纪念演讲会上作了题为《作为探究的科学教学》（Teaching of Science as Inquiry）的报告，提出了比发现法更具有操作性的“探究式学习”（Inquiry Learning）法。强调探究式学习法主要在解决教什么、学什么方面比其他教学法更具体、适用，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教育心理学家加涅也对“探究式学习”从理论上专门做了论证。“探究式学习”强调科学概念、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三者的综合和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探究性学习为基础重构基础教育课程成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将探究作为一种学习方式，作为课程的内容标准。汉语学习也符合人类的这一共同特点。在教材内容上选取能引起兴趣的材料将提高学习效果。

兴奋性保持的主要途径是有趣信息的持续刺激。如果在使用教材过程中一直保持这种兴奋性。教与学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有趣信息的持续刺激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处于探究反应中，语言机能的掌握自然就水到渠成。兴趣与频率刺激的结果就是习得，也就是言语记忆。要重视在教材编写环节创造语言交际环境，给学生足够的语言刺激，让学生通过大量的听、说、读、写练习，掌握言语技能，通过连续的有趣的会话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重现率（交际单位和交际模式）是教材编写主要依据。人工智能的许多研究包括笔者多年来的试验都证实了重现率是机器人、电脑能模拟人类思维模式的关键。没有足够的重现率，机器人或电脑无法被训练出来辨别人类语言。邓恩明指出：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率远低于第一语言学习的成功率，其原因之一在于接触语料的多寡以及材料在学习中再现的“频度”；要达到学习的最佳效果，除了要有足够的学习材料外，还必须保证一定的重现率^[8]。有些学者将词语重现情况作为评价对外汉语教材的标准。尽管汉语教材中的词汇重现率问题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但如何在教材编写中科学体现词汇、句子的重现，迄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但大多从感性出发，缺乏深入的理论说明，也缺少对编写教材所需内容的统计分析。

四、兴趣的保持方法

要让学生学得好，学得生动有趣，作为教材编写者，开发教材时必须充分挖掘教材的趣味因素，让学生对教材感兴趣。学生一旦对教材感兴趣，就会乐于接受它，变“苦”为“乐”。教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能运用教材在课堂上保持一种生动活泼、有意思、有趣味的教学气氛。只有生动，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只有活泼，才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只有趣味，才符合学生的口味，才能吸引学生。一切方法，只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都应该采用。所以教师应该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反馈和思维活动情况灵活选择教法，尽力去挖掘教材的趣味因素，把它抛出来，让学生带着兴趣去接受它，从而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因此，对外汉语教材内容的选材应符合人类好奇心，以情节系列为主，如故事。教材的编写可以采用符合人类好玩为主的编写形式，如动漫、游戏、电影等。教材设置应引起心理活动变异的刺激：注意、关心、好奇、希望、担心、兴奋、好笑、体现重要性等。教材以单个、联合、交替、随机方式结合内容呈现，激发保持对学习的兴趣。教材开发应注意引起各类心理活动变异的刺激是选材的依据；以各种方式进行组合是兴趣保持的好方法。

五、国别化兴趣分析

（一）不同国家的兴趣调查

调查不同国家的兴趣是编写国别化汉语教材的前提。兴趣依国家、语言不尽相同，西方对于龙的兴趣与中国不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权力、帝王的象征。但是英文中的“龙”（dragon）却有邪恶的怪物、凶暴之人等含义。在西人画中的龙，身躯庞大笨拙，颜色灰暗且长着巨大的翅膀，和中国的龙完全两样；中国人可能对赌博有兴趣，在国外赌场中，黑头发人的身影往往多于棕色头发的人。美国人可能更喜欢游玩；中国人喜欢存钱而美国人可能更喜欢花钱。

兴趣也取决于宗教、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经验、爱好、习惯、价值观、思维方式、经济地位等。兴趣依时间、地点而转移。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具有兴趣共同性，同时又存在着兴趣的个体性。因此，刺激和保持对兴趣的刺激是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编写时应充分考虑的原则。

（二）材料熟悉程度与知识完型过程

语言是一个充满着抽象规则的复杂体系，存在着许多不规则、离散的现象。第一语言、文化、教育等因素时时干扰着学习第二语言，人的言语习得是克服了上述干扰现象而获得的。言语习得过程可以理解为克服干扰的过程。

美国21世纪的外语教育目标对我国有所启发。其目标可归纳为5C，即communication（交际）、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连贯）、comparisons（比较）、communities（社区）。运用外语交际、体认多元文化，连贯其他学科，比较语言文化特性，应用于国内外多元社区。需要通过大量文化内容的习得而实现。掌握文化学习知识是认知结构完型的前提。

语言、民俗、幽默、文献理解依国别而不同。理解程度与言语能力关系密切。越是熟悉的材料越能激起学生的兴趣，越接近学习者自身经验体会，理解越好，理解程度越高，建立起交际模式的可能性越大，交际模式建立数目越多，言语能力的完型效果越好。威多森曾指出：“语言教学必须教会学生如何从一系列方言、语域、交际渠道和风格之中，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以适应情境；同时，也应教学生如何从一系列交际功能之中，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教材编写资料来自本地尤为重要。

