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及其研究的历史沿革

二、修辞学及其研究的历史沿革

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它在西方发展得比较繁盛。

古代西方人就十分重视修辞研究。古希腊人的修辞学叫修辞术，指的是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词句的修辞。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对后代影响极大，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还闪烁着动人的思想光辉，影响着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

其实我国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一些关于修辞、风格方面的零星片段的言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们，在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方面都下过一番工夫。如：庄子很重视寓言（引证神话式的幻想故事来阐发事理）、重言（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以增强说服力）等修辞手段的使用。上古时期的《爻辞》写道：

贲如，蹯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其中的“贲”（音“必”）为装饰华美的样子；“蹯”（音“凡”），本指兽足横行，这里指马蹄声。这就是运用了摹状的修辞手法，描写抢亲者在途中的情景，人和马都装饰得很华美，马蹄声不住地响着，白马高高地昂着头——他们自称不是去抢亲，而是为了婚姻。两汉时期的学者曾热烈地讨论过《诗经》最基本的修辞手法，即赋、比、兴（比：比喻、比拟；赋：平实地铺叙事实；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例如《关雎》《蒹葭》等篇目。当代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和陕北地区的信天游，也都是以比、兴手法来传情达意的。如信天游词：

羊肉半斤粉半斤，先交义气后交心。

大陆畔上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好。

（这两句从修辞手法上说都既是“比喻”又以“起兴”开头。）

再来看西北花儿词：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英雄不过的宋江；

为人不在个吃穿上，只说个心好义长。

（首句是“起兴”兼“暗喻”手法。）

青枝绿叶的唐汪川，杏花儿遮严着哩；

坐在尕妹的身跟前，好比是过年着哩。

（此句是“摹状”与“比喻”手法的有机融合。）

尕妹是牡丹岩石上长，阿哥是虚空的凤凰；

千戏万戏戏不上，撞死在牡丹树上。

（“暗喻”和“夸张”的结合运用。）

其实，不仅是赋、比、兴，汉朝时期的许多民歌，还大量地使用了双关、夸张等等其他修辞手法，有一首叫做《城中谣》的民歌唱道：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首民歌曾经在西汉的京城流行过，他用极端夸张的手法，讽刺了当时四方都市模仿京城的装饰打扮，说京城长安人喜欢高髻，四方的人就把高髻梳到一尺高；京城长安人喜欢画得很阔的眉毛，四方的人就把眉毛画得几乎要占到半个额头；京城长安人喜欢大袖子，四方的人就用整匹的绸料作袖子。我们一看便知，这显然是在夸饰，用以说明一切不良的社会风气都是受到荒淫腐化的统治者的影响而形成的。

魏晋以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专论和专著，有代表性的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任昉的《文章缘起》，（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陈骙的《文则》（一般认为是第一部汉语修辞学的专著）。另外，（元）王均的《修辞鉴衡》、（明）高琦的《文章一贯》、（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刘熙载的《艺概·文概》、薛福成的《论文集要》等，这些著作虽不是专讲修辞的，但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大量的修辞问题。除此之外，历代的诗话、词话、文论中也有不少修辞方面的论述。

除了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里，作家们的修辞实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双关用法可谓耳熟能详，其实，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自古就有，而第一个繁茂期应当说是六朝的乐府民歌。例如：

衔碑（谐悲）不得语，夜夜得莲（谐怜）子，昼夜常悬丝（谐思），藕（谐偶）异心无异。

——郭茂倩《乐府诗集》

明朝时期，嘉靖皇帝被世人讽为“家净”，崇祯被人们说成“重征”，其实就是“谐音双关”在当时民间口语中的具体运用。在清朝，有两首在南方流行很广的民歌：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为花。

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这首民歌采用很直白比喻来表露真情，文风泼辣，语感鲜明。而另一首因其采用了“双关”辞格来表达，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含蓄委婉。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

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

这里的“真丝”实为“真思”，是典型的语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

现实生活中，双关的修辞手法可谓无所不在，应用极广，例如：某单位一把手乃“小国之君”，但是任用干部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人们故意问答：“为什么那个‘不倒翁’始终吃香呢？”“人家有见面礼——‘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溜须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这段文字看似简单，但其讽刺意味浓郁，语言简洁又不失谐趣，其婉曲手法的功能发挥极其准确到位。

总的说起来修辞学又是一门年青的学科。从古代到今天它早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全新面貌。

80年前，法国人巴意就提出建立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大大开拓了修辞学的疆界。现代语言学中，出现了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等新的分支，也大大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我国早就有了修辞学的研究，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出现了一批修辞学专著。如马叔伦的《修辞九论》、黎锦熙的《修辞比兴篇》、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等。修辞学已从文学批评的范围解脱出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的修辞学研究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模仿西方修辞学为主，以唐钺为代表，其《修辞格》（1925年）模仿了讷斯菲的《高级英文作文法》。

一种是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以郑奠为代表，其《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辑录了大量的古代资料。这一期间的修辞学专著，有专门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还有专门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如：汪震的《国语修辞学》（1935年）。当今大多数修辞学著作是将古今修辞现象融为一体进行分析。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修辞学体系，把汉语修辞学研究从修辞格这一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放置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所以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有新意的修辞学著作，如：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著作注意联系实际，解决实际语言问题，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当然，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修辞学的研究现状不满，力求寻找新的方法，创造新的体系，开拓新的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修辞学的专门刊物，只有《修辞学习》这一种，全国从事修辞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也相对较少，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