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写作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应用写作的产生和发展

应用写作是写作学的一个庞大的家族，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应用写作是写作学的鼻祖，其他类型的写作比起应用写作是晚之又晚了。

应用文的起源至迟可以追溯到殷商社会晚期，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可以说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也就有了应用文的使用。像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周时期的钟鼎文，《周易》中的卦、爻辞等，都是应用文的原始形态。所以，如果说，神话是中国文学的“祖先”，那么甲骨文则是应用文的“祖先”了。

随着文字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应用文也逐渐地发展并丰富起来。奴隶社会是应用文的萌芽期，像先秦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写作专集，其中收录了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书，对我国的公文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标志着公文写作初具规模。《论语》20篇是我国第一部私人的学术文集，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秦、汉两代是应用文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了国家机关的文书制度，如嬴政将“令”改为“诏”。汉承秦制，把皇帝对臣下的文书定为制、诏、刺、策四种。臣对君的文书定为章、奏、表、议四种。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应用文继续发展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刘勰对各种应用文的起源、演变、写作特点作了概括和阐发，对应用文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

文章起源于应用，最早的文章是为实用而写的。以我国商周和秦汉时期为例，文章的实用性非常明显。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商周时代的钟鼎、铭文，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这些刻在龟甲和钟鼎上的文字，是国家的治国之道、行政纲领、信仰教条，是国家管理的大典。这正如我国早期的古籍《周易·系辞下》所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契是一种社会契约，可以说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法规，也便是应用文）。所以说，从有了文字开始也便有了应用文的写作，应用文的实用性的特点也便伴之而生。一直到两汉时代，除了诗和赋以外，还没有专门供欣赏的文学作品，那时人们的审美意识都反映在实用上，有用就是美。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晁错的《论贵粟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都是给皇帝的奏折，都是应用文。这些应用文，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李斯的《谏逐客书》，才使秦王重用客卿，完成了秦的统一大业；正是晁错的《论贵粟书》，才使汉文帝重农抑商，达到了“文景之治”；正是诸葛亮的《出师表》，才促使后主刘禅决心北伐，振兴蜀汉，以图中原。这些历史功绩，都是通过应用文而实现。可以说，在某些关键时刻，一篇应用文可以扭转一个时代的方向，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

到了民国时期，应用文就有了较新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个公文程式条例，专门规定了公文名称和使用范围，废除了几千年封建王朝使用的制、诏、诰、刺、题、奏、表、笺等名目，表现了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也是公文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公文程式又作了一些新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规定公文的写作要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建立自己的机关开始，就相应地有了自己的公文。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为以后文书工作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个革命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健全工作，规定了一些公文文体，制定了公文处理办法，在文字上提倡白话文，要求工农化，通俗易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对公文作过几次重大的修改规定。1981年国务院规定10类15种公文；1993年国务院规定12类13种公文；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12类14种公文；2012年《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办发〔2012〕14号）规定的公文种类共15种。

我国对应用写作的研究，是随着应用写作的实践的发展，应用文体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步发展完善的。根据有关资料反映，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应用文体只有30多种，到80年代末发展到90多种。现在，应用文体已达270余种。这种发展说明，新的应用文体适应时代的需要不断诞生，如设计说明书、专利说明书、可行性报告、经济预测报告、述职报告、招标投标书、辞退文书等。另一种情况是旧文体的裂变，如保证书、挑战书、大批判稿、讲用稿等已丧失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合同、评论、演讲稿等。过去受冷遇的合同书、遗嘱、辩护词又重新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