（三）考试为导向VS能力为导向的教材

汉语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其中，以考试为导向还是以能力为导向也是编写者在开发教材常常考虑的问题。国内的教学侧重成绩测试（achievement test），国外的教学注重水平测试（proficiency test）。若编写的教材以考试为导向，则需要将各类练习、试卷分解、归类与重新组合作为主要编写原则，教材编写主要以相关刺激频率累积为目标。若以能力为导向，则需要将语言能力标准分解、能力标准的联系与归类、归类后的重新组合、以综合能力提高为目标。众所周知，考试成绩与语言能力往往不一致。所以，教材开发要针对不同需求采用不同的编写原则。讲究效果的教材尤其要注意针对性。

（四）自觉型与冲刺型的教材

汉语考试往往让汉语学习者倍感压力，使得学生对汉语的学习望而却步。教材编写需要根据学生的汉语掌握程度调整听写的难度。注重历届考卷的分解，能力考试大纲的分解，主题涵盖面广度分析与采用，以上述三大分析结果的有机结合来思考教材的编写。对于自觉型的学生，教材编写可以将汉语等级考试历次考卷的有序编辑，着重训练考生听、说、读、写等应试技巧。而对于冲刺型的学生，教材的编写突出以频率为主，材料出现的合理循环，以高强度刺激来维持记忆保持。

另外，对于不自觉型的学生，教材必须强调以兴趣为主导的编写原则。教材必要内容包括词汇、句式、段落、篇章，以及能引起该类学生多种兴趣的多种材料。基本材料与以小说、笑话、剧本、动漫、游戏辅助教材相配套。要引起学生对汉语的兴趣，科技、游戏、中华历史文化等都是有效的方法。如何激发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将人类好玩、喜欢娱乐的特点与汉语学习结合起来，是针对不自觉性学生的编写原则。

（五）以效果为基础的教材开发过程

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开发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使用国的需求调查。针对不同国家，考察不同语言学习的需求。胡文仲认为，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沉浸在目的语文化的氛围中，并亲自同目的语使用者接触。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以效果为基础的国别化教材成为必需。其次，教材的开发需要教材使用国教师、学生和雇主的积极参与。我们发现韩国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和责任感；日本教师教育学生要自律和深思；中国教师要求学生自尊、自强、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等；美国老师教育学生自立、独立的个人主义精神。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授课方式，其教材自然也应有所不同。再则，教材的开发还应考虑教材使用者国的教育、行政、宗教部门参与等政治因素。例如，伊斯兰教对阿拉伯语的影响特别重大，阿拉伯语以《古兰经》经文语言为规范语言，含有大量的伊斯兰教文化因素。穆斯林把视真主为至高无上，由此产生了“思考由人，安排由真主”的谚语。而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带有宗教特色的汉语谚语。在着手编写教材阶段，我们应以“兴趣”和“频率”作为教材编写原则，在前期需求分解整理好的基础上，着手对教材的体例、生词、语法点、练习和文化内容等各个部分展开细致的整理和安排。其次，根据需求分解，配合合适的教学法，对教材的编写理论展开思考。接着，采用自下而上的教材因素组合。借助表格，从类型、主题、语境、题目、参与者、目的、基调、信息内容和交际规则等方面对教材中的对话部分展开具体的编排。最后，通过上述分析和思考，力求保持教材前期需求分解与教材效果评估一致性。

六、国别化教材评估系统

国别化教材评估系统的核心在于教材所传递的交际能力。评估教材的优劣与否，我们试图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1）进行交际能力与教材参数定量分析，比如内容、交际单位、类型、数量、熟练程度等。（2）交际能力与材料兴趣度相关性分析。在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2009年对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及5批汉语志愿者教师及海外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显示，老师和学生的需求呈现相当的一致性，共同需求集中在以下三点：A．有趣：无论是知识性的内容还是练习方式，都希望能够有趣。B．实用：内容要实用，要有教辅配套。C．可理解输入：列出生词、有详细的甚至是母语的解释；课文生词练习简单易懂。（3）交际能力与兴趣保持手段相关性分析，教材中是否采用了生动活泼的编写方式，是否有贴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介绍相关的兴趣保持手段。（4）交际能力与教学法采用相关性分析，针对不同的学习目的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其教材编写时的交际能力的适宜调整分析。（5）交际能力使用与非国别教材效果的相关性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会对所使用的语言交际能力产生影响，编写时有无忽视国别性的教材与学习者获取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分析。（6）交际能力与三大系统比较：有无采用、共历时、作教材与作大纲不同应用策略分析。（7）智能化基本教材评估辅助系统，如各因素的权重分配、计算和组合。开发出来的智能教材评估系统主要手段是教学后的效果，它包括课堂考试和实际交流表演成绩。

总而言之，汉语教材不能只有通用版本。要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交际目的需要；遵循“兴趣”与“频率”编写原则；以效果为基础，体现国别和目的差异；体现言语能力及非言语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学生在不同场合具有喜、笑、怒、骂以及唱、念、作、打的表演能力。

参考文献

吴世雄：《认知心理学的记忆原理对汉字教学的启迪》，《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赵永新：《对外语言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郑通涛：厦门大学教授，博士，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学院院长，孔子学院总部南方基地主任，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对外汉语、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网络教育等。

[2]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2版），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3页。

[3]靳玉乐：《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4]威尔金斯：Notional Syllabus（《意念大纲》），Oxford，1976．

[5]Goffman，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1959．

[6]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306页。

[7]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授纲要》，李其龙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81～82页。

[8]邓恩明：《编写对外汉语教材的心理学